對中日關係若干問題的思考

在中日關係問題上，中國大陸理論界最近出現一些主張向前看的新思維論著，其中如《對日關係新思維》一文就引人囑目。

《新思維》一文在審視和論述中日關係的許多方面有獨到之處，但其中有些觀點也引起較大爭論。諸如，中國應該擁有戰勝國氣魄，不該對日本進行過度的追究，戰爭已經過去六十年了，日本謝罪問題已經解決。中國對日本所給予的經濟援助的誠意，應給予正面評價。

又如，中國應該尊重日本重新作為軍事及政治強國的權利，沒有必要對日本復興抱恐懼心理。中國要阻止日本重建軍事力量，既不切合實際，不合時宜，也非理性等等。

應該承認，面對世界政治格局新變化和中國歷史新使命，《新思維》作者指出中國需要站在國家戰略利益高度，著眼全局利益和長遠未來，不囿於一時一事得失，讓中日關係突破瓶頸，走出新天地的這一思路，有其值得注意地方。

任何兩國關係的存在和發展，離不開國家的根本利益同平等互利這一基礎。而中日關係相對於中國同其它國家關係，還有地緣政治和歷史的特殊因素不容忽視。

進入九十年度以來，日本也存在如何面對一個擁有強大政治資源和經濟實力不斷上升的中國。尤其當中國在對美對俄對歐盟的外交活動取得全面進展，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的情況下。前不久，由前首相橋本龍太郎率領的前防衛廳和總參謀部會議重要官員和十名現役校級軍官訪問團訪華。在訪問中就不無感觸地對記者說：在北京，世界各國首腦進行頻繁而活躍的交流中，日中交流顯得冷淡與不足，因此必須拆除阻礙日中首腦交流的「璧壘」。

中日關係走出現在框框，用新思維打通新路子，在戰略高度建立起友好睦鄰關係，符合中日兩國根本利益。這也為什麼有許多有識見的政治家正為此而不懈努力。

中日兩國作為亞洲大國和國際社會重要成員，發展什麼樣的雙邊關係並帶向未來，它的影響不止於中日兩國，也包括本地區；不止於當前，也包括子孫後代能否和平共處！

中日兩國有智慧政治家都明確無誤肯定，中日關係是中美、日美之外兩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一個睦鄰友好的中日關係，對中日兩國的經濟發展和亞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具有重大意義。日本方面就有些政治家不斷表達了發展「亞洲中的日中關係」和「世界中的日中關係」這樣的強烈願望。一些大陸學者對此也有不少評述，諸如：

一、可以把互利互補的經濟關係推向新階段。相對於資源缺乏、國內市場狹窄的日本，中國擁有日本所缺的遼闊地域，豐富資源，勞動成本低，最廣大，也最具潛力市場，同時也是世界製造業中心的優勢。而日本雄厚的資本，先進生產能力以及企業管理經驗，則是中國經濟發展所需。

中國是日本第二大貿易夥伴，雙方貿易總額年突破千億美元。越來越多日本商人和企業前往中國，離不開中國這個大市場和資源產品，中國也需要日本的資金和技術的支持。

二、中日兩國最為關心問題是安全問題。中日兩國都有一個周邊安全環境和本地區和平穩定的共同利益問題。經濟互動的快速，而政治的和政府間近年的疏離和冷淡的這一怪圈出現，某種程度反映中日關係在政治上死結末完全解開。

有一論文提出了一組有趣的數字值得注意，不久前《讀賣新聞》關於中日關係的問卷調查顯示：日本國民認為中國可以信賴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七。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問卷調查顯示：中國人對日本「感到親切」的，僅有百分之五點九，而做出否定回答的，高達百分之四十三點三。

中日兩國民眾互不喜歡，進而互不信任。所以有的學者就指出，如僅靠經濟往來作為支持中日關係的基礎，不但不穩固，當然也沒有安全感可言。化對抗為互信，讓中日兩國接近，用新思維走出僵局，是中國政府營建一個相對穩定周邊環境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三、日本在未能成為政治大國之前，必須借助美國的雙邊安保體制和唯美國馬首是瞻。它也深感現有的日中關係難以讓中國認可和支持其獲得政治大國地位。所以日本出於它的政治、經濟和安全上需要，一直在尋求進一步發展同中國的交流與合作，尤其是政治和安全領域的關係，如中國在日本成為政治大國，如獲得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問題上，能滿足其願望，有助兩國關係的新發展。

如何增進中日政治互信，打破經熱政冷僵局，《新思維》和其它的作者提出了他們的一些思考和建議，儘管許多觀點不切合實際，也無法贊同，因而也不可行。為了便於討論，仍試將其中一些論點做如下慨述：

一、妨礙中日關係的歷史認識等四個問題應該解決，但不可能設想在全部問題解決了之後，才去改善推進中日關係。相反兩國雙邊關係應該在國際大氣候變得有利中國發展環境下，不失時機抓緊展開。在不斷解決，不斷推進過程中不斷改善，只有突破瓶頸，才有中日關係發展新天地。

持這一論點的學者提出，有的問題，在政府間已有基本認識基礎上，可以暫時擱置，暫停爭論。如歷史認識問題，只要日本不走回頭路，不再挑動事端，可以留在以後一些時間再解決，不必因而成為發展兩國關係重要障礙。反而必須警惕日本一些右翼團體，多年來正利用歷史問題製造矛盾，破壞兩國關係走近，並且氣焰愈來愈囂張的動態。

二、中日關係的改善應該平等互利以友好睦鄰為基礎。時至今日，出現妨礙中日關係的四個重要問題，只要日本政府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向好的方面變化，表達一定和解願望，中國方面也應本著向前看態度給予理解和善意回應。

諸如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日相小泉三月在談到建設國立追悼設施代替靖國神社時，首次明確表示：「盡最大努力，爭取能夠建成」。類似的一些問題，何妨給時間聽其言觀其行。

三、日本希望中國支持其獲得政治大國地位的要求由來已久，如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有的論者就主張中國如果在適當時機，以實質行動予以支持，並主動邀請日本以大國身份參與本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安全方面的合作與協調，既有利日本改變單方面依賴美國，也有利東北亞地區的穩定和繁榮。

又如建言，中國政府在對待日本軍力擴充及其使命某些改變上，只要日本嚴格遵守和平憲法，在軍事科學發展迅速的今天，日本合理而適度地更新軍事設備，中國可以不把它同蓄意復活軍國主義等量齊觀加以譴責。當然在日本是否走軍國主義老路這一點上，曾身受其害的中國應該保持警惕，採取內緊外松政策 。

人們注意到胡錦濤不久前關於對日關係應有新思考的提出。日本外相川口順子上月訪問北京，再次表達日方願意全力推動重要的日中關係發展的願望。中日關係合作則雙利，對抗則雙輸已是不言而喻。

就中國方面來講，從國家根本利益出發，站在戰略高度，高瞻遠囑地大力爭取改善對日關係，也是中國「與鄰為善」「與鄰為伴」的睦鄰政策所追求目的。

但必須指出，影響中日關係的歷史認識問題、日美安保體製作用與對像問題、台灣問題和領土問題等等，都是日本方面挑動和惡化的，責任在於日方。

如日本對中國侵略是事實，日本至今沒有向中國正式謝罪也是事實，日本現在為六十年前的南京大屠殺、三光滅絕政策、細菌戰等等戰爭罪行翻案大有人在，也是事實。

《新思維》一文中，關於日本謝罪問題已解決的這一結論難以苟同，更不存在中國不該對日本進行過度追究的「過度」問題。《新思維》強調要尊重日本國民感情，但日本首相小泉和日本內閣成員，卻不顧中國人民感情，多次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再如日本經濟援華問題。日本從來就把它同「防範」中國掛鉤。日本對華低息貸款的規定，就包括是否用於軍事目的，是否加劇國際糾紛，是否用於武器研究和軍火貿易，以及民主化進程等等內容。日本也曾出於政治目的和配合美國對中國的遏制而凍結，拖延對華貸款，甚至要求中國削減國防開支，干預中國國防政策。

《新思維》文中提及的，把日本對華經濟貸款視為日本對侵略歷史的一種謝罪誠意，難免予人過於牽強印象。中國對日本的經濟貸款應當感謝，但絕不會讚賞「牽制」和「干預」的政治目的。

中國和日本有過一段不幸歷史，深深傷害了中國人感情。但兩國是鄰居，有共同利害關係，中國不願再有類似不幸歷史出現，也不希望和日本對抗，而是希望有一個符合中日雙方利益的友好睦鄰關係。

中國為了建設自己國家要做的事很多，中國不會也絕無要求想去威脅和侵略別的國家，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世所公認。

中日兩國關係經歷了曲折和和風波，更令人難以忘卻的是侵略和反侵略的腥風血雨年代。百年來歷史是日本威脅、欺負、侵略中國。而中國今天強大了，要的是一個友好睦鄰的中日關係，中國不會威脅日本，更不會為討還歷史公道採取以牙還牙。

雖然中國可以將某一個一時不能完全解決的問題暫時擱置，如釣魚島。但日本必須有誠意，願意真心和鄰國和平共處，徹底放棄走軍國主義老路的決心，而且不是在言論上，而是必須在政策行動上有所證實之前。

中國的確需要一個穩固的中日友好合作關係，但絕不可能是「委曲求全」，也很難想像在近日由日本國會高票通過的《有事法則》之下可以達到。日本是否在實現軍事大國過程，同時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在美日聯手矛頭指向中國，染指台灣這些問題上，中國不能不高度警惕！

國力日益強大的中國，應該把握時機，爭取中日關係新發展。但中國不能離開美日聯盟針對中國的現實，不能忘記百年來日本對中國的吞併野心，和時到今天仍對中國虎視眈眈。

必須清醒看到，日本的胃口很大！經濟大國、軍事大國、政治大國，日本不會僅僅滿足於做一個亞洲大國。連超強獨霸的美國，對這個在亞洲的戰略夥伴在利用同時仍存警戒之心，而有百年恩怨，又有現實利益嚴重衝突的中國，怎可掉以輕心，而只知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