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日接近」的一些看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於二○○三年第二期的《戰略與管理》期刊上，發表一篇題為《中日接近與「外交革命」》的論述，其建議性論點引起各方重視。台北《中國時報》五月三十一日刊出政治大學博士生包淳亮的文章：《中日接近論值得關注》，除介紹時文論述的重點，也提出他自己的分析觀點；同報次日接著刊出台灣清華大學副教授顏建發的文章：《中日接近是策略調整》，該文間接指出，「中日接近」困難很多，台灣（當局）似不必憂慮，因為日本應不會上當。

拜讀了時、包、顏三位的高論，可以發現，他們各有立論的根據與考慮，反映出不同的對中、日、台三角的解讀與展望。由於這一三角關係確已存在多年，加以冷戰結束後，華盛頓當局有新的西太平洋戰略佈局與目標，而且「北韓核武」問題近一年裡也被刻意加溫，成為相關各國之間的焦點議題，往後發展充斥變數，因此，中、日、台三角關係也早就出現不同於往昔的演變可能性。現在兩岸論者各抒己見，固然是各說各話，但仍應有助於人們對這整個問題增進理解，或能找出癥結。本文系針對時、包、顏三位所提不同論點的綜合批評，做為參與討論並呼籲兩岸中國人重視這個問題的一個表態。

總的來說，中、日關係從十九世紀七○年代之後，迄至現階段，都還不能被視為是正常的。因此，中、日雙方都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企圖按自己的意願（利益）將之導向正常，但也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想法做法。有意思的是，中、日雙方對對方的想法與做法始終高度注意（提防），所以雙方在不同階段的接觸與交手，都不免抱有以實力相搏的最後（最壞）打算。在這一段歷史上，我們看到的中、日關係，除了全面破裂戰爭廝殺的時間，其它時間也大多是處在準備對著干的狀態。有一個簡單事實，中、日雙方都明白的是，在這一段歷史的前五、六十年裡，日本是強大的進步國家，中國卻是衰弱的落後國家，二者的不平等非常明顯，因此，中國民族的抗日掙扎，就有人將之理解為出於頑愚保守的狹隘民族意識，是不知好歹的抗拒日本要對中國的「提攜」，反寧願付出慘痛的人民、國土被屠殺荼毒的代價，無謂的破壞或延宕了國家的發展進步。

請注意，這一理解，一直是日本也包括西方強權們的主流觀點。在二十世紀的後半世紀裡，他們或礙於尊重禮貌而不便直接表達出來，但在任何機會場合有較深入的相關討論時，他們便會作此類論述。這是日本迄今不向中國道歉的深層理由，也是西方強權不以日本有什麼道歉悔罪必要的理由。它殘酷的表明這一事實，就是先進者有權對落後者幹任何事，而落後者即便獲勝，亦不允許推翻這一定理。所以，日本對中國進行的長達五十年的軍事侵略摧殘，最後雖未成功，但它自認並沒有錯。

筆者認為，不論任何立場的中國人，應該理解到他們的真正想法。但這並不是說中國人可以或應該認同這種道理，更不宜因為期望或爭取日本（對中國）的投資或技術交流，或假設日本可以在中、美之間扮演有利於己的角色，就要用遺忘歷史來換取「中、日接近」。當然，即使中國人自己遺忘了，但日本人不敢相信，仍是白搭。如果是日本人以要中國人遺忘歷史或接受日本的歷史觀點與立場，來交換「中、日接近」，中國人又能如何做，以取信於日本呢？

希望大陸有人能仔細的看與想，這十多年來在台灣發生的由政府部門主導的「歷史遺忘」（去中國化）工程，究竟是怎麼來的？它的目的是什麼？或能警覺到，晚近發生在大陸，由學術界輿論界知名人士連番推出的「新思維」，裡層可能夾藏的意義。

如果中國人不遺忘歷史，或能警覺到，在二○○三年的現今，它正重複著十九世紀甲午戰爭前後的故事。英、美支持與指導下的新興強權日本，一八九四年摧毀掉中國現代化努力的象徵──北洋水師後，全中國陷入五十年的大動亂，現代化步伐不進反退，中國人的民族自尊、自信至今還在康復中；二十世紀九○年代，蘇聯瓦解消亡後，美國為遏制「中國威脅」，再打「日本牌」對付中國。它的手段除了與日本締結軍事同盟強化日本武力，以中國為假想敵，展開戰爭遊戲之外，則是在台灣主導「皇民復辟」，製造「日、台接近」景象，以刺激中國人對日本的新仇舊恨情結，以此確立日、中敵對，可能假手日、中的再衝突浴血，來破壞發展中的中國現代化。

大陸人士中或有識者察覺到此一危機，憂心於日本會重蹈歷史覆轍，竟然再又走上與中國玉石俱焚的悲劇道路，乃未雨綢繆主張加強對日外交，主動遺忘抗戰歷史，達到「中、日接近」，一併解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霸權壓力，與「台灣獨立」兩大困擾問題。這是至少一舉三得的盤算，值得大力鼓吹。但這一想法有可能落實嗎？

首先必須指出，中國人民在抗戰問題上對日本的態度，由於蔣介石、毛澤東二位先生寬大與以德報怨的決定，其實已全無「復仇心理」，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民不遺忘日本侵華歷史的諸多罪惡，是對中、對日都有益的事。於今，一方面美國決意塑造西太平洋日、中敵對的戰略佈局；另方面日本深忌中國壯大後可能改變對日本政策，而要求日本對侵華歷史負責，都成為日本只可能選擇緊抱美國，在現階段的反中戰略上協作配合的理由。這不是中國什麼人主張新階段的「以德報怨」而可能改變的。事實上，蔣、毛二先生對日的以德報怨，剛好是後來日本人精神上的沉重負擔，在其主觀上以及美國的鼓動下，他們亟思去之而後快。因此，最好的結果便是中國永遠不能強大，永遠不要統一。這當然是非跟美國聯手合作才能完成的事業。

其次，無論台灣有些人再怎麼堅決否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或血統，但他們內心深處的悲哀是，日本人、美國人還是把他們當成某一類的中國人看待，他們即使真取得獨立，也還是假獨立，所以他們寧願延續那個因日本戰敗投降而中斷了的皇民化過程，以完成自己的日本人轉化。這種病態心理是二十世紀九○年代期間，台灣呈現的「皇民復辟」運動的驅動力，它也深刻反映出美、日強權對中國問題或台灣問題的用心用力所在，致可以如此的操弄台灣，來給兩岸和平統一製造障礙與麻煩。

所以，認為「中、日接近」可以遏阻「台獨」，只能是一種假想，事實正相反。對日本而言，今後「中、日接近」的重要指標，在於「台灣獨立」或「日、台接近」。希望為中國的重大政策思考的人，也注意到這一層面。

其三，顏建發的論述，文中包含有特殊的「台灣人對日本的瞭解」。茲不論這種「瞭解」的悲哀與羞辱的來歷，但顏文中所表達出的一種日本人不致上中國人的當的篤定，卻是值得時殷弘與包淳亮二位重視的。顏文中有趣的地方，譬如，「中國對周邊國家積極的睦鄰政策以及對台灣屢屢文攻武嚇的侵吞態勢，看在日本人眼裡，豈能高枕無憂？」他也認定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大國，或雖是大國卻尚無「現代化大國的自覺」，這都反映出這位作者對中國抱持的低評估與不信任。作者有這樣的意思，即連他都這麼看，何況日本？這除了表白了他的對日對中在心態與思考上的親疏感，也明確的意味了日本其實是站在要求中國「正視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現實」立場的。日本何以能給顏先生這樣的感覺，應是整個問題的重心。

最後，戰略或外交政策方針的研究與擬定，著眼都是長遠的，因此不能出錯。因為一旦出錯，後果可怕，代價很大。今天之所以出現考慮「外交革命」以求「中、日接近」，基本理由已如前述，應是眾所皆知，故期望中國人民去改變對日本的感覺，其實並無必要也無可能，且在日本人基本上未曾改變其對中國與中國人的感覺之前的基礎上，如中國政府率爾表現出「革命」的樣子，將難免形成跟廣大民意的差距，後果堪慮。這在近百年歷史上已屬數見。而且，最重要的，日本人不會相信，美國也會叫日本人不可以相信。如此，則努力於「外交革命」的人，大有可能落得兩面不討好，反貽人笑柄，就不談誤國的可能了。

問題至此，美國主導的西太平洋反中軸心，美國要求日本擔任前鋒；日本卻意圖使台灣跟大陸及早衝突，將美國拖進中、美對抗，日本得以挾其兩端、左右通吃。台灣的皇民餘孽主流派，邇來所拚的，則不外是為日本的戰略作嫁，但這一日、台勾結已被美國洞悉拆穿，雙方都只好俯首帖耳乖乖買武器繳保護費了。簡言之，美國經營打造的是一個充分聽命的日、台反中前線，且已漸漸完工。而結合美國最近在中國周邊的動作來看，新冷戰應已展開，中國不宜過於被美國推在前台的副角小丑所惑。

在日本尚未鐵下心思決意充當美國反中的馬前卒，跟中國玩兩敗遊戲之前，中國應先做的是強化對台工作，讓台灣各界明白他們在美、日的對中國戰略裡，是什麼樣的角色，有多危險與不值得；同時，應更深入務實的掌握日、台之間明與暗的勾連，解讀日本的卑劣圖謀，以及有效監控日本早有豐富經驗的對中國人的收買利用管道。

中國政府保護與珍愛中國民族主義是其不可脫卸的責任，必須清醒的防衛今後不同形式與面貌的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扭曲與毒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