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胡錦濤藉參加G8之便,在法國小鎮艾維昂與小布希舉行了一次短暫的會晤,這是胡錦濤接掌中共國家主席以來,第一次與布希的晤談,會面時間雖然不長,但有些涵意也頗值得推敲。
一 胡錦濤布希會談的重點
這次會晤所觸及的問題主要是北韓、反恐及台灣議題,其中美國所最為關切的當然是北韓問題。中共替北韓傳達了仍然期待與美國直接對話的意願,美國則向中共表示希望運用其對北韓的影響力,促成北韓問題的多邊解決。顯然雙方都只表達了願望,並無具體的結論。在反恐議題上,由於9.11以來雙方配合得不錯,侵伊事件上,中共在聯合國中也採取「絕不當頭」的低調反對策略,所以雙方並無太大的歧見。
倒是台灣議題上,布希給足胡錦濤面子,再一次重申在一中政策下,「不支持台灣獨立」,並設定「條件」,謂只有在「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此一範疇內,如果有必要,我們會協助台灣防衛自己」。如果我們拿此說法與布希就任前後的言談相比,諸如「全力協防台灣」、「盡其所能協助台灣自衛」,顯然有清楚的倒退。非僅在台灣問題上重申了中共樂聽的話語,布希還對胡錦濤處理SARS疫情的明快作為,大加讚賞,令胡錦濤頗為受用。
細加分析,布希此舉其實用意良深。一來是在國際事務上,無論前述的反恐、北韓,還是亞洲區域議題、雙邊經貿關係,乃至於武器擴散等議題上,中共的合作對美國還是至關重要。二來是和平演變中共是美國最高的期待。胡錦濤的新班子上來之後,進行政治改革的說法與各方期待甚囂塵上,恰好SARS疫情爆發,為平息國內外批評,胡溫二人革掉了一批官員,還可能趁勢推動進一步改革,美國自然樂觀其成,布希之言不過就是希望加快此一進程。三來胡錦濤執政才開始,根基尚未鞏固,胡氏上來之後,外界一直揣測其與江澤民的關係是否水乳交融,對改革看法是否一致,多少都在胡江關係可能的矛盾上作文章,布希此舉似乎適時的給予胡錦濤一些支持,也是嘗試與胡建立私人友誼。
二 胡錦濤的外交取向
胡錦濤對布希的示好會有什麼樣的領會與反應呢?他的外交政策是否是「江規胡隨」呢?
胡錦濤剛剛接班,國際情勢變化不大,國內除了SARS疫情對官僚體系、經濟發展的影響還有待精算之外,其他並無變化,因此,期待胡錦濤在外交政策上立即有大幅改變顯然不符實際。不過雖然如此,在延續政策的主軸上,調整空間還是有的。
中共的外交面向甚廣,但是美國還是其主要的著重點。做好對美外交,對其安全、經濟、區域影響力、解決台灣問題,乃至於內部穩定等,都有莫大的好處。這就是為什麼即便中共對美國藉反恐為名,攻打阿富汗,趁機將勢力深入中亞一事耿耿於懷,對美國跳過聯合國,一意孤行進兵伊拉克也十分不以為然,但都隱忍不發。但是這並不表示中共面對此一情勢毫無反應。
中共對美國聯合日、韓、澳、紐、菲等盟國,現今又強化其與印度、中亞國家關係,考慮拉攏東協,創議成立「亞洲北約」,圍堵中共之企圖瞭然於心,反制之道除各個突破之外,就是提升中共在國際事務中的參與度,加大自身的外交抗壓與運作能力。
胡錦濤這次行色匆匆的歐亞之行,就是此一政策的充分表現。胡錦濤出席俄國聖彼得堡建城三百年紀念,既是加強中共與俄國的關係,也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第三屆峰會,加強其與中亞國家的關係。回程訪問哈薩克也是此一目的。至於到法國出席G8會議,則是中共首次創舉,但這並不表示中共擬加入「富人俱樂部」,因為這次G8會議有不少開發中國家,如印度、埃及、奈及利亞等,應邀參加,但在諸多開發中國家的領袖中,唯胡錦濤最受重視,儼然第三世界龍頭,此一地位之自然形成自是與中共實力有關,而展現實力,也就可以增加與美國打交道的外交籌碼。
中共為了突破美國對其之包圍,致力於改善與東協國家之關係,除早已推出的中共與東協「十加一」的自由貿易計畫,對於與若干東協國家間的南海主權衝突降溫外,最近中共與俄國、印度都向東協表示,願意與東協簽署「友好合作條約」,這個條約真正的內涵就是互不侵犯。上述三個國家之所以有此表態,主要是防堵美國藉反恐之名,擴大其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如果在地緣政治上較為偏僻的俄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並不密切的印度,都十分在意美國在此區的擴充,中共當然就更為敏感。中共一定要改善並強化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防止美國這種「既圍又合」的政策,朝向圍重合輕的方向傾斜。
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也是胡錦濤領導下的中共,今後對美外交的重點,因為與美國一對一的交涉,中共現有實力遠遠不足,只有藉助國際組織的多邊外交機制,中共才能聯合其他國家與美較量。中共面對美國要求各國內部「民主化」的外交政策,反制之道就是訴求國際社會也要「民主化」,多數治理,不能由一個大國說了算。這雖然明顯是衝著美國的「單邊主義」而來,但是因為包裝得好,再加上其他大國的唱合,美國也奈何不得。
三 布希政府的全球觀
從小布希剛上台的言談架勢看來,他已鎖定中共為潛在敵人。布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對國際關係的看法受保守右翼的影響既深且鉅。其政府中的主要成員,諸如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斐都是保守派的巨擘。不過傳統的保守派還不夠看,美國最危險的保守派是所謂「新保派」,以國防部副部長伍弗維茲為首,其他還有前國防諮詢會主席裴爾,今年六月一日才走馬上任擔任錢尼國家安全副顧問的弗萊堡,其中弗萊堡更是布希政府中第一個中國通。其他分散在政府與智庫的「新保派」還有二十餘人,他們都視中共為美國頭號競爭對手。
這批「新保派」的大將,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影響力卻十分深遠,布希對他們言聽計從。今年二月他在華盛頓企業研究所講話中完全不掩飾對「新保派」的情有獨鍾。他對在場的「新保派」記者、政治思想家、政策制定人和分析家說,「你們是我們國家中最傑出的大腦。而我的政府僱用了二十個像你們一樣的人。」
「新保派」信奉「斯特勞斯主義」,這是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斯特勞斯(Strauss)所創,他是猶太裔,一九三八年移居美國,在芝大執教二十五年,一九七三年才去世。斯特勞斯研究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但他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民主派,而是權力派,相信自然權利,人性本惡,正義和非正義有一個永恆的尺度。他認為當權者對公民的欺騙至關重要,因為公民需要領導,需要強有力的統治者告訴他們什麼是善,因此強者統治弱者天經地義。他認為政治秩序只有在面臨外部威脅時才能聯合起來,才能保持穩定,換言之,無敵國外患者恆亡。因此,如果沒有外部威脅,就必須製造一個。斯特勞斯認為國家只有不斷鬥爭才能生存,和平導致頹廢,所以斯特勞斯主義者信奉永久的戰爭,而不是永久的和平。這些觀點自然導致侵略和好戰的外交政策。
布希上台時,「邪惡帝國」的蘇聯已經崩解,美國雖然世界無敵,但反而更充滿焦慮,這正是上述理論所導致。所以布希宣稱伊拉克、伊朗、北韓是「邪惡軸心」,聊作填補,但美國鎖定想塑造的潛在敵人卻是中共,這可以從布希在當選前後對華的諸多言談中得到印證。只是9.11改變了此一情勢,使布希政府必須立即因應對美國本土所構成的威脅。在布希內閣中「新保派」的影響下,傳統保守派將焦點轉移到「反恐」,將視線移往亞西、中亞與中東。但是當錢尼、倫斯斐這些傳統保守派還懼於國際輿論,對是否採取戰爭手段心懷猶豫時,伍弗維茲堅持訴諸戰爭,並主張採取漸進威懾(Graduated Deterrence)策略,使用靈巧、精確制導炸彈的有限小規模戰爭解決。伍弗維茲的主張出自芝加哥大學數學家和核戰略學家沃爾斯蒂特(A. Wohlstetter)的理論,而此人也是斯特勞斯主義者。中共因此得以稍喘一口氣。
瞭解「新保派」的思想背景,對美國在阿富汗及伊拉克的好戰行為也就可以理解。加拿大一位研究斯特勞斯的政治學教授薩迪雅說得好,小布希政府訴諸於理想主義的言辭為自己的反恐戰爭辯護,這與斯特勞斯關於精英欺騙公民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布希政府是想假借自由主義和民主為名征服世界。
四 布希政府對華政策的走向
美國研究「新保派」的政治評論家吉姆.盧伯認為,雖然「新保派」目前的焦點與興趣多放在中東地區,但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國看作是對美國在亞洲霸權地位的長期威脅,贊成在中國可能變得更強大之前就與之對抗。最近「新保派」在對華政策上推動美國在世界衛生組織大會首次聯署支持台灣以「觀察員」地位加入該組織;國防部把中國描繪成美國和印度共同面臨的最大威脅,希望加強美印軍事聯繫,使印度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一環;美國以反恐為名強化其與菲律賓、新加坡、印尼等東協國家關係,都源出於上述政策考慮。盧伯更以為弗萊堡的加入布希團隊,對美中關係來說不是一個好的徵兆。
不過就政策的優先順序考量而言,由於美國當前在反恐、伊拉克善後、北韓核武的解決、武器擴散等議題上還需要中共的合作,加以國內企業界施壓不容中美關係惡化,所以一時之間「新保派」要將主力放到中國還不容易,弗萊堡也聲稱他贊成目前美國對中共的「圍合政策」。雖然弗萊堡的對中政策傾向仍然「圍」重於「合」,但受限於當前政策約束,要有所施展還需要等待恰當時機。
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所以胡布艾維昂會晤中,布希對胡錦濤的身段會如此柔軟。雖然,本質上而言,布希在艾維昂對華政策的談話與美國一貫的對華政策並無出入,「不支持台灣獨立」的說法也向江澤民承諾過,看似老調新談,但美國不是一貫如此嗎?美國對華談話重點的挪移,不正是解讀美國天平傾向的一貫指標嗎?
外交政策一般取決於幾項因素,那就是國家利益、國際情勢、國家實力、領導人的解讀能力、意識型態與政策執行力。在這個領域想要心想事成很困難,政策必須隨著各項因素的變動而調整。就目前看來,布希對中共已經改變初上台時的強力對抗政策,改採既圍堵又交往的兩手策略。因此願意與中共作相當程度的修好,爭取中共在國際事務上的支持,而台灣問題就成了美國交好中共最惠而不費的籌碼。但這很顯然的只是戰術的調整,而非戰略的修正,在反恐等議題告一段落之後,中共還是無可逃遁的,美國想對抗打壓的潛在敵人,除非美國出現不同的領導人,「新保派」就此銷聲匿跡。
五 台灣的空間與前途
陳水扁政府對於胡布艾維昂之會的結果顯然相當忐忑,但也可能自我安慰的認為,這只是美國在當前利益考量下的權宜之計,無足為慮。雖然美國對中共態度的調整確實是戰術而非戰略,但台灣也不能心存幻想。
台灣必須看清的是,如果無論情勢如何變,美國政策如何變,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上都是「對手」而非「夥伴」,只是隨美國需要而調整其「圍堵」或「合作」的比重,這種推演如果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台灣的宿命也好不到哪裡去。台灣在美國對中國的戰略上,都被當成是顆對抗中共的棋子,棋子擺在哪個位子,甚或要或不要這顆棋子,其實都視棋局的需要而定。
艾維昂會議之前中共就透露,胡布會中方一定會提台灣問題,並將強硬突出一中原則。會中布希「在一中政策下不支持台灣獨立」的說法,會後白宮官員主動策動記者詢問台灣問題的作為,可以證明美國已經收到中共的訊息,軟化了其前此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此一戰術會持續多久,要看反恐等議題是否能在短期解決,目前看來情勢對美顯然並不那麼樂觀。
因為選戰考量,受到基本教義派的強大壓力,再加上時不我與的焦慮,陳水扁政府最近在影響兩岸關係的施政作為上十分躁切,諸如在SARS疫情上對中共的調侃、批評、指責,藉SRS疫情切斷兩岸民間交流,炒作加入世衛組織,拒收大陸防疫物資,預設陷阱打擊親民黨立委高明見,種種作為令人歎為觀止。即將推出加注「台灣」之護照,也是在考驗美國與中共的耐受力。但最引人注意的還是推動在明年大選時,一併舉行「參與世衛組織」與「核四」兩項於法無據的諮詢性公投。上述所有措施目的無他,都指向「反中」、「仇中」,惡化兩岸關係,因為這是達成台灣獨立的先決條件。
由於以往的經驗,在大選迫近之時,中共的任何反應都只能為台獨及民進黨加分,所以這一次北京學乖了,運作對像轉向美國。據說中共最近向美方表達,任何型式的公投都非中共所能接受,因為即便是有關公共政策的「公投」(實為復決),也不排出經由創例,而逐步走向有關主權問題的真正公投,因此必須防微杜漸。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已經在六月二十日拜會陳水扁,清楚告知陳水扁,美國反對台灣進行任何議題的公民投票,同時將此一立場知會了陸委會。立法院長王金平訪美時,據傳美方亦將表達此一立場。
對於陳水扁而言,目前在公投議題上的處境確實內外交迫。接受包道格表達的立場吧,坐實了美國兒皇帝的地位;不接受公投,基本教義派的壓力難除。不過看來在此一議題上陳水扁即便堅持,最後也一定會失守。因為中美雙方領導人在今年還有三次碰頭的機會,那就是聯合國大會、APEC非正式領袖高峰會、錢尼九月的大陸之行,陳水扁如果在此議題上不退讓,屆時美方一定會承受到中共一波波的壓力,這些壓力最後都會匯總到陳水扁的身上。美國反對舉行公投,陳水扁能操作「反美」議題或情緒嗎?為陳水扁借箸代籌,趁早放棄在選戰中打這一張牌的如意算盤。
無論國內政治或國際政治,實力都是不可忽視的因素。身為超級強權,美國也無法獨治天下,所以在某些問題上需要與中共妥協。做為地區強國,中國在國際政治上能動員的籌碼也有一定極限,所以也需要在非核心利益議題上,對美國做些讓步。政治,無分國內或國際,都是「給」與「取」的藝術。陳水扁在內部政治上炒作族群黑金等議題,執意贏者全拿,已經嘗盡苦頭;若也想在兩岸與國際政治上如法炮製,只怕更會鼻青眼腫。台灣想要走出中國,即便訴諸戰爭,也絕不可能成功,只是害苦了人民。天天把「愛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掛在口上的政客,幾時才能從他們的「春秋大夢」中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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