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政府的國家發展戰略

中國政權在經過了「中共十六大」、「人大」及「政協」等重大政治會議之後，以胡錦濤為核心的「新」政府基本上已大致底定。一方面在可預期的體制運行之下，並沒有激烈的權力鬥爭，也沒有政局動盪的情形；另一方面也呈現出乎一般預料之外的世代交替，而且這個交替的幅度幾乎可以比美「西方民主體制」的政黨輪替。雖然我們無意美化這種政治世代的交替，但毫無疑義地，就在「抗SARS」的這一個事件上來看，這個新政府確實也十足展現出其執政的活力。然而，對政情的觀察不能用單一事件做推測或判斷，似乎應該以更廣、更遠的眼光來瞭解，可能會比較準確。顯然地，政權能夠順利交接，世代能夠圓滿交替，這其中必有某種共同的價值和理想貫穿於國家的領導階級之中，而這個價值應該就是中國未來國家發展的理想；這個共同的理想不僅在於開創新局，而且還要兼具對過去國家建設的傳承（這是台灣的「民主體制」無法做到的，新政府只會極盡所能地否定過去）。這樣一來，舊領導們期待著新政府的有所作為；新政府也會以感恩的心及積極的態度有效運用舊成果、面對舊問題、迎戰新問題。所以，可預期的，中國的國家發展將會在秉持「三個代表」的路線上，挾其過去的建設成果，發揮政府的行政力，開創新局。

由歷史觀之，中共國家發展戰略的制定，除了受領導人的世界觀影響之外，基本上也是依據當時所處的主客觀情勢來決定其方針。毛澤東執政時期，中國的國力事實上已積弱百年之久，根本無法掌握國際遊戲規則的主控權，一旦落入西方所定的國際遊戲規則，必將「積弱難返」，就如勞動階級陷入資本主義遊戲規則內一樣，除非付出「革命」的慘痛代價，否則根本無法擺脫被支配的命運。所以，根據當時的主客觀形勢，毛澤東不能不採取守勢，主要是必須確保中國的安全地位，於是對外提出了「獨立自主」（不玩西方的國際遊戲規則）的政策；對內提出「人民戰爭」的護土戰略。一方面在經歷過朝鮮戰爭之後，建立起「人民戰爭」護土的威信；另一方面透過「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迂迴繞過了兩極體系的遊戲規則，號召第三世界，營造第三勢力，其實講白了就是「虛張聲勢以求自保」。到了鄧小平時期，國際體繫在兩極對峙的架構下，經歷了三十年恐怖平衡的和平，各國積極發展經濟；在此同時，由於「獨立自主」（也造成了閉關自守的經濟體制）和「人民戰爭」（人多好辦事）的思維，中國一方面在經濟發展上停滯，另一方面又背負人口的重大壓力。鄧小平衡量形勢，認知到中國的生存必將有賴於發展，亦即「無發展就無生存」；於是確立了「經濟建設」的國家發展方針，積極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對外也相對採取「不搞對抗、韜光養晦」的態度（鄧小平深知，在改革的過程中，國家的體質最脆弱）。簡單的說，就是「養精蓄銳、等待時機」。接下來，到了江澤民的時代，國家的經濟建設已顯現初步的成果，而且世界局勢的發展也漸漸走到「全球化」的體系，國家發展方針也必須面對外在的現實做調整；首要之務就是強化國家的總體競爭力。對內來看，經濟的建設必須走出「改革過程」而將之逐步「制度化」，確立「三個代表」的路線。對外的作為，基本上是依循著國際現實主義的思維，極大化基於權力的國家利益，在「反霸」的基調上建構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體系，進而追求國力拓展。

經歷了韜光養晦及國力拓展的努力之後，這一世代的新政府在同時面對新世紀的挑戰之下，必將走向新的世界體系，也毫無選擇地將邁入「霸權競逐」的國際遊戲規則中。對於美國基於「國際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思維所規劃出來的全球戰略，過去中共還是未能超越「國際現實主義」﹙realism﹚的理論思維加以因應；也因此，在國際體系內的中美對抗，中共總會處於被動的不利態勢。基於新現實主義的決策思維，顯然地，美國會從全球及全方位規劃其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並主動地去防制任何可能的危害因子﹔而中共則仍只是沉浸於過去大中華帝國的思維，做積極性防禦的規劃。這二種思維落實到現實的對抗後，形勢就變成了美國不斷地在中國的周邊放火（包括西藏問題、新疆問題、蒙古問題、台灣問題、南海主權問題等），而中共則疲於奔命地「一方面怒罵美國又一方面要忙於滅火」。然而，中共善於論辯及反省，新政府終究能夠逐漸跳脫舊思維，開始邁向建構全球戰略的整體思維。從最近胡錦濤的政策宣達及外交出訪的各項作為，將可以窺其意圖。

面對美國的全球戰略，中共可能採取的對策將是：在全球陸權與海權的競逐上，把主軸擺在強化中俄同盟以平衡美日安保體制的威脅，並對日本採行統戰﹔在歐洲方面，透過這次美伊戰爭的巧妙處理，不僅坐觀美國與歐盟的疏離，而且得以進一步改善與德國和法國的關係，同時也在經濟上拉攏歐盟，以牽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次在周邊安全及歐亞大陸的整合上，中共必然會極盡所能拉攏中東及中亞，以掌握油源﹔另外也必須在穩住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之餘，避免刺激印度，以護住運油線、新疆及西藏，這次的上海五國會議，再加入印度之後，中共的戰略意圖就更為明顯了。在國際經濟體系的競逐上，中共將逐漸知道如何善用其市場的潛力，並透過WTO的體制，結合第三世界國家來抵制美國。在戰術作為上，中共一方面要加強與俄羅斯的關係，另一方面要疏離美日關係的緊密度。只要中俄同盟關係的緊密度可以與美日安保條約的關係相抗衡，那麼當中共在處理台灣問題的時候，就足以對美、日發揮嚇阻的效應，讓其放手與台灣攤牌對決。另一方面在疏離美日關係上，除了擴大美日之間的經貿矛盾之外，中共將設法在能源的供應上造成日本對她的依賴。至於處理台灣問題上，中共已能跳脫兩岸關係的框框，也提升到國際體系的層面來尋求解決，暫時以擁有台灣主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來平衡美國對台的戰略現實，等待時機解決；這次「胡錦濤－布希」會談的聲明就是這項新思維的初步成果。總而言之，中國新政府在擁抱經濟建設的成果之餘，已建立起信心，大步邁向實質的大國外交。

然而，大國外交要走得穩，就不能靠虛張聲勢，必須要有足夠的國力作後盾；除了要有經濟的實力之外，還要有足夠的軍力及高效能的政府。國防與外交可以說是一國在國際社會展現國力的最主要二項指標。當代的軍力測度已不再以軍員的數量為主要的考量，而是以整體的戰鬥力為考量，包括武器的效能（殺傷力及精準度）、軍隊機動力及反應（IC3指控系統的效能）、兵力結構與軍備部署的配合。過去在「人民戰爭」的戰略思維下，配合中國廣大的幅員，把軍力的部署分駐為八大軍區、七大軍區或六大軍區，是有其必要性，尤其在準備核戰的思考上，以當時的科技水平而言，更有其必要性。然而，以當前的軍事科技水平來看，這種被動及防禦性的軍力部署，顯然有不符合當前中國新政府積極主動的戰略需求。當代科技所發揮的戰略機能，不僅要講求高度機動性，更要講求「機動變身」（包括武器構造的靈活變身及軍事組織的機動變身）。基於此項考量，中國新政府在不久的將來應該會打散既有的建制，建構「小而全」的戰略、戰術及戰鬥各層次的單位，透過IC3的系統網絡，在因應外在戰情的需要下，能夠快速發揮「機動變身」，制敵機先，爭取勝利。

最後來檢視中國新政府的效能整建。一般而言，國家機能旨在透過制度、程序、理念（包括政治意識型態、文化認同及國家認同）的運行機制，對社會進行有效的整合。隨著經濟建設的推動，社會分工將更為精細，於是為了因應專業的分殊化及相應利益的分殊化，社會組織必然會走向多元化。因此，傳統或是舊時代那種大組織、單一領導的模式，絕對無法迎合新世紀的需求﹔領導功能也必然會隨著組織分殊的型態而趨向分散。整個國家機能的生命力，必須透過領袖各層面及各層次領導（leading leaders at all levels）的組織運作而形成﹔領導功能的責任分攤及相應領導權的分享，也將是新世紀的必然趨勢。面對這樣的趨勢和考驗，未來的中國新政府非要推動「行政革新」、「組織再造」，甚至「決策民主」不可。

最近英國《泰晤士報》透露了胡錦濤將推動「民主」（中共體制仍為以黨領政，因此也將從黨內做起）的訊息，而且正以實際行動派遣大批幹部赴歐美國家實地考察研究，尤其將對社會民主黨的執政情形做深入的探討。凡此種種，吾人預期胡錦濤將會在「七、一」講話中，理出一個端倪，值得世人拭目以待。這並不是因為中共的政治價值理念產生了質變，而是中國想要跨越新世紀的挑戰，激發進一步的發展，不能不做的因應作為。新政府! 新思維! 這才是中國真正的希望和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