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文獻選輯(上)

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平反了十多年，也作過了學術調查研究，並成立了賠償基金會和成為國訂假日以為紀念，但是「二二八」的歷史真相卻愈來愈被扭曲，成為島內「族群鬥爭」的工具，和分裂台灣社會的手段，甚至變成皇民化台獨作為分裂中國領土主權的圖騰。

「沒有矛盾就沒有存在」，我們不否認一個社會中是充滿了各式矛盾的，但矛盾有排斥性矛盾和非排斥性矛盾。「二二八」演變成暴力衝突，當然是排斥性矛盾，但矛盾衝突的因素並不是省籍問題，而是國民黨的統治問題。把統治問題以省籍問題掩飾之，不但不能吸取歷史的教訓，以避免悲劇的重演，反而是為未來製造了悲劇重演的因素。

只要我們不懷偏見的去考察這段「二二八」前後的歷史；一九四六年就有閩台通訊社出版的《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為陳儀統治下的台灣人民陳情，並呼籲「中央應該派調查團去調查，不應該讓官僚來激起民變」。「閩台通訊社」在福建，並非台灣人的機構。

在「二二八」前夕，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灣學生，還發起了聲援北平大學生沈崇被美軍強暴的示威遊行，史料證實，連當時的李登輝都在示威遊行的行列裡。二月十二日，台北市民有一千多人在龍山寺集合遊行到長官公署陳情要反飢餓、反內戰。沈崇不是台灣人，內戰雖在台徵兵徵糧，但戰場也不在台灣。如果「二二八」是族群衝突，台灣人會有那麼熱心去為敵對「族群」憤慨和聲援嗎？一九八九年，台灣已經解嚴，示威遊行已稀鬆平常，在台灣，只有中國統一聯盟同情北京學生，發起反對北京戒嚴的遊行，而未見有獨派團體聲援北京學生的示威遊行。

「二二八」爆發後，台灣民眾成立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會」提出的四十二條處理大綱中還明列「在內陸之內戰未終息以前，除以守衛台灣為目的之外，絕對反對在台灣徵兵，以免台灣陷入內戰漩渦。」這是反對蔣介石在台徵兵打內戰，也是當時全國人民反蔣反內戰運動的反映。「二二八」台灣人民的要求除了懲凶外，則是「處委會」聲明的「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

可是，在群眾暴力衝突中免不了混亂，而有一些無辜外省人被毆打，甚至有至死者，所以，「處委會」也發出呼籲：「至於『二二八』那天，有一部分外省同胞被毆打，這是出於一時誤會，我們覺得很痛心，但也是我們同胞的一個災難，今後絕對不再發生這種事件」。

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立的「台灣民主聯盟」也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說：

「我們是漢民族，應該和全國被獨裁一黨專政所壓迫的同胞攜手起來，我們切不要再亂打外省中下級政府人員和商民，他們和我們一樣同一國民同一漢族同胞，現在我們要分別；為我們台灣建設的好人，我們要保護他；殘害我們的惡蟲，要驅逐他。我們不要好壞不分，這是不好的，因為我們台胞居留國內也有很多的人，我們台胞以後也要到國外去生活去發展，大家要理解以後要和國內同胞精誠團結，打倒惡劣腐敗政治，我們要團結組織起來。」

蔣介石不顧台灣民情，終於悍然決定派兵鎮壓「二二八」，但蔣介石鎮壓「二二八」，也不是什麼「中國人壓迫台灣人」的「族群衝突」。三月八日，詩人臧克家即在《文匯報》發表詩作《表現──有感於台灣二二八事變》，控訴國民黨在台官逼民反的「二二八」。當時在台的四川人黃榮燦亦作木刻《恐怖的檢查》發表於《文匯報》，激起國內民眾對鎮壓「二二八」台灣民眾的悲憤。此外，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廣播《台灣自治運動》，反對蔣介石派兵鎮壓「二二八」，並鼓勵台灣人民的反蔣鬥爭。黃榮燦後來犧牲於五○年代「白色恐怖」，他留下來的「二二八」木刻至今成為「二二八聖畫」。

「二二八」被鎮壓後，國內許多非國民黨所能控制的刊物和知識份子、學者也都紛紛表示對蔣介石的不滿和抗議，及對「二二八」台灣人民的同情與支持。這些史料和文章，多已收集在我編的《二二八真相》，及曾健民編的《新二二八史像》和《文學二二八》。其中許多都不是「台灣人」，是「中國人」，著名的學者有郭沫若、馬敘倫、沈鈞儒、章伯鈞，還有著名的抗日將領李濟琛。

其實，蔣介石鎮壓「二二八」也不是什麼「族群問題」，蔣介石殺人也不是自「二二八」始，一九二七年清黨，據估計就殺了四十萬人。中共建國後還號稱「烈士三千萬」，蔣介石是為政權殺人，是為國共內戰殺人。

「二二八」之後，一些群眾的領導幹部被通緝，紛紛逃亡香港，成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後到北京，還參加了十月一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台盟」也是為今日大陸八大民主參政黨之一。試問，如果「二二八」是「中國人」與「台灣人」的「族群衝突」，難道只有國民黨才是「中國人」，共產黨都是「台灣人」嗎？

在島內，「二二八」後，台灣人民徹底失望於國民黨的「白色祖國」，轉而寄希望於在革命誕生中的「紅色祖國」。所以，一九四九年台灣宣佈戒嚴後，才有那麼多的台灣人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中被關被殺。「白色祖國」是「中國人」，難道「紅色祖國」就是「台灣人」嗎？

再者，自馬關割台後，為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而有台灣愛國主義，並與近代中國革命密切關聯，從一八九七年台灣興中會的楊心如，到羅福星、許贊元、林祖密，到蔣渭水、林獻堂。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中國革命路線一分為二，台灣愛國主義也一分為二，並有一九二八年的台灣共產黨的成立。後國共合作抗戰，台灣光復時，不分左右的台灣愛國主義和台灣人民一道熱烈歡迎回到祖國懷抱。

但在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又起，蔣介石在台徵兵徵糧，致使因大戰而崩潰的台灣經濟更加惡化，再加上貪污腐敗，軍紀敗壞，而終於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因緝查私煙在天馬茶房前的一槍，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參與「二二八」的台灣精英，除流亡到香港的之外，或犧牲於事件中，或事件後犧牲於「白色恐怖」，多為日據下台灣愛國主義的抗日份子。例如，宋斐如早年即赴祖國大陸參加抗日，翻譯過山川均的《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廖進平是追隨蔣渭水，擔任過台灣民眾黨的宣傳部長；陳沂、林茂生是追隨林獻堂的，林正亨是霧峰林家林祖密之子，陸軍官校畢業，抗戰參加滇緬之役傷殘；郭琇琮在日據末因台大學生蔡忠恕案被捕出獄的台北帝大醫學部學生。所以，「二二八」其實是國共內戰中，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的一個歷史環結。

這樣一個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的「二二八」竟被政治扭曲「族群衝突」的「中國人壓迫台灣人」，甚至扭曲成為「反中國」的皇民化台獨的工具，這真是「二二八」的不幸，也是台灣的不幸。為了要還「二二八」真相，所以，我們選輯了一些當年「處委會」和「台灣民主同盟」及「二二八」時成立的「二七部隊」領導人謝雪紅的文獻，還有一些「中國人」知識份子和學者的文章。「事實勝於雄辯」，讓歷史自己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