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問題上美、日角色的變動

十年前的一九九五年，當時在台北掌政的李登輝總統，已經開始展露出他親日台獨的真面目，用連番的發言與動作，將始自一九七九年元旦以來台海兩岸持續的緩和非戰局勢，加以逆轉惡化。台灣社會因此漸漸浮現對中共是否武力犯台的恐慌心理，但也相對激盪起一股反中傾獨的新熱潮，造成台灣內部的統獨爭議更趨尖銳對立，這可以由當年中共從七月份被迫開動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且項目包括針對台灣附近定點做飛彈試射；以及台北的一位記者出版一本名為《一九九五閏八月》的假設性小說，預言共軍攻擊與佔領台灣的時間。二者把台海戰爭渲染得煞有其事，而使人有明確的體認。此一事實在兩岸關係上，卻無異顛覆了中共當局多年來所勉力信守「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承諾，但也讓人們得以察覺出它出於人為操作的斑斑痕跡。簡言之，這是由李登輝啟動的一整套計謀，目標在終止中國和平統一政策的進程，也就是說，中共要不是放棄統一，就是要放棄和平。可以相信，李登輝的後面應是日本與美國。

中共的軍演從一九九五年七月進行到九六年三月期間，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倉惶親赴華府，力陳美國不可坐視中國統一台灣，也表明日本堅定反中的立場，哀求美國表態。但同時間，李登輝在台灣仍興高采烈成竹在胸的競選「憲改」後的總統寶座，對所謂中共「武力犯台」一事嗤之以鼻。這是和日本合作的雙簧式演出，聯手將美國塗抹成台獨的軍事靠山。而事實上，美軍的航空母艦戰鬥群在九六年三月「台海飛彈危機」的最高潮，也確實跟中共的核子潛艦部隊瀕臨開火交戰邊緣。但戰爭最終的未曾爆發，證明了美國的不會（不肯）為台獨而跟中共作戰；中共也順水推舟的表示了自己不致因非台獨原因在台海動武的真意。此一事件透露出兩個重點：其一，美國不得不相信中共不惜以武力遏阻台獨的決心，因此必須基於此一認識，考慮與建構新的因應策略；其二，美國的不會（不肯）為台獨而戰，使中國可以不必大幅修改對美政策與對美關係，而得以持久與有效的維持與經營主要是中國的和平外環境。

但美國總是厭惡中國在內外和平環境之中穩定（發展）的。在一九九六年四月，亦即三月的「危機」剛過去，當時美國總統的國務卿阿布萊特女士即到了東京，與日本首相橋本敲定《美、日安保新指針》，敦請日本做為聯合反中的軍事盟友，美國開給日本的條件是驚人的優渥的，其實就是恢復日本在二戰前的地位（利益），要點在扶助日本重建可與中國一爭長短的武力，保障海外能源供應線與海外（進出口）市場。其中最凶險邪惡的是將台灣轉而許諾給日本。美國以這些好處套牢日本，並重燃日本軍國主義的貪天慾火。在這背景下，日本的加速右傾化成為合法。也在台灣政、商要人的配合演出下，日本益漸顯露出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的敵意，以及轉而在日本內部營造「中國威脅論」、「中國敵國論」的氣氛。這使人不能不聯想到，美國意在縱虎歸山，打造一個新的軍事強權的日本，頂替美國扮演台獨的軍事褓姆。從上世紀九○年代後期一路發展到本世紀當前的台灣當局在各個方面的「去中國化」政策，不過是在取信日本，台灣寧願復歸日本，也不肯與中國統一。必須指出，這是美國要的。

我們從美國這樣子的誘騙和鼓勵日本重新以中國為敵，竟然把早在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簽署時，已接受的「一中」原則，以及是中國一部分的台灣，轉而再許諾給日本，可以揣知它的翻雲覆雨居心叵測。而另一方面，《美、日安保新指針》出台後，美國軍方開始投下巨大成本，強化其西太平洋的軍力部署，並不斷的進行軟、硬體配備的演習與更新，其攻擊能力已大大超過美、蘇冷戰時代者。在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後，美軍迅速侵入佔領阿富汗，進而侵入佔領伊拉克，都透露出對中國做先期軍事圍堵的含意。它在西太平洋的強大軍力，固有做為日本後盾的意思，但也夾帶有對日本的威懾，防止日本抗命的用心與準備。

必須想到，當中國一步步的富強崛起，台灣問題終於發展到美國兌現它對中國的承諾的關鍵時刻，日本可能的角色變化。美國企圖掌握或支使一個可以怎樣傷害中國的日本？當然，台灣在這一戰略佈局中，也一定有它的一個角色。就中國的利益或長遠大計看，最根本的仍在不使台灣去演那個美、日安排的角色。因為就像李登輝（或者也要加上陳水扁、呂秀蓮等人），他本人其實無足輕重，但卻充當了一整部反中戰略機器展開運作的啟動器。先抽掉剔除啟動器，再拆解廢黜整部機器，始能促成與保證真正的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