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日本新軍國主義者對台灣的陰謀(上)

自第二次中日戰爭（1931～1937～1945）日本敗降後，至今已整整59年，另外自1972年中日建交之後，也已32年了，但日本在戰爭責任問題上雖然官方承諾要「深刻反省」，但其朝野之主流勢力一直是含混其辭，甚至悍然否認或半否認其戰爭責任，而且每過一段時間就有日本內閣的高官首長，發為詭詞詖說，公開否認或半否認日本戰時在華的某些證據確鑿的罪行與暴行。日本歷屆首相自1985年後至今有許多位都以首相身份每年前往參拜日本對外侵略象徵、供有20世紀30、40年代侵華最高Ａ級戰犯，其罪行滔天為我中華民族斷難予以寬恕的14人及自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侵略中國陣亡官兵的骨灰之所的靖國神社；其地方官僚（如東京都知事／市長石原慎太郎之流）與在野人士自80年代之後所發出的扭曲史實、拒絕面對史實的種種謬論與惡劣行徑，更是不勝枚舉〔註1〕。種種跡象都顯示，日本主流社會對於中日兩大民族之永久性和平共處之遠境，實際並無誠意，其主流人士中的某一些人（包括日本新軍國主義者與一些充滿民粹思想者流）的內心深處，實充滿著德國納粹黨人復仇主義者的深沈心態〔註2〕；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所應面對及予以嚴肅對付的。但日本的新軍國主義者在其卑劣的「崇拜強者」的原型武士道思想的考量下，不敢向當年饗他們以兩顆原子彈、至今仍為全球唯一超強在軍事上牢牢控制著日本的美國，聲言報復（惟日本右翼首領之一的石原慎太郎曾於80年代末期當美國經濟陷於低潮之時，曾公開倡言要向美國報復），卻於1996年4月日美首腦會議中發表《聯合安全保障宣言》，重新確認了美日同盟的性質與平等性規範，在對外大戰略上突然作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對美國人僕匐膜拜在地，卻想在美國的核子傘與卵翼之下，做出要與中國直接對抗的日美合作戰略（換言之，即將冷戰時期的日美同盟合作對抗蘇聯，改為日美同盟合作對抗中國）──這就是1997年9日23日日美協議修訂原於1978年簽訂《美日防務合作指針》（即所謂「新指針」）之最重要的背景與意義。所以一當1998年十一月江澤民先生為紀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20週年而以國賓身份訪問日本時，日本首相小淵惠三不只拒絕就中日曆史問題如他本人曾對侵略韓國一樣，表示「深沈懊悔與道歉」，而且也拒絕就台灣問題如美國總統克林頓一樣表示「三不」，從而使中日之間的三座大山，即歷史問題、台灣問題與釣魚台主權問題，一直懸而未決或不夠明晰，形成近年兩國間「政冷經熱」的基本局面（「經熱」可以自近十多年來中日貿易總額的增加看出來：1991年的貿易總額尚只200多億美元，1993年則超過三百億美元，一九九六年突破六百億美元，1998年雖降為579億美元，2000年達1019億美元）。〔註3〕

不過，種種事實與跡象都顯示地非常清楚，當前中日之間「政冷經熱」的現況，實際是一種假象：日本雖然口稱「不支持台獨」，表面上對華實行奸詐的、言行不一的低姿勢，實際卻在強化（有時系用1933年前德國式的「掩飾性強化」）其傳統軍力（包括掩飾性核武）的基礎上，假手於日本在野與地方政府中的新軍國主義者如中嶋嶺雄、石原慎太郎之流以及其他不甚出名但卻能發生相當作用人士之出面，利用台灣海峽兩岸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穿梭於日本與台灣之間，以利用台獨份子而達到抑制或破壞中國和平崛起的總趨勢。他們甚至還想重溫重返台灣的美夢〔註4〕。日本朝野合作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正如過去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前日本政府之利用日本浪人所組織的玄洋社、黑龍會等民間社團，完全一樣，而日本當前的新軍國主義者雖然表面上尚無這樣旗幟鮮明的「浪人」組織，但鑒於日本人傳統上一向善於虛偽鑽營於私密性或半公開性的欺飾活動〔註5〕，當前之日本台灣學會、亞洲展望研討會或日台美研討會之類以學術研究為號召的一些民間與半官方學術性組織的活動,實值得關心東亞大局者的特別注視與警惕。

我們知道，20世紀90年代之初，日本社會即急劇右傾化，民族主義抬頭，一方面對日美原來的「安保同盟體系」表示不滿，極端的新軍國主義者如石原慎太郎不只狂妄地一再重複其「南京大屠殺為虛構」的謬說，甚至還有「南京大屠殺為美國一手導演之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的荒謬說法；他甚至還聲言要對二戰後同盟國審判日本Ａ級最高戰犯的各國法官（實際他是針對當年美佔領日本當局）「追究責任」，其措辭之尖刻無理，簡直與30年代之日本軍閥政客無異〔註6〕。另一方面日本朝野則藉口所謂「中國威脅論」（此說為日本人所首創與杜撰），使中日關係進入了摩擦與協調、競爭與合作並存的時代。1991年，日本的泡沬經齊危機開始爆發（傳聞這是美國對日本意圖建立獨特型經濟霸權的報復）〔註7〕，1993年3月，非自民黨人細川護熙（他是日本當年侵華特級戰犯近衛文的外孫）當選為日本首相，雖然名義上結束了戰後近48年日本自民黨（與其前身）壟斷日本政權之局；但實際上這只是日本政治中的保守主義勢力藉機將美日之間的緊張關係予以轉化之舉。日本新軍國主義者在細川護熙公開向美國朝野之強大政治經濟壓力屈膝，並公開承認太平洋戰爭為「侵略戰爭錯誤的戰爭」的宣告後，即掀起了軍國主義式反細川的浪潮〔註8〕，而在細川上述宣示之後的第二天，即有以眾議員板垣正（他是侵華Ａ級戰犯板垣征次郎的次子）為事務長的歷史研究委員會，宣告成立，並聘邀十多年來一直肆意否認南京大屠殺、散播仇華反華思想的田中正明（戰時他任南京大屠殺主犯松井石根大將的秘書）等為講師。該歷史研究委員會集體撰寫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則肆意扭曲過去日本對外侵略的史實，也為過去之對華侵略「塗脂抹粉」。此外，212位自民黨國會議員則通過了「不戰決議」，宣稱不能忘記過去為自存自衛和為亞洲和平而戰死的200多萬戰歿者〔註9〕。東京大學教授籐岡信勝則出版《教科書沒有教過的歷史》一書，反對戰後已經為國際社會所肯定的東京審判日本Ａ級戰犯諸定讞，宣稱「日本人不應該說自己的壞話」，又說：日本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找到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端緒」〔註10〕；其意似乎是說，日本要想再次復起稱霸東亞，應該再度自進侵中國開始。

紀念二戰結束50週年的1995年，應該是一個在國家政策上與社會思想上清理和總結日本戰時歷史教訓的重要日子，但日本朝野之主流社會並未這樣做，反而更加肆無忌憚地否認侵略和美化戰爭。在1993～1995年的三年間，否認日本過去侵略和美化戰爭的事件，較之過去20年還多。內閣大臣級官員接續跳出來為歷史翻案。當社會黨提議以國會通過「不戰決議」的形式，承認侵略和向當年被侵略的亞洲國家謝罪時，竟遭到70%的自民黨議員的反對。12個縣議會通過了向日本在侵略戰爭中的死亡者表示慰謝的決議；450萬人簽名反對社會黨的「不戰決議」〔註11〕。所以，在1995年8月15日二戰結束50週年之日日本國會所通過的「不戰決議」，完全是不願正視歷史史實、不作真誠反省的「決議」，只是在玩文字遊戲，完全沒有寫進侵略、殖民統治、反省、謝罪、不戰等字詞，完全與社會黨原所提議的用意不符〔註12〕。很明顯地，1995年日本的主流社會與30年代希特勒納粹德國在不反悔戰爭之一點上，有其相同之處。這很引起中國與美國有識之士的特殊警惕〔註13〕。

但日本外交的狡猾之處，尤在於它在與美國之經濟政治衝突激烈、兩國麻煩多多的同盟關係上，突然在1995年底左右作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將「消極對美」改為「積極對美」，同時並主動聯合美國，以在美國的核子傘保護下，轉而對付中國，並且明顯地以台灣為日美聯合的切入口。當時因為1995～1996年發生台海危機，「台皮日骨」的李登輝正逐步實行其台獨計劃，引起中國大陸於1996年3月向台灣發射演習飛彈，從而引起美國派遣航空母艦兩艘巡弋台海，予以警戒。日、美則在1996年4月的兩國首腦中宣佈了《聯合安全保障宣言》，隨即於次年（1997）9月23日簽訂《日美防務新指針》即所謂「新指針」，以區別於兩國於1978年所簽訂的舊「指針」，規定一旦美軍在遠東「日本周邊有事時，日本即在軍事基地、民用機場與港口、後勤補給、運輸、維修、醫療、警備、通信等方面配合與支援美軍；實際上也就是參與作戰。而且，1999年4月27日與5月24日日本眾、參兩院也分別通過了《新指針》的配套法案，包括二法和一個協定，即《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部分修訂》與《日美相互提供物資與勞務修訂協定》，以落實日美軍事合作「新指針」的法律基礎〔註14〕。

據報導，當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與美國談判「新指針」時，曾建議將台灣與中國南海均列入日美合作項目，並稱台灣為日本南進的第一島嶼，中國南海則為日本長期性擬予佔領的目標〔註15〕。橋本在「新指針」簽訂前向自民黨幹部的談話會中，曾說：「日本周邊」不僅僅局限朝鮮半島，它既包括南沙群島，也包括台灣。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梶山靜二則公開聲言，「新指針」所施用的「日本周邊」的範圍，包括台海〔註16〕。日本外務省北美局長高野紀元在國會中解釋，「周邊」不超過遠東及遠東周邊地區。「新指針」肯定是針對台灣海峽有事而制定的〔註17〕。日首相助理岡本行夫在一次演講中說，一旦台海有事，日本將是衝突的准當事國。他又曾經說，「台灣海峽就在日本附近」，「台灣海峽的安全是日美安全條約的對象」，……一旦那邊發生紛爭，美國肯定站在台灣一邊。作為締結了安全條約的盟國，日本要「配合美國行動」，「要最大限度地支援美國」〔註18〕。日本防衛廳政務次官西村真悟(此人為死硬的極右派,曾於一九九七年五月登上釣魚台島,向中國挑釁)更發出狂言：「如果周邊國家（明顯地是指中國）將中程飛彈瞄準日本的大都市，那我們的國家就應該討論對策。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政治家畢生的工作，就是創立國家軍隊。……如果不是民族主義者就不具有政治家的資格」〔註19〕。1999年，日本政治要人、原自民黨幹事長、現任國會周邊事態委員會委員長山崎拓甚至公然發表「中日再戰」的言論。他說：「（日美）新指針中的「周邊事態」是十分明確的地理概念，即涵蓋中國的台灣。假如中國打台獨，那將威脅到日本的安全，日本就要以此為理由，派兵干涉台灣問題，與中國交戰，「征服」中國，把台灣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註20〕，山崎拓這個狂妄無知的新軍國主義者大約完全忘記了54年前美國的兩顆原子彈一舉消滅了大半個廣島與長崎的舊事；他也完全未想到當代新型核彈更可以迅速一舉消滅日本大半個京濱地區與京阪神地區的，ＴＭＤ實在救不了主動侵略成性的新日本。

很明顯地，日本是想利用美日同盟的「新指針」向「周邊地區」的海外用兵，其出兵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台灣。日本之意圖挑撥挑動起台海的中美大戰，其用意非常明確。日本則在配合美國的名義下讓日本三軍（名義上稱為自衛隊）重占台灣－－日本要美國人打仗衝鋒向前，它則在後面揀拾戰爭的果實〔註21〕。這也是為什麼當日本眾議院於1999年4月27日通過「新指針」的「周邊三法案」後的73天之後（即1999年7月9日），「台皮日骨」一心想為日本新軍國主義效勞的李登輝，即在日本朝野大右派的明顯鼓動下（同年5月著名右派文化人李某的好友中嶋嶺雄訪台；12月，李某另一好友石原慎太郎也訪台），匆匆忙忙地宣佈了他的「兩國論」。這是日本朝野內外相互配合的「新型南進九一八」的開端，李登輝則為日本扮演火中取栗的角色。

但美國難道是一個「超強大傻瓜」，美國難道會為新軍國主義的日本所擺佈而為其操縱利用？中國領導人也不會輕易地落入日本人的圈套吧！美國與日本簽訂「新指針」的目的，只是想制衡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堅持「一中」之下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不支持台獨）並且箝制住日本於同盟義務的網絡之中（監視日本之「核子三不」政策），並非真正要與中國為了台灣而做軍事的對抗的（美國當然也絕無理由為台獨與李登輝而流血）。所以，美國對於李登輝的「兩國論」，不只公開予以抨擊（違反「一中」原則），罵李某為「麻煩製造者」；更迅速派遣美台協會的卜睿哲（Richard Buch）來台痛罵了李某一頓，迫使李某將原定繼之而來的修憲與總統延任等預定次一步驟為之緊急叫停〔註22〕。美國哈佛大學著名中日問題權威之傅高義教授(Ezra Vogel)則公開痛斥日本發動「新型南進九一八」的極右派新軍國主義者說：他們這些人要打仗，尋求點火，想趁火打劫，破壞西太平洋的軍事平衡與穩定，以求日本之東山再起，先跟在美國之後，直到有朝一日向美國挑戰西太平洋的霸主地位。傅高義並明白痛罵這些日本朝野明目張膽、野心勃勃的新軍國主義者說：美方是不希望打仗，而在那伙日本右派份子的心中，則是按捺不住地急切希望打仗，打大仗，甚至不惜把日本列島「一籃子雞蛋」的家當都賠上去，以便從中漁利，以日本為了美國的利益為名而發動中日之戰，藉以掙脫戰後五十四年來美國對日本的軍事監控，改變日本軍事不獨立的命運〔註23〕。

傅高義的這番話，完全戳穿了日本朝野極右派份子勾結李登輝所設計發動的「新型南進九一八」之陰謀的基本性

與日本朝野之積極推動「新型南進九一八」陰謀的同時，1993～1999年間，日本則主動對中國挑釁，中日間大大小小的摩擦不斷；其具體實例如：

(1)1993年日本政府公開對「中國軍事威脅」表示擔心；

(2)日政府自1994年起縮減對華日元貸款的期限；

(3)以中國進行核試為名，凍結對華無償援助（但這些日本公私貸華款項據說是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時日本答應的「非正式」對華戰爭賠款，豈能背信予以縮減或凍結？）

(4)對中國於1995/1996年因台灣李登輝之趨向台獨，而對台作導彈試射，向中國提出抗議；

(5)甚至在1997年2月日本公然向中國打「台灣牌」，由眾、參兩院議員組織超黨派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有成員300人，占國會議員總人數的40%，加強與台灣交流，並公然聲稱與台灣有共同利益〔註24〕；

(6)日台關係則逐漸自民間形式轉而為半官方或官方，如1995年以日本皇室親王六條有康為總裁的日本文化振興會，即擬與台灣以李登輝為會長的中華文化復興總會，建立交流關係；至一九九七年之半年內，日政府則五次遣派大使級官員訪台。

日本親台政治人物中大多數具有濃厚的右翼色彩，骨幹成員中不乏死不改悔的仇華分子與原戰犯的後代如日華議員關係懇談會會長山中貞則、副會長山澤辰男、村上正邦，骨幹份子奧野誠亮、永野茂門等都是其代表人物，日本國會內的其他右翼組織如自民黨的「大家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光明日本國會議員聯盟」、新進黨的「靖國神社參拜議員聯盟」、「正確傳授歷史國會議員聯盟」等組織的頭面人物，均為日華議員關係懇談會主要成員。他們經常往返於東京、台北之間，與李登輝高層保持著密切關係〔註25〕。

(7)1997年，日本並擬設立包括台灣、琉球在內的「蓬萊經濟圈自由貿易區」以積極向應李登輝原始提議的「中琉經濟圈」，台灣計劃在琉球地區投資10億美元，其中2億元繫於最接近台灣的石垣島上設立工廠，並以產品返銷日本〔註26〕。

(8)日本輿論與學術界的右翼份子也明顯地受到「台皮日骨」李登輝的遊說，開始涉足台灣問題：如1995年一些日本著名大學的校長紛紛訪台，頗有影響力的國際問題專家高正堯也訪問台北，參加了台日共同舉辦的研討會。他在會中說：「離開台灣要建立地區安全體制是不現實的，其作用將明顯減弱」。德山大學校長（總長）淺野一郎於1997年6月28日在東京輿論綜合研究所所舉辦的「構築新日台交流研討會」中，甚至提議日本應制定「日台關係法」，給日台實務關係以法律的基礎〔註27〕。

日本新軍國主義者在李登輝於1999年7月宣佈「兩國論」之幕後過程中，到底扮演著如何的積極角色？至今尚無人完全瞭解其真像；但種種跡象都顯示新軍國主義者中嶋嶺雄於1999年5月之訪台與著名右翼份子、反中華民族的急先鋒石原慎太郎於同年12月之訪台，一定曾經為日本政府核心人士與李登輝傳遞信息，並提供某些積極性諮詢與顧問作用的。石原為著名反華、仇華之激進式的新軍國主義份子，在政治與社會宣傳方面他一向是一個頗能駭世媚俗的政客，故能一舉當選東京都知事（市長）。他實在是中華民族的「准敵人」，不只曾經妄言否認南京大屠殺，說過「南京大屠殺為美國一手所導演之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之謬說，更一直到近年仍稱中國為「支那」、稱中國人為「支那人」，與戰前之日本軍閥無異。他也在與友人合著之《日本可以說不》、《日本還要說不》與《日本堅決說不》等三書及在美國《花花公子》(Playboy, Oct. 1991)中痛罵美國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聲言二戰後同盟國之審判日本戰犯為「無權威性與正當性」，又曾痛攻美國之控制日本之衛星通訊與國防生產，聲言日本應不再聽從美國的支配，甚至要追究美國以原子彈轟炸日本的舊帳等等。所以，石原實在是一個怙惡不悛、不折不扣的新軍國主義者與復仇主義者〔註28〕。這樣一個反華仇美的妄人於李登輝之「兩國論」宣佈後之五個月內來訪李某，其所談所論的內容重點，可想而知。有人因此揣測石原之來台訪問，可能是為了要專程告知李登輝有關日本核武化與導彈防禦系統(TMD)的一些發展現況，以及運用TMD以保護南韓與台灣的可能發展等事，以為李某減驚壯膽〔註29〕。

第二個新軍國主義者對台灣懷有極大陰謀出面為日本政府奔走的「小人物」是東京外國語大學校長中嶋嶺雄，（他除在本校的前身國際教養大學畢業外，也曾在東京大學獲有社會學博士）。他是經常往來東京、台北道上為李登輝出謀劃策、聯繫日本朝野人士之人。他曾任日本外務省在香港的「特別研究員」（與情報有關的「特務」？），著有或合著、編著有《來自中國之威脅──日中友好之幻想》（2000年）等書34冊〔註30〕。當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事件後，中嶋曾經在李登輝的官邸中與李某共同觀看西方記者所攝制的「天安門事件」的電視影片，可見他與李某之間關係深厚的程度〔註31〕。中嶋也是反華的急先鋒，為中華民族凶險惡劣的「敵人」，曾在日本著名的政論性雜誌《中央公論》中撰文，認為中國應分為11國，即西藏、蒙古、新疆、滿州、台灣、港澳、華東、華南、華西、華北、華中等；中國領土最適合的疆域，即當如法國一樣，台灣則當獨立。由於他與李登輝臭味相投，故受到李某的推崇，經常邀請他主辦或主持「亞洲展望研討會」，隔年分在台北或東京舉行〔註32〕。1994年12月，台灣舉行地方縣市長選舉，競選高雄市長的國民黨候選人吳敦義聲言要率領一批愛國青年乘船登陸釣魚台島，以宣示中國主權。中嶋嶺雄乃打電話給李登輝，由李出面予以阻止，致吳氏未能成行〔註33〕。

〔註1〕參閱李恩涵，《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3～12，254～266；馮昭奎《對話：北京和東京》（北京：新華出版社，1999），頁179。
〔註2〕李恩涵，前書，頁254～255。實際美國學者對於日本社會於20世紀80年代之後所興起的復仇主義思想，也是密切關注的，見Laura Hein and Mark Selden, eds. Living with the Bomb, American and Japanese Cultural Conflicts in the Nuclear Age (N.Y.: M.E. Sharpe, 1997) PP. 50-71.
〔註3〕《中國時報》（台北），1998年1月27日；1998年11月28日；1998年11月29日；張海鵬，《試論當代中日關係中的歷史認識問題》，見《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1期，頁1～24；《世界日報》(Los Angeles)，2001年2月9日。
〔註4〕毛鑄倫《日本企圖恢復對台灣的宗主權》，見《海峽評論》（台北），94期（1998年10月1日）頁11～12；李恩涵，《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者對台灣的陰謀》見《海峽評論》，125期（2001年5月1日）頁29～30。
〔註5〕參閱Chalmers Johnson, Japan, Who Governs: the Role of Development State (N.Y. Norton & Co., 1995), pp. 10, 100-101.
〔註6〕李恩涵，前書，頁254引《文藝春秋》，1991年2月號。
〔註7〕王友仁，《美國總統大選後的亞太形勢，未來亞太和平秩序的問題與展望》，見《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3月），頁6；崔世廣，《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現狀與課題》，見《日本研究》（北京），2000年第4期，頁72。
〔註8〕王少普《冷戰後日本右翼對侵略歷史的否認及其原因》，見《日本研究》（北京），2000年第2期，頁70；崔世廣，前，文頁72。
〔註9〕薛君度、陳忠偉主編，《顛簸的日本》（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頁182。
〔註10〕同書，頁183。
〔註11〕同書，頁182,177。
〔註12〕馮昭奎《對話，北京和東京》，頁71；王少普前文，頁71。
〔註13〕李恩涵，《戰時日本販毒與「三光作戰」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328～331，334～338；Yui Daizabara, “Between Pearl Harbor and Hiroshima Nagasaki: Nationalism and Memory in Japan and the U.S.＂ in Laura Hein & Mark Seldem, eds, op.cit, pp 59-71; Sadao Asada, “The Mushroom Cloud and the National Psyche＂,Laura Hein & Mark Selden, eds, op, op.cit., pp. 173-174, 178-187.
〔註14〕Peter Drysdale & Dong Dong Zhang, eds, Japan and China: Rivalry or Cooperation(Canberra: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er 2000), pp. 120, 121; 寧海，《野心與密謀》，頁268。
〔註15〕Ibid
〔註16〕Qingxin Ken Wang, “Taiwan in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S. after the cold war''4, Pacific Affairs (Canada), vol, 73, no. 3 (Fall 2000), p. 368.
〔註17〕寧海，《野心與密謀》（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頁146。
〔註18〕同上書，頁249～268；薛君度、陳忠偉主編，《顛簸的日本》頁180～181。
〔註19〕寧海前書，頁307。
〔註20〕同上書，頁10，431。
〔註21〕Peter Daysdale & Dong dong Zhang, eds op cit., p 133, 記日本在與美談判「新指針」時狡猾地規避其在日美根據「新指針」之規定實行國際制裁的海上檢查時，動用日本軍，堅持該制裁須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始可。實際日本是要美國先與對方（中國）衝突，它則躲避在後，以不負戰爭爆發之第一彈的責任。
〔註22〕參閱李恩涵《紀念918事變70週年，兼論當前東亞國際大局與其前景》，見《海峽評論》，第129期（201年9月1日），頁32～33。
〔註23〕寧海《野心與密謀》，頁434；另參閱李恩涵，《注視日本新軍國主義者對台灣的陰謀》，見《海峽評論》，125期（2001年5月），頁31。
〔註24〕《顛簸的日本》，頁177，178～180。
〔註25〕同上書，頁179。
〔註26〕同上書，頁180。
〔註27〕同上書，頁179。
〔註28〕李恩涵，《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頁254～255。
〔註29〕李恩涵，《石原慎太郎所為何來》，見《海峽評論》，1999年12月，頁48。
〔註30〕參閱http://ja.wikipedia.org/wiki/
〔註31〕許介麟，《台灣史記（續），卷四》（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01），頁71。
〔註32〕馮滬祥《李總統叛國心跡》（台北；國是評論雜誌，1996），頁72。
〔註33〕許介麟，前書，頁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