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的悲劇：中國前途的文化戰略選擇

八百多年前，宋朝的呂祖謙在《臧哀伯諫納郜鼎》一文說：「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於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為助亂也。以亂助亂，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見《東萊博議》）

趙紫陽於元月十七日病逝北京，享年八十五歲。趙紫陽以總書記身份，最後一次面對公眾的談話是：「我們來了，但是太晚了，對不起！對不起同學們。」之後十五年趙紫陽一直被輿論捧為中國的戈巴契夫。而中共中央對趙紫陽的定位則是「支持動亂、分裂黨」，趙紫陽對此則始終採取不合作、不認罪的態度。他說：「我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變化了；民主已經成為世界的時代潮流……我們必須適應新的時代的要求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等新辦法來解決新問題。」「今後黨的領導作用……，要表現在積極領導人民進行民主和法制建設上，……我們……與其被動的走，不如自覺地自動地走。」

趙紫陽的悲劇就在上述的那一段話。他所說的民主和法制建設，都是正確的，具有理想性和正當性，但他只看到了點的問題，忽略了面的問題。

中國要實踐民主與法制，誰能反對呢？但好像一個成長中的少年人，向父母親要求更多的自由民主，其心情之急切似乎有理，總要觀察主觀面人格是否成熟，客觀面是否造成更為嚴重的後果以為斷，若不顧這些因素，以為所要求的自由民主是光冕堂皇的理由，竟予同意，其後果恐怕更為嚴重。

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SamuelP.Huntington曾提出民主發展的經濟條件，最起碼也要達到人均所得三千美元。這個道理很簡單，當人民基本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時，那有心思去關懷公共事務呢？若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很容易流於激進的意識形態鬥爭，終將鬧到民窮財盡。中國六○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和前蘇聯戈巴契夫政治改革為先的「震盪療法」都是前車之鑒。

其次，除了經濟條件之外，民主政治的發展尚須具備文化條件。這個文化條件比較抽像，沒有相當思想水平的人，是難以理解這個條件的重要性，台灣就犯了這個毛病，使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的台灣，日漸滑向民粹主義，形成了不成熟的民主政治。

所謂文化條件，一言以蔽之即兩個英文字足以概括：一是Accountability（外在責任），亦即人民遵守憲法、法律、制度等各種外課的責任或義務。二是Responsibility（內在責任）亦即一個人在毫無外力的壓迫下，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起應盡的責任。前者為西方文明四百年來表現最為精彩的憲政制度或三權分立等理念，這是一種他律在民主憲政的外在制度表現。後者是中國文明儒釋道最為精彩的內容，這是一種自律在民主憲政上的內在精神表現。他律和自律都是互補的，不過在中西文明的表現上各有所偏重而已。

上一世紀八九、六四那一場風波，老實說，是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十年自然會產生的現象。原因是文革的大破壞，需要調養生息，馬列教條主義已不足以指導全面性的改革方向，在開放之後，對照自己國家社會的貧窮落後，心生急切，要求加快步伐，迎頭趕上，這是很自然的心情，但也因此引發了兩種後果：一是人民的需求加快加速，政府一時難以應付，形成所謂的「不可治理性」(ingovernability)，這在當代政府，各國皆曾遇到，不過各有不同程度而已。另一是馬列主義退潮，激起資本主義的狂潮，崇洋媚外，民族自卑心再度燃起。所以，八九、六四是學生們失去民族自信心而崇洋媚外，達到最高潮的時期，也是一般高級知識分子，例如藉「河殤」而廣為宣揚的那批人，也同樣失去了文化自信心。因此，凡是中國傳統的東西都不分皂白，一概視為落後的、封建的，乃至封閉的，而凡是西方的都是代表進步的、開明的、文明的價值。這兩個「凡是」直到十年後的一九九九年五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國飛機轟炸，再度恢復民族自覺，引發七十多萬學生的示威風潮，才稍有扭轉，直到今天。

趙紫陽與胡耀邦早年奉獻革命，對中國的經濟改革貢獻至大。但是當他們更上一層樓，須要更寬度的視野來治理國家時，卻突顯了學問見識明顯不足的弱點。趙紫陽時代，竟然相信「河殤」那批知識分子的見識，還送了一套河殤的錄像帶給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而不為李光耀所認同，反倒是馬來西亞基於排華的需要，大肆宣揚「河殤」，醜化中國人和中國文明。

可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十年，趙紫陽固然是摸著石頭過河，但他對於中國文化精神的體驗不深，當馬列主義退潮後，他只好跟著群眾的感覺走向西化，主要是美國化的路子走，無怪乎有河殤的文化現象，也自然會有學生拿著「自由女神像」作為改革的標竿。

中國有十多億百姓要生活，那批西化的知識分子急著要「政治現代化」，但心中是看不起老百姓的，以為他們都是沒出息的、落後的。他們急切要求民主的結果，知識分子佔了便宜，老百姓可要遭殃倒楣了。

就在八○年代，美國知識界已有深切反省，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世界觀，不是落伍的，而是當代物理學的新觀點，例如一九七七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IlyaPrigogine在其一九八四年的名著《渾沌中的秩序》(OrderoutofChaos)導論中提及人與自然的重新對話已經開始，人類正在創造一個「新的自然」，並引述《莊子》天運篇的一段話：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Prigogine對中西文化的會通抱著樂觀的態度，他說：「我們相信，我們正朝著一種新的綜合前進，朝著一種新的自然主義前進。也許我們最終能夠把西方的傳統（帶著它對實驗和定量表述的強調）與中國的傳統（帶著它那自發的、自組織的世界觀）結合起來。」

前述Huntington也說：「西方贏得世界並非靠思想或價值或宗教勝人一籌，因為其他文明國家因而歸順者少之又少，而是靠其在運用組織暴力上的優勢，西方人經常忘了這個事實，但非西方人無時或忘。」（《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P.51）Huntington又說：「西方壟斷的時代即將過去，同時，西方的式微和其他權力中心的興起已經促成全球本土化的進程及非西方文化的復甦。」（P.51）

二○○一年二月美國總統布希在清華大學演講「美國價值」，他的意思是，美國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具有普遍性，值得中國人學習。筆者認為這話固然不錯，但必須看是怎樣的學習？民主、人權、自由、法制等價值在中國文化系絡中應如何生態的、有機的結合，這可得細膩的、深沉的思考，方有成效。如果失去中國文化精神的根本，隨波逐流學習人家的民主法制，終究將是一場悲劇，戈巴契夫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Huntington說得好：「西方所謂的普世論，對其他地方而言是帝國主義」(P.184)「帝國主義是普世論必然的邏輯的結果」(P.310)這就是說，不要把西方的文化價值當作具有普遍的真理性，然後像傳教士那樣去宣傳，強迫非西方人士接受，那就成了「帝國主義了」。

中國人仍有迷信西方民主政治國家不具有侵略性，想想看二○○四年美國對伊拉克的侵略，再想想看四○○年來，西方人對亞非國家的殖民統治所表現的「自我中心幻覺」，以為世界繞著它轉，那種文化潛意識的「褊狹傲慢」難道也值得我們學習嗎？

西方文化價值的普遍性，大約在一九六○年代最為盛行，彼時美國代表西方文化的最後一個強權，曾幾何時，到了九○年代初期，西方有識之士已警覺到文化差異的重要性，並深切體認到，西方文明價值只具有獨特性，而非普遍性。保衛西方文明價值，主要是為了保衛人類西方文明的獨特性，而非它的普遍性。

中國在八○年代，由於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摸著石頭過河，又因文革十年破壞中國的文明價值，對於自己的傳統文化高明在哪兒毫無認識，也失去自信心，結果形成了「沿門托缽效貧兒」，看到了西方文明的表象繁榮和進步，以為那就是人類文明的曙光，於是像飛蛾撲火，拿著香跟著西方人拜，這種文化戰略的失根，正是趙紫陽時代的悲劇。

鄧小平高瞻遠矚，他少年時代留學法國，後來又去俄國，他始終站在「中國人的兒子」的民族文化立場，選擇了以中國傳統文明為價值方向的道路，先清理腐朽的西化派，穩住陣腳，繼續改革開放，從經濟改革做起，再逐步政治改革。眼下胡溫體制也是如此，他們先求黨內民主化，再逐步做到政府體制的民主化，這需要給他們一點時間，不要苛求人家「震盪療法」一步到位，否則將是民主化後的更加貪贓枉法，民主尚未成熟，先滑向民粹政治，那將如台灣一樣，亂局難以收拾，河清之日遙遙無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