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的政治人格與領導問題

筆者在2001年4月的《海峽評論》曾經發表《陳水扁的領導模式：不沾鍋領導》，曾有如下一段話：「台灣教育的成功主要在量的成長，而非質的提升。許多有識之士常感歎，台灣各界菁英學歷愈高者愈自私，『專業』知識分子多，『人文』知識分子少。這些菁英如陳水扁、呂秀蓮等從小都很會讀書，名列前茅，或因家貧，一股出人頭地的潛意識衝力，使他們容易以『正義化身』而打抱不平，無形中養成『我對你錯』的心理慣性，同時也塑造成『自我中心』的思維模式，缺乏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的能力，一旦有了權力，更妄想自已的『正確性』。此即不沾鍋的心態，阿扁從政一路走來，不就是一路罵人罵到底，自許正義的化身嗎？如今當了總統，舊習未改。」

觀察馬英九的政治人格與領導問題，筆者看出馬英九與陳水扁兩人實際上是台灣五十多年來，威權統治政體下威權教育的兩個典型代表，前者從小在「悍父」的威權教育下，立志出人頭地，早已養成循規蹈矩的「乖寶寶」性格，其後又在建國中學、台灣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念法律，一帆風順取得博士後，返國任職蔣經國的英文秘書，以及後來的黨政要職。馬英九的服從性高，自然深得威權領袖的歡欣，長期形塑了女性化的傾向，為求感恩竟然將家父長的權威投射到蔣經國的身上，視蔣如父，並有感恩下跪的舉動，此種上下之間權力關係的「威權性格」自民主時代觀之，自然有點滑稽。

同樣的，乖寶寶的對立面，就是帶有高度攻擊性格的陳水扁，他自幼家貧，經濟生活的恐懼不安，與受剝奪感，使他自我中心的自戀人格，在政治行動上充滿了對抗性與依附性的矛盾現象，這種威權性格也使他每逢選舉必定製造受迫害的妄想症，從製造吳淑診車禍的假象，博取受國民黨迫害的同情，到中共的打壓，和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對立衝突等等伎倆，都是這種威權性格的投射與表現。馬英九的威權性格表現在對威權者的順服，而陳水扁的威權性格則表現在製造威權假象與對抗威權的漩渦中，兩人其實在威權的淫威下都有其心靈深處的脆弱性和心理的敏感性，他們對所謂的權威都有一種撒嬌的慣性。陳水扁在政治受挫時，必定返回台南家鄉，向他視為民主選票權威的鄉親們撒嬌取暖；同樣的，馬英九也在政治受挫時，返回他的青年偶像神主牌權威，接受青少年的歡呼，以獲取心靈創傷的慰籍。

馬英九的威權性格，主要表現在（1）對威權者的信賴與服從；（2）對群我（GroupSelf）的投入與奉獻。（3）對同儕的不信任；（4）易聽從團體的社會壓力而改變政見；（5）重視目標達成，忽略與下屬的關係及他們的意見。第(1)點馬英九表現在對蔣經國的關係上；第(2)點表現在對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奉獻；第(3)點表現在過去的台北市府團隊和現在的國民黨黨工，以及對大多數同輩朋友的不信任；第(4)點表現在「台獨是選項之一」與「終極統一論」的搖擺；第(5)點表現在最近對詹春柏秘書長和文傳會副主委黃玉振未經知會就被撤換。對黃玉振妻子重病在身，毫無所悉，衹重視工作目標的達成，卻缺乏關懷幹部的革命情感。

馬英九成長過程中一帆風順，缺乏挫折後的許多學習機會，早已養成自我中心的思維模式，他在真父親馬鶴凌的霸權下成長，在假父親蔣經國的權威下，依靠順服權威的方式取得孝子和忠臣之名，其成功模式頗有利於威權體制下的進取之道，卻無益於民主時代領袖性格所必須的堅持原則的毅力，他需要「去掉學習」（Unlearn）過去成功的模式，重新改換新民主時代的理念、性格、和才能，使內在的修為和外在的環境相互配合，才能成功為一個新時代的政治領袖。以下各點是筆者的淺見，或有一得之愚的參考價值。

一、政治路線的確立與堅持絕不可搖擺不定。馬英九在去年12月底行動中常會中宣示「國民黨與民進黨差距再大，也大不過我們與共產黨的差距！藍綠同在一條船上，二千三百萬人民都是命運共同體」、「國民黨將朝野和解的順位優先於國共合作」。這充份表明了（1）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2005年赴大陸與胡錦濤總書記雙方合作的「一個中國」路線被馬英九修正為「獨台」與「台獨」合作的路線。（2）未能記取2005年2月宋楚瑜與陳水扁所謂「真誠」合作的破裂，使親民黨從此一蹶不振的教訓。（3）泛藍支持者一直保持60%的支持度，馬英九沒有信心去依靠他們的支持，卻反過來一再撕裂泛藍內部的團結。（4）馬英九對於連戰訪問中國大陸後民意支持度的上升現象視而不見，卻對自己外省人的原罪始終抱有自卑感，以為向民進黨作出路線妥協，即能跳脫原罪的拘絆，確屬天真。政客與政治家都要順從民意，但政治家還要加上領導民意，馬英九隻顧選票而順從民意，卻未敢堅持政治路線而領導民意，此與政客何異！

二、政治理性主義優於感動民心的戰術方略，終將自食惡果。國民黨自從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坎坷的道路，由於「打天下」的帝王思想殘存未泯，以及治國所必須具有的理性與邏輯思維，幾乎使許許多多的黨工幹部發展成為「欺上瞞下」的性格與掃瞄環境的「盲思」，在威權體制或性格的籠罩下，情感壓抑不得解放，缺乏真性情的流露與釋放，黨內同志無法真誠以待，彼此關係夾雜著權力因素在內，因而扭曲了人性自然關係的發展，而所謂邏輯理性也片面地往「工具理性」的方向膨脹，因為最後的「目的理性」衹能由最高的領袖拍板決定，久而久之，幹部養成了上下之間的身份、地位、年齡因素決定了是非善惡的標準，且不自覺地將之投射到與群眾的關係上，缺乏真誠的互動，讓群眾感覺虛偽而不自知，前有連戰，後有馬英九，被群眾批評連握手都形式化，缺乏真誠感人的力量。至於調整人事，仍繼承蔣經國「天威不測」的作風，事先也不知會一聲，毫無人性禮貌的基本態度表現，十足為威權性格的偽善態度。

DanielGoleman在《情緒智商：為何比IQ更為重要》（EmotionalIntelligence:WhyItCanMatterMoreThanIQ,1995）這本書中提到「情緒的表達和控管，要比傳統智識技能還要來得重要，此一訊息對世人猶如暮鼓晨鐘。」大文豪葉慈（WilliamButlerYeats）也說：「只依賴邏輯、哲學和理性思維的人，心智將大半飢渴無著。」領導能力就是同理心，發自內心本能的行為，而非思而後行，它不是為別人感到難過，而是感同身受，去感覺他人內心的感受，進入旁人的心智，體驗他所面對的世界。這就是儒釋道的直觀能力，也就是梁溟所謂「敏銳的直覺－－仁」。當代管理學也強調愈是高階管理愈要重視這種直觀能力的培養，例如2000年7月20日的「八掌溪事件」，當四人在溪流的石堆上抱在一起等待救援，分秒必爭的時候，官僚們還要搞那一套法規理性、程序理性、技術理性等常態規距來因應非常態的事件，簡直是「麻木不仁」，缺乏敏銳直覺的同理心。馬英九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黨，所以無法無能振衰起弊，主要性格原因就是長期以來，黨的文化盛行技術理性膨脹的結果，尤其馬英九仍陷於此種威權性格技術理性的漩渦中而不自知。

三、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法天貴真，不拘於俗。馬英九的法規理性和程序理性的秘書性格必須轉型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的真正領袖性格，才能挽救國民黨的危局。領袖的魅力建立在語言文字難以形容的形上境界，所謂「內養足，不怒而威；內養不足，怒而不威。」即是一種內在精神的修練，並超乎理性的算計。《莊子》：「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田子方篇）馬英九在威權體制下的家父長和威權領袖的指導下循規蹈矩，又面臨當代科技理性、專業理性、法規理性的壓抑，使整個社會充滿了醫病關係、師生關係、君臣關係、商人與消費者關係，…都在所謂的專業、程序、技術理性的主導下，失去了真誠的、真實的情感互動，久而久之人與人之間成為功能性的相互利用而變成麻木不仁，反應遲鈍的官僚，成為形式上的生命存在，失落了真實意義的價值。由此可知，當年杜月笙的領導魅力全在於「深通人情世故」、「樂於助人」、「閒話一句，誠信到底」那種真性情的流露，而非什麼「英俊帥哥」、「美國博士」、「高傲孤僻」的「一曲之士」所能忘其項背。

自古以來，有神魅性格的領袖，如耶穌、孔子、釋迦牟尼等人，莫不是真在內者，所以神動於外，乃能感動人類二千多年的心靈，其震撼力又豈是文字語言所能形容一、二？

馬英九對待人類的苦難所發出的慈悲，是一種普遍意識，而非遵重「個別差異」的人文精神。簡言之，這是一種執著普遍精神的法律主義，例如他為人證婚時，往往千篇一律覆誦那些「夫妻誰對誰錯…」的笑話，從未見他與新郎／新娘雙方關係的特殊敘述，久而久之那種可以「一體適用」的普遍笑話，也就無法落實在雙方情感鞏固的基礎上，類似一位獨裁者對人民充滿著普遍「一體適用」的政策與感情，而將自己與他人的特殊感情，局限在非常狹小的範圍內。其所面對的人際關係困境，大率皆由此而起。

在憲政民主的架構下，才有真正的國家認同高於政黨的競爭。台灣政情非常特殊，民進黨人根本不認同中華民國憲法，甚至想提出第二共和國的實踐，他們的國家認同與馬英九的認同，絕然不一樣，試問如何妥協合作，共存於一條船上？民進黨始終不願接受一個中國的事實，自外於國際政治的現實世界中，馬英九又有何本事與這種不顧國際政治現實的政黨合作，而胡扯什麼與共產黨的差距大於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差距？馬英九若還有一點中國民族主義精神的堅持，則應該如Huntington所見：「近百年來國共鬥爭，實際上反映了西方文化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價值的內戰」，因為這個內戰而分裂，其實雙方尚有民族主義的共同點，而民進黨則想自外於這個民族主義的範疇，鼓吹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試問馬英九，你想以國民黨與民進黨空間的距離，鼓吹合作較易呢？還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民族主義連結較易呢？捨易取難，已非政治家的智慧，尤其為了選票，祇有順應民意的媚俗作風，而無領導民意的眼光和堅持，更非政治家應有的勇氣和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