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葛超智與「二二八事件」之謎（下）

由此可知葛超智所真正關心者，並非台灣人前途，而為美國利益。葛超智並非毫無原則，相反地其一貫所持之原則為「維護美國國家利益」，在此原則下一切皆可妥協。所謂同情台灣人、「台灣地位未定」、「托管論」、「台灣獨立」、為台灣人爭取自主、自治、托管、獨立等論調，完全為葛氏之詭辯，其所在意者僅為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維護美國「島鏈」防線之完整。為防止台灣成為共產主義之溫床，甚至主動倡議支持他所鄙視的蔣介石政權。日後在其著作中故意將會鐸上校到訪時間錯置，以圖遮掩此事。葛超智所作建議，經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蔣介石勸說，致使陳儀下台改由文人取代。

「二二八事件」原為一場，始於專賣局取締私煙誤傷人命之抗議事件，因官員處理不當致成暴動，後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政治人物介入轉為要求政治改革。原本此事或可和平落幕，然而因台灣人《致馬歇爾將軍之陳情書》內容，經美國大使館走漏，為蔣介石所獲知，是以整起事件被認為是美國駐台灣領事館與「台灣政治建設協會」密謀獨立，致遭國軍武力鎮壓，部分台籍菁英領袖則因受事件牽連而遇害。

葛超智在台鼓吹「托管」台灣，最後致使其信眾枉送性命。尤令人非議者，葛氏於1947年3月10日對美政府之《中國在台灣政府的幾種解決方案》報告中，為防止台灣軍事鎮壓所引發經濟崩潰，造成共產主義蔓延，竟建議美國應繼續支持蔣介石政權。足見葛氏「托管」台灣主張，並非為台灣人著想，其心中所盤算者，惟「美國利益」而已。

綜言之，由於戰後台灣民生凋敝，重建困難，部份來台官員貪污無能，無力解決各項問題。駐台軍隊軍紀敗壞，製造事端，引起台人反感，迫使陳儀將駐軍調走。復受大陸國共內戰影響，通貨膨脹，物價上揚。又因戰爭受損與日人戰時之掠奪、風災、肥料欠缺、人力不足等因素，糧食供應短缺，造成糧荒。中央政府忙於國共內戰，無暇他顧，非但無法協助台灣，反自台灣奪取各項物資以供國內作戰之需，致生民怨。陳儀之各項施政無法解決問題，行政長官大權在握，領導無方，又不體察民意，致成「官逼民反」，尤為重要者，體制令台灣人無法參與決策，少數台籍領袖心生不滿，欲藉事端施壓，迫使陳儀改革、下台。

由於葛超智一再否定《開羅宣言》，並宣傳「台灣地位未定」，來台後以此遊說台灣人選擇由美國「托管」台灣，少數台灣人受其蠱惑，贊同其主張。葛氏藉口宣揚美式民主，暗中與台籍領袖往來，私下推動「托管」活動不遺餘力。然此舉並未獲美國大使館與台灣領事館支持，徒使陳儀感到不安。少數台人誤信葛氏之言，認為只要向美表態「托管」，即能獲得美國支持，於對陳儀施政失望與改革無望情形下，少數台籍領袖大膽向美國陳情，請求美國「托管」台灣。美國政府自「二二八事件」發生前至「二二八事件」結束後，始終堅守《開羅宣言》承諾，即台灣地位已定，台灣已交還中華民國，美國不便涉入。「二二八事件」期間猶一再訓令台灣領事館嚴守中立。

台籍領袖想藉突發之「二二八事件」，要求體制內改革，少數領袖則尋求國際－－特別是美國介入。陳儀因駐軍調離，島內兵力空虛，於「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初，無力制止，任令事件擴大，隨後應允台籍領袖，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共商解決對策，圖謀政治解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顯然認為已獲民意支持，提出之解決方案，條件卻令陳儀無法接受。另方面部分「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員，意欲透過國際宣傳，以擴大事端，尋求外國干預。期間雖經葛超智努力，違反大使館外交訓令，強力建議美國介入，卻始終未獲得國務院支持。旋因台灣人《致馬歇爾將軍之陳情書》之內容，為蔣介石或陳儀所偵知，致使「二二八事件」被認定為意圖陰謀勾結外國領事館，密謀獨立之「叛國」行為，以此遭受國軍武力鎮壓，台籍領袖因而被捕失蹤或遇害。整起「二二八事件」，由於葛超智之故，始由「官逼民反」而起，〔注11〕終以悲劇收場。

葛超智雖於日後出版之Formosa Betrayed一書中，極力淡化自己所扮演之角色，意圖將「二二八事件」解釋為，台灣人受美國宣傳追求民主，反抗陳儀政府，尋求「托管」與「獨立」，一如美國先民所為，向美國求援卻遭美國拒絕，形同被「出賣」。然而台灣人民，「官逼民反」是真，反抗陳儀政府，要求政治改革是真，卻並未藉「二二八事件」要求「托管」與「獨立」。實則葛超智欲藉少數「托管論」信徒，趁機向美國求援，行假「獨立」真「托管」之實。整起請願運動，無論是有「全島財政及教育的菁英」至少有一百五十個人簽名，代表八百名請願人的《台灣人呈送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將軍的請願書》也好，或有一百四十一個簽名，代表八百零七人的《致馬歇爾將軍之陳情書》也罷，試問以區區一百四、五十人（即便人數膨脹為八百至八百零七人）之意見，如何代表全台六百萬人民意？如何能獲得美國政府重視？即便參與者全為「全島財政及教育的菁英」，台灣當時堪稱「財政及教育的菁英」者，又何止一百四、五十人？又何止八百零七人？由此觀之，以當時請願運動成果而言，參與請願運動者，佔六百萬分之一百四、五十人，或佔六百萬分之八百零七人，實屬極少數，亦證明「托管論」未受大多數台灣人支持，要求「受美國托管」並非當時主流民意，〔注12〕請願運動猶如一場兒戲，且其規模與重要性日後明顯被誇大，當時國民政府處理此起請願事件，亦為反應過度。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開會時，曾有青年上台主張「國際共管」，並未獲得在場民眾支持，被「當作一種不負責任的一時憤慨之詞解釋」。〔注13〕此亦可清楚顯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台灣民眾，當時主要訴求為政治改革，而非「托管」台灣。

「二二八事件」是件官方查緝私煙行動，處理不慎之意外，由於駐台軍警人數單薄，事發之初無力制止，致使少數受葛超智蠱惑之台灣人，誤判情勢，認為機不可失，暗中欲藉「二二八事件」尋求「托管」與「獨立」，卻遭美國拒絕，且未獲大多數台灣民眾支持，以致失敗。葛超智實為整起尋求「托管」與「獨立」運動之始作俑者。若無葛超智從旁鼓動，使少數台灣人誤以為「托管」與「獨立」運動背後有美國支持，則台灣人未必敢於魯莽行動。若無葛超智送出之台灣人《致馬歇爾將軍之陳情書》，或許事件可尋求和平政治解決，政府未必派兵來台。然因《致馬歇爾將軍之陳情書》之故，使國府認定「二二八事件」，為台灣人意圖暗中勾結美國領事館，進行「獨立」叛國，以致遭到國軍來台強力軍事鎮壓，其中亦有無辜民眾因而枉死。

葛超智於1965年2月28日完成Formosa Betrayed，藉此書推諉責任，將「二二八事件」曲解成，台灣人尋求「托管」與「獨立」運動，將自己塑造成關心台灣人民前途的人道關懷者，日後更搖身一變，成為台獨運動「教父」。儘管葛超智一再為自己諉過，卻無法為其在事件中，鼓動少數台灣人「托管」與「獨立」於先，繼而背棄於後，種種不當行為卸責。正如AIT（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所言，葛超智於整起「二二八事件」中，為參與者而非觀察者（he was more of a participant than observer）。〔注14〕因此葛氏所言，並非公正客觀。

國軍登陸後，礙於美國駐台副領事牽涉在內，無法將涉案成員交由司法公開審判，由情治單位對涉案「叛國」份子，逕以「密裁」手段予以殺害。此舉或許當時在大陸司空見慣，然台灣人經日本統治五十年後，已接受司法制度洗禮，對此草菅人命之做法，無法接受。台灣人眼見親人未經司法審判即告失蹤、死亡，始終認為被害者含冤莫白。如當時能釐清真相對涉案人員，循司法途徑逮捕，公開審判，勿枉勿縱，課以當事人應得之罪刑，此事件自可平息。奈何相關單位未經公開司法審理，恣意報復，魯莽草率行事之結果，致使六十年後被害人家屬仍心有未甘，聲言討回公道。

綜合以上論述，葛超智實為導致「二二八事件」中，主政者與改革者彼此立場對立，衝突惡化，致使「二二八事件」無法和平收場之關鍵人物，亦是造成「二二八事件」六十年後，遲遲無法落幕之罪魁禍首。【全文完】

〔注1〕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於官方網站，http://228.culture.gov.tw/web228/ about03_02.asp上網檢視日期：2006年8月13日。
〔注2〕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20.譯文見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4月），頁48。
〔注3〕南方朔，《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台北：四季出版社，1981年12月），頁85。
〔注4〕鄭純宜，《被出賣的台灣：葛超智（George H. Kerr）文物展綜覽：從世界史的角度反省二二八事件》，（台北：二二八紀念館，1999年4月），頁29。
〔注5〕朱浤源，〈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年3月），頁459。
〔注6〕蘇瑤崇，〈托管論與二二八事件〉，《現代學術研究專刊》，頁130。
〔注7〕「Plebiscite」一詞，為「主權公投」之意，與「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不同。此葛超智與蘇瑤崇所謂之住民「自決」，實指「主權公投」（Plebiscite）而非「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
〔注8〕蘇瑤崇，〈托管論與二二八事件〉，《現代學術研究專刊》，頁131。
〔注9〕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145.譯文見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157。
〔注10〕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2月），頁175-6。
〔注11〕王曉波，《平反228官逼民反說不對嗎？》，《聯合報》，2007年3月1日，A15版。
〔注12〕學者張旭成認為：「但如果就事論事，實事求是，應該說當時參與『二二八』的人並沒有甚麼分離意識，並不是要脫離祖國。」。張旭成，〈二二八事件的政治背景及其影響〉，《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89年），頁114。
〔注13〕梁辛仁，〈我們對不起台灣〉，《二二八研究續集》，（台北：李敖出版社，1991年1月），頁14。
〔注14〕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Taiwan』s 228 Incident: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n February 28, 1947, 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