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馬總統盡速台灣史的重建

我們該相信誰？教育部長杜正勝，我們崇高的杜院士下台了，這位李登輝時代的台灣史新課程的重要旗手，終於以成為一個慘淡的笑話的形式走進了歷史，然而，關懷台灣的我們已經可以相信其他的權威了嗎？

馬總統上台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看到新政府在保釣運動上的合理主張，我們是高興的，但是，我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完全操之在我的事業；那麼馬先生應該如何繼續穩住我們「台灣主體性」的發展呢？新的教育部長就能處理這個問題了嗎──我懷疑──請試看李登輝路線為我們留下了什麼，好一堆赫赫的權威，用什麼才能勝過那些威儀的陣仗呀──如果不是馬總統親自推動，在教育界像許世楷那樣的漂亮人物是絕對不會少的，這也將是我們真正支持兩岸和諧發展時，請馬先生務必注意的問題──因為只有讓我們台灣人能真正地由當年日本人的愚弄與欺壓政策下完全覺悟地抬起頭來，才可能受到全世界、我們所有愛好平等與尊嚴的盟友，包括對岸，真誠的尊重。

筆者作為一個師大人，看著那些權威者在十多年裡累積的學經歷，是深為感慨的。下面就以身為我們師大人出身的台灣歷史研究權威，合著的《台灣史》，初版已暢銷達十刷的吳文星與張秀政兩位先生為例：

黃秀政，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中興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2001～2004）；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台中夜間部主任；國立編譯館高級中學歷史教科用書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經教育部評選為八十年度優秀教育人員。經教育部評選為八十二學年度大學暨獨立學院教學特優教師；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訪問學人；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出版《台灣全志》‧文化志、教育志編纂計畫現任主持人。這是多麼優秀的教師典型！

吳文星，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進修部教務主任、歷史學系主任，師大文學院院長（2003～2005）；以及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一年、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及總合文化研究科外國人研究員、愛知大學客員研究員、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招聘外國人學者；這是多麼輝煌的、美日都眷顧的資歷！

他們兩位都是李登輝路線下，強調所謂「台灣主體性」的「認識台灣」課程的主將；黃秀政在杜正勝麾下擔任「認識台灣」的「社會篇」編審會主任委員時，他是「認識台灣」之「歷史篇」編審會主任委員；吳文星則是歷史篇編審會的委員、研發小組及編者陣容裡的頭牌大將；他們都在此後成為由兩所國立院校裡「聲威顯赫」到整個社會的學術權威。

打開吳文星與黃秀政在1986年與1987年取得他們開山地位的台灣史博士論文《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與《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都是洋洋灑灑地列出一大堆腳注的傑作；不過仔細地看時，就會發現，對於日本這個侵略的統治者的作為，不知為何這兩篇論文都在舞弄了幾個學術名詞後就語焉不詳？

然而，要研究被統治者的存在，無論其為崇高或卑鄙，如果它們沒有對應於統治者的種種利害的手段而做出種種表現，如何能夠顯出被統治者的奮鬥與掙扎，幸運或惡夢？在不曾關注統治者實際作為的情況下，當年我們的這兩位權威研究「台灣社會領導階層」與「乙未抗日運動」，到底研究出了些什麼重要的博士級資訊？

為什麼呀──讓我們先看黃先生的大作──

對於那乙未年間，在我們先民的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黃秀政先生論文《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中所絕口不提的日人所高唱的「台民放逐論」，以及當時在我台人居地所引起的種種不幸史實，「越二日，而日大隊至，至則占民房，掠雞牛，搜軍器。民之移家者，擔簦躡屩，扶老攜幼，累重登舟，紛紛蔽海而浮，妓女勾婦亦有去者。」（《瀛海偕亡記》，洪棄生著，收於《洪棄生先生全集》，省文獻會編印，頁6）；為什麼黃先生像都見不到──除了隱蔽史實外，更是把史實說成是「日軍在中南部的焦土政策，對抵抗較為激烈的地區，常進行全面的燒殺，導致無數住民家毀人亡，因而被迫投入抗日義軍行列之中」──因為黃先生認為我們的先民不應該抵抗日軍的「殺戮攘逐」麼？

就在此時，真不巧的，我竟正好看到吳文星先生博士論文《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中，對於前面提及洪棄生所記述的那段史實的一段，竟做不可思議的運用──未經任何研究辯證的過程就把該段史實竟轉成「日軍登陸後，……官紳相繼遁逃，而潰兵四出……亂民意趁火打劫。雖有紳商集議迎接日軍入城，惟『民之移家者，擔簦躡屩，扶老攜幼，累重登舟，紛紛蔽海而浮，』」（該書，頁24）；將原本作者指為日本侵略者所導致的「內渡潮」，任意地就改成了亂民所導致的逃亡潮!?對比起來，黃博士倒是沒有做那樣過分的變造，可算是一種優點──

還是回頭看，黃秀政論文《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中雖乏對於日本侵略者種種作為的必要描述，但是在其結論中卻對於指揮來台建立日本殖民統治體系的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給予以下的贊語──「對日本政府來說，則可謂用得其人，因此其接收台灣，任事認真，態度至為慎重。」當年的史實真的是如此麼？即使不談前及的「台民放逐論」，意圖以殺戮手段把我先民全部趕走之可怕；就讓我們看日本人學者對於他在台灣所留下的種種問題的批判──「乃木到任時的第一個聲明，就是整頓台灣官界的風氣；當時台灣充斥了所謂『獵官』，特別是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時代，以鹿兒島同鄉的緣故而採用了大批的僱員；這些官吏大都是貪污腐敗，不擇手段……」以及乃木總督自身也曾親自指出的──「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賴戰勝餘威，虐待在鄉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致借貸，往往悖理枉法；……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有稍涉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致不能免者，相率銜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對於製造了這樣的當年日據官場現象的，使「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的樺山資紀，真的如黃秀政博士所言，對於日本政府言，可謂「用得其人」，「任事認真，態度至為慎重。」

總地看來，以上黃先生的論文所涵蓋的時間較短，其研究事件發生時乃在萬方注目與關切之下，因而，該論文之作，有相關資料易於搜集的好處，但是，對於成功的研究言，資料之搜集固然極關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其實是對於那些資料的判讀，才是功力所在；在該論文中最大的缺失，應該就是在資料判讀上，他竟完全未曾懷疑美國記者在《台灣的過去與現在》一書的記事，以為隨日軍南下的美國人大衛遜筆下所及就一定都是當年史實的梗概──黃先生應該讀過在所引的該書中這位記者自述的「為方便起見，我們先講陸軍中將男爵乃木麾下的部隊之戰記。我很光榮的參加此部隊，而柏村氏，前日本駐柏林公使館副武官被派為我的同伴，而替我翻譯。」我們不談這位記者是否曾收受了日方的金錢，黃先生竟完全未曾懷疑這樣一個無力直接採訪新聞對像的美國記者，是透過殺戮一方的日本軍官做翻譯而完成的第二手資料，在其大作所謂「日人來台後全般情形改善，沒有清吏來欺騙」的文字中，相對於前述乃木總督之自白，能有多少的可信度？這樣的學術權威研究，似乎認為只要是外國人記錄下的，就一定是史實，真是讓人深感遺憾。

為什麼啊──再看吳文星博士的大作。

吳先生的大作，較黃先生大作所涵蓋的時間較長，內容當然更多，看其論文開始就高標所謂「探討殖民統治下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因應調適、角色變化、遞嬗大勢以及其對社會文化變遷之作用和影響等課題。」似乎考慮也應該更為周詳；並且由該文在第一章中言明「本文不在專章討論反殖民統治體制的社會領導階層，而特以向為學者所忽略的參與殖民統治之社會領導階層為對像」，吳著的思考可說最深謀遠慮、可圈可點，為此我們仔細讀它。

該論文真可說是資料豐富，根據前人的研究向上發展，可說是相當理想的範例；然而，沒想到，如前述，為了比較該書與前述黃著隱蔽史實的情況，當我們在吳先生的大作中試著印證其是否能更誠實地面對史實時，我們發現該書不談「反殖民統治」的問題，當然可以是學者的自由，但是論文中出現前述那樣地任意移花接木，太輕率地扭曲史實，抹煞史實，是否太過分了吧。學術研究怎可如此?!

為此，我們不能不也以嚴格的學術思辯來考察他的大作，我們發現作者竟然與黃先生一樣，也並沒有能把我們大家所關切的「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問題，放在真正的日本殖民統治的殘酷時空中辯證，該論文最多只是被放在日本人自身的學術掩體，如「武斷統治」或「日據時期……總督府當局採取以同化為依歸的統治政策」之名下，然而，那怎可能充分呈現我們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當年艱辛參與殖民政治的偉大努力？

舉例言之，該論文中不但與黃先生一樣沒有提到我們指出的「台民放逐論」，並且也絕口不提當年我們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在1898年至1902年間，透過宗教力量禁絕鴉片的偉大成效；以及當時我台灣社會領導階層被悲慘打擊的實際情況──回顧我先民的社會領導階層所留下當年哀告的自訴，「……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若知警醒不敢為非，大有關於風化；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系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豈邪術師巫、惑世圖利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我們溫順的地方領導階層，響應日人本身禁絕鴉片的作為，竟要付出「肝腦塗地」的代價！

吳先生美其名稱為「帶有同化意味的現代化取向的社會」，或曰「日據時期……總督府當局採取以同化為依歸的統治政策」，我們可以問，我先民上哀告文中所慘烈描述的真的是一種「同化」嗎？研究者不把這樣的背景充分的展示出來，如何能幫助讀者真切地理解當年我們社會領導階層參與殖民統治的真相──還是吳先生的論文本來就只想要傳播假相？

換言之，吳作雖然資料豐富，但是他論文的基本設想，把「參與殖民統治」與「反殖民統治」截然劃分，是否一明顯的荒唐，任何政治都是互動的利權爭奪，那是一零合的整體，他似乎認為把其論文的觀點集中在其所設定的「參與殖民統治」上，就能撇開整個日據歷史的殘酷實際，然而，那樣的話，怎麼可能看清問題的真相呢？

果然，就讓我們由吳作所強調的「此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兩大運動──『放足斷髮運動』及『國語普及運動』」來看……

先看「放足斷髮運動」的部分──

吳博士為我們剪輯了許多相關資料，大家有沒有發現，為何該運動總是斷續的，吳博士只強調了日人採取的是放任與緩禁的態度，不要引起我台人的反感，所以就要由1895年開始，斷斷續續拖到1911年以後才能成功嗎？然而，史實真只是那樣麼？研究者似乎由於日本官方沒有說明，他就沒有為我們探究的責任？

在此，吳博士為何堅持不肯看那個時代的背景──滿清傾覆之前，正是在日人「台民殺戮放逐論」與「禁止台民禁絕鴉片」兩大運動的期間與之後──1906年日人竟開始在國民教科書中嘲笑我台人嗜吸鴉片，我台民心中當然對日本所有作為會有疑懼排斥之心；而1911～12年滿清傾覆正是民國建立，中國人自此也不綁辮子，所以心向故國的我台民與其領導階層，當然也就逐漸願意忍痛改髮型了。不如此細看此一運動的全背景，只提出所謂「組織性斷髮與放足」，合理嗎？不充分討論為何早先之1904年我台人已主張保甲規約強制禁止，台灣總督府不許，只在學生入學時規定斷髮，竟要至1914年發生「總督府扼殺主張改良風俗的台灣同化會事件」後，它才通過以保甲規約嚴格禁止這種中國事物，讀者怎麼可能真正理解其發展呢。

此外，奇怪，真奇怪，明明是總督府在保甲規約中明令禁止，吳博士怎麼照抄日人歌頌說當年「推動斷髮解纏運動，官方並未施加任何壓力，完全是各保甲著著進行……」呢？

再看「國語普及運動」，始於1915年，事在?吧哖巨案株連全台，以九百餘人處死刑而震懾社會之前後，要求社會上層人士將之作為「始政二十週年紀念事業」而逐步積極推行，當然誰敢不從；不過在高壓之下的學習效果，初期並不理想，但官方仍然努力推動。

吳博士並不重視當初總督府大力取締「同化會」與?吧哖事件對於當時台灣社會領導階層形成巨大威脅的問題，也不曾提及當年學習的實際情境，卻詳細列舉了日據下各種與「國語普及運動」相關的各種活動的相關資料，並強調其教化的成果，代為日人努力公佈了其各項可觀的資料，如所謂「1940年，已達280餘萬人，占台人總數51%，已超過『國語普及十個年計畫』的預期目標。」「社會領導階層成為運動推展的主體，乃是運動成敗的決定性因素，……1944年，增為71%。若與朝鮮相較，朝鮮的日語普及率僅35%，……顯示台灣的推廣日語運動，因社會領導階層的阻力較小，故成效較大。」並高明地指出了日文是一種現代化的文字，是學習現代化生活的重要工具──

精研日據下台灣史的吳博士是否曾經聽說當年實際的情境，早期是有「國語傳習所……發生總督府官員視察之際，臨時借用書房學生以湊人數之笑譚」；後來則有「國語家庭是一般家庭配給之1.5倍的鼓勵」與「每天傍晚六時到九時，村裡的青年男女皆須出席國語講習會，盡學習日語會話讀寫的義務，……為考驗國語講習的成果，警察會突然家庭訪問，進行抽考。考試時若步小心口出台語，即遭拳打腳踢，罰款十元。」的情形；關於吳博士所說「與朝鮮相較……顯示台灣的推廣日語運動，因社會領導階層的阻力較小，故成效較大。」到底博士所提出的觀點，根據的是什麼？

吳博士真的以為社會領導階層的帶動真能勝過前引的，上述在物質、肉體和精神上同時出現的種種壓力嗎？至於，所謂「台人透過日語吸收現代西方的基本科技和文化，接受現代的衛生觀念，新觀念和新制度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是真的嗎？據日據時代著名的文化人吳新榮醫師在光復初期的日記，「一般的人都誤信光復是復古，把科學和醫生都放在另一邊，而捧木偶和乩童都來作老祖公。……例如北門鄉蚵寮一村，因拒絕打預防針，反對灑消毒水，而為霍亂一時斃命達數百人。」就顯示了當年日據下苛政竟打擊了人們對於現代科技應有的信任之實際影響。在吳博士大作的豐富資料中，為何竟獨缺這方面的史實，那怎可能提供讀者公正的判斷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