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烈士羅福星的歷史意義

甲午之役，馬關條約割台，那是我國近代史上最悲慘的一頁。我台灣先人奮起抵抗，武裝抗日與非武裝抗日，英勇與侵略的日本殖民者鬥爭五十年。前期的武裝抗日中，1895年台灣義軍與祖國的黑旗軍、新楚軍，並肩作戰，以性命相許，抗日衛國，血染台灣大地，草木同悲。雖然遭日本殖民者殘酷鎮壓，犧牲數以萬計，但抗日志士視死如歸，一波又一波，前仆後繼地從事壯烈的武裝抗日，時間長達二十年之久。在這二十年的武裝抗日鬥爭中，羅福星乙案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

羅福星

羅福星，別名東亞、國權，廣東鎮平縣客家人，1886年生於印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具荷蘭與印尼人血統，相貌酷似西方人。羅福星週歲便返回廣東故鄉，10歲時隨祖父復至印尼，就讀於爪哇的學校，兼習荷英語文。中學畢業後次(1903)年，羅福星即隨其祖父抵台，居於苗栗一堡牛欄湖莊134 號(今苗栗縣造橋鄉豐湖村桃仔窩)，1907年夏方離台返鄉，其間曾就讀於苗栗公學校。

1907年夏，羅福星離台返粵路經廈門時，宣誓加入「中國同盟會」，次年受同鄉先進廣東教育總會會長丘逢甲的賞識，奉派至印尼爪哇一帶視察僑校，後曾任新加坡中華學校校長半年，另至緬甸任該地同盟會分會書報社書記工作，續至印尼巴達維亞任中華學校校長。1911年3月，羅福星返回祖國參加廣州三二九黃花崗之役，倖免於難，旋逃往香港、印尼，11月時復率其於印尼巴達維亞所募民軍至廣州，與朱玉廷同率民軍二千餘人赴上海及蘇州。俟南北議和，1912年1月孫中山先生於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羅福星乃解散民軍，續滯滬，約5月後返回廣東，任家鄉村學校長。

羅福星組建抗日組織

1912年8月，羅福星應北伐軍聯團百長劉士明之邀，前往台灣從事抗日革命。是年12月，羅福星與其它11位志士，於一同遊歷祖國山川後，分別先後抵達台灣，齊聚台北。

羅福星抵台後，即與其他11位志士分頭招募會員。羅福星負責專於台北與苗栗地方展開同盟會黨員的招募工作。為安全起見，羅福星系采縱式組織方式以吸收黨員，並將之納入軍隊化組織中，例如江亮能即被授予正部司令軍長乙職。當時四會（福、廣、閩、林季商四黨）聯合，稱為「華民聯絡會館」，會員總數六萬餘人，其中林季商（即霧峰林家之林祖密）之會，1913年2月羅福星視察台南一帶地方時，該會已有二萬會員。羅福星領導的組織是「華民聯絡會館」的十二系之一，他本人所招募的同志，當在1,500人或更多。

1913年底，因情勢緊張，羅福星密謀偷渡出境，但卻在淡水被陳金枝及其舅李煙山向日警告密，而於12月19日清晨兩點被捕，旋於1914年3月3日在台北監獄絞首處決，時年28歲。當時，本案被捕共412人，其中被判死刑者還有江亮能、黃光樞、謝德香、傅清鳳、黃員敬等五人，餘者分別被判處15年至4年半不等，其中遭處5年徒刑者達135人，不起訴者153人。

羅福星案的歷史意義

首先，羅福星案雖然在起事前，就遭日人偵破，功敗垂成。但羅福星卻是辛亥革命成功後，中國派遣革命黨人跨海，在台灣本島從事有組織的抗日行動。在意識型態上，則是接承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救國理念。羅福星在台灣招募同志時，除介紹個人經歷，祖國革命成功的進步，具體事例說明日本暴政，對同志曉以民族大義外，尤其是旗幟鮮明地向同志再三說清楚，講明白，革命黨的目的是驅逐在台灣的侵略者日本人，使台灣復歸中國，願中土如斯更富強。誠如台灣總督府臨時法院宣告羅福星的判決書中所稱「羅氏等以台灣原為中國的領土，台民原為中國的人民，故組織革命黨，謀行驅逐日本於本島之外，光復台灣」，故連辦案的日本人檢察官也承認，本案「其目的非詐欺取財，乃真摯以革命不羈為目的者」。這是自清王朝覆亡後，中國菁英以行動昭示「收復台灣」的決心。

其次是羅福星案的涉案者，在第一次遭審判的169人中，有家眷者占73.4%，這反映參加此一秘密武裝抗日組織的成員，多是有家室的良民。此外，169人中，能讀書者高達42.2%，遠高於當時台灣人的平均教育水準，其中包括地方上有學識、有資產與有名望的上層菁英。例如遭處死的黃光樞與謝德香，前者是廣東鎮平縣人的前清秀才，後者是苗栗地方富有人家。遭判處十五年徒刑的葉水全，也是大湖地方富有人家。遭判處九年徒刑的吳頌賢，則家學淵源深厚，祖父吳海烈為進士出身、父親為私塾老師。也就是說，羅福星所領導的秘密武裝抗日組織，可說是以高級知識份子為核心，成員具有「台灣回歸祖國」使命感的高度理想性。

第三是日本報紙《台灣日日新報》的描述，這些有學識、有資產與有名望的革命志士被捕後，心中泰然自若，毫無狼狽之情，態度傲慢，多無悔改之色，因為他們心中先以死自我期許也。羅福星一案的發生，對日本殖民者而言，這時日本佔領台灣已經十八年。也就是說，在日人佔據台灣近二十年後，在中國本土居然仍有熟讀中國詩書、通曉外國語文、曾接受現代西洋教育往返東南亞，與曾參加三二九黃花岡之役，如此優秀的中國菁英，願獻身於民族的振興，領導台灣的民族抗日運動，使台灣重返祖國；在台灣本島，於歷經日本強大國家機器血腥鎮壓近二十年之久後，仍然有如此多的台灣人，冒著身家性命危險，參加如此秘密的武裝抗日組織，其核心菁英更是以視死如歸的豪氣，認同祖國中國，這令日本殖民當局十分震驚。

三十年後台灣回歸祖國

羅福星於台灣招募黨員時，幾均告以明(1914)年革命黨與中國軍隊將共同佔領台灣，驅逐在台日人，以使台灣歸復中國等語。然而回首當時1913與1914年的情勢，斯時起源於我國南方的革命，雖因緣際會地於1911年迅速推翻清朝，建立民國，但祖國也因此而中央權威瓦解，中原內地陷於南北對峙。1913年夏，「中國國民黨」發動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一時間南方的江西、江蘇、安徽、上海、廣東、福建、重慶等地，先後宣佈獨立，事雖於二個月內為北方袁世凱主力部隊所平，但內戰消耗我國自身力量。

就外患而言，1913年日本力圖侵略南滿與東蒙，並旋於次年出兵山東。蘇聯則於1913年迫使我國承認外蒙自治，不駐兵、不設官、不殖民。英國則加速侵略西藏，操縱中藏英於1913年11月於印度北部的西姆拉(Simla)舉行會議，英方旋於1914年7月提出西姆拉條約草案，以我國青海南部及四川西部為內藏，由中藏共管，金沙江以西為外藏，劃為自治區，且中國不得駐兵西藏，西藏內政由印度政府監督。

在此內憂外患的情勢下，以1913年當時的中國國力，尤其是南方局部的革命力量，是無能力反攻台灣，自日本手中收復台灣。故就羅福星等人及其同志，或許因處南方一隅，難以窺見瞭解祖國內憂外患的險峻整體處境，而於中日當時各自綜合國力，估計不足。本案日人大田律師就稱「本案在台灣起革命，與日本人戰爭，使台灣復歸為中國之領土。然而彼輩一無武器子彈，毫不思前顧後，鹵莽言戰，直如三歲孩童，揮以空拳，向武裝士兵挑戰」。因此，羅福星當時欲驅逐在台日人的熱愛祖國赤誠，雖豪氣干雲，但結果是功敗垂成，壯烈犧牲。惟三十年後，1945年台灣終於回歸祖國。

歷史不應被遺忘，歷史也不應以成敗論英雄，羅福星領導的抗日事跡，體現台灣先賢以性命相許的熱愛祖國赤誠，故羅福星及參與此一事件的台灣志士，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永垂不朽。

（本文有關羅福星事跡部份主要參引自莊金德、賀嗣章編譯，《羅福星烈士全檔》、和覃怡輝，《羅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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