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四」九十週年，創造中華新文明

新文化運動與愛國運動的結合

今年「五四運動」九十週年海峽兩岸在胡錦濤和馬英九帶領下共同紀念、慶祝，回聲繚繞，象徵著中華文明不但沒有被胸襟狹窄的政黨政治遮掩其真實面貌，而且正重振旗鼓，創造新世紀新文明的高潮。馬英九在「紀念『五四』9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回顧了九十年來兩岸之間走過的非常曲折的道路，強調了「五四」精神中的民主科學素養，認為台灣不愧為「五四」文化遺產的繼承者。台灣總統吹噓台灣是天經地義，馬英九重視繼承與發揚中華文化傳統更是難能可貴。

「五四」的接生婆當推蔡元培，是他把一個整日在課堂、妓院、鴉片床三窟兜圈子的「學生老爺」的北京大學改造為新思想、新知識分子匯聚的園地，變成神州大地第一個自由辯論、與時俱進、讓世界新思潮在中國星火燎原的大論壇。

「五四」是一個籠統的名稱，九十年前北京學生發難、舉行史無前例的反政府遊行示威時已經是北大師生（老師中有陳獨秀、胡適、黃侃、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等名人，學生以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為首）兩代人的合作與共鳴，之後他們繼續推動新文化運動，又有全國各地知識菁英參加進來，波濤壯闊，都被這籠統的「五四」兩個字涵蓋。當今北大教授錢理群認為：「五四」主要是新文化運動與愛國運動兩者的結合。我們可以看出，這兩大運動發展起來以後都分出兩大派別來，和今天海峽兩岸的悲歡離合是有關的。

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都一分為二

先談「五四」愛國運動發展後的一分為二。九十年前北京的軍閥政府把國是弄得一團糟，學生運動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當時站在運動最前列的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等後來都成為國民黨領導的統一中國大業的智囊。他們的老師陳獨秀卻變成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從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大以及所有中國大學的進步學生運動都由中共領導，執政的國民黨（包括它的智囊群）與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漸行漸遠。蔣家政府遷移到台灣以後，「五四」變成「共匪」的象徵符號，當年「五四」的先鋒人物胡適、傅斯年、羅家倫、台靜農等雖然都在台灣，卻不敢談「五四」。「五四」爆發時已是政府官員、從未加入中共、在國共內戰前早已去世的魯迅被貼上「附匪文人」的標籤，他的所有著作都遭禁，台灣青年知識分子很長一段時期對世界聞名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祥林嫂》都未曾聽聞。這一黑暗時代已是昨日黃花，對馬英九那一代人及他們的前輩來說，應該記憶猶新。

「五四」新文化運動也一分為二，一是因為政治的影響，二是由於思想意識本是複雜多元的，不同時期總會出現各種潮流。「五四」指導思想主軸《新青年》雜誌由六位北大教授輪流主編，其中陳獨秀與胡適、錢玄同、沈尹默、陶夢和、劉半農的思想邏輯以及理論主張都有不同，後來新文化運動更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參加，等於百家爭鳴。當時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和羅家倫就對《新青年》的極左言論不滿而創辦《新潮》雜誌與其針鋒相對，有顧頡剛、汪敬熙、俞平伯、江紹原、王星拱、周作人、孫伏園、葉紹鈞等人參入，聲勢頗為浩大。這《新青年》和《新潮》同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喉舌，卻分道揚鑣。一九四九年傅斯年到台灣，擔任台灣大學首任校長，台大中文系以《新潮》命名系刊，很說明問題。

愛國因思想意識分歧出現不同路線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為了甚麼？這是因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喪權辱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中國是個文明大國，她從夜郎自大中猛醒，認識到西方文明有比中國優越之處，認識到中華文明有些致命的弱點，是為了挽救中國的厄運才展開新文化運動。這樣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愛國運動是同一個出發點，不能割裂開來。但是問題卻並不這麼簡單，由於思想意識的分歧，愛國也出現不同的路線方針。這一分歧也是今天海峽兩岸走不到同一條船上的實質原因。

一九一九年北京大學師生劉師培、黃侃、張?、羅常培等建立「國故社」，一九二三年一月北京大學研究所出版《國學季刊》發表胡適的「發刊宣言」，與此同時，梁啟超在南京東南大學講演，題目是「治國學的兩條道路」，這些都是傅斯年和羅家倫在《新潮》創刊號上所說的「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的一種文化運動，出於愛國之心。但是一九二四年一月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附中校友會以「未有天才之前」為題講演卻說這是「一群老頭子」和「少年」所表現的「喪魂失魄」，認為這會造成「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的惡果。同年陳獨秀在《前鋒》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國學」的兩個「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東方文化聖人之徒的嫌疑犯」。這兩大潮流變得水火不相容了。

激進與保守思想之間的爭論是全世界普遍現象，但在中國卻非常激烈，也代表了東西文明趨向性的根本矛盾。東方文明素來主張調和，西方文明一貫強調鬥爭。陳獨秀、魯迅等人代表的是西方文明的鬥爭精神，認為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社會，非徹底革命、脫胎換骨不可。這種思潮在年輕知識分子中特別旺盛，變成了「五四」的主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又發展成「極左」的指導思想。魯迅自己飽讀線裝書卻要年輕人不讀線裝書。毛澤東的臥室、甚至床上都是線裝書，「文化大革命」中擁護他的紅衛兵卻到處抄家把線裝書焚燬，這一瘋狂到鄧小平時代才開始收斂。

可喜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最近十餘年來，從政府到民間逐漸清除「五四」以來極左的宗派主義傾向，把胡適等人的「反動」帽子摘了。尤其令人興奮的是：胡適等人倡導的、長期被認為一股反動文化逆流的「整理國故運動」已經被大陸學術界承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

二○○六年六月文化部副部長周和平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等單位舉辦的杭州餘杭「國家文化安全」論壇講話時說：「世界人類文明中，惟有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薪火而不中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文化成為各民族文化不斷融合的催化劑，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表現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價值觀念和審美理想，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深層文化基因，以獨特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人民的思想觀念，應該通過保護、整理，進一步發揮其延續中華文明的重要作用。」這話很像是半個多世紀前胡適等人言論的迴響。

台灣也開始突出胡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胡適與近代中國的追尋——紀念『五四』90週年學術研討會」上，該所研究員潘光哲說，大家所認識的胡適面貌並不完全，應該「還胡適一個本來面目」，他說胡適也曾批判國民黨與孫中山，「秉持知識分子的良知看待事情」，還說胡適把「陳炯明事件」看成兩個軍閥的戰爭，和台灣教科書上的解釋大相逕庭。

先鋒隊：中國青年知識份子

大陸把「五四」定為「青年節」，是認準了中國青年學生在為國家爭取自由、解放、進步、去舊迎新大業所作的偉大貢獻。青年知識分子高舉革命大旗由「國父」孫中山開始。只有二十七歲的毛澤東在「五四」第二年就在湖南搞起以「共產主義」為名的農民運動，然後在三十四歲時上井岡山、「帶領農民打天下」，義無反顧，打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來。

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是中國革命與現代化改革的先鋒隊。他們在軍閥時期、國民黨統治時期、抗戰時期與內戰時期都勇敢地站在進步潮流的一邊。中共「從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後，「人民解放軍」基本上是一支文盲眾多的農民隊伍，中共立即在大陸城市發動「參軍」、「參干」運動，大批學生參加進去，才把現代的炮兵、工兵、空軍、海軍逐漸建立起來。毛澤東時代的所有群眾運動，青年知識分子都參加了，特別是「上山下鄉」，雖然有許多弊病，畢竟使農村的文化面貌改觀。二○○八年西方輿論向中國發起旨在干擾北京奧運的「文明衝突」，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群起怒吼，打退了妖焰，使得英國BBC和美國CNN電視台的反華言論有所收斂。當前，中國出現大學生到農村當村官新潮流，如果能持續下去，必將大大提高中國農村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水準。

中國和印度同是數千年的文明古國，在近代又同樣遭受西方文明的欺凌與壓迫，但兩國愛國運動卻出現迥然不同的旋律。深受西方文明熏陶、甚至自己的言論也變成西方文明財富一部分的印度「詩聖」泰戈爾和開國總理尼赫魯越是愛國情感澎湃就越是熱愛印度傳統。尼赫魯在殖民者監牢中寫《印度的發現》，在書中不但讚揚印度文明，還讚揚中國文明。泰戈爾一九二四年到中國講演，推崇東方文明，抨擊西方物質主義的貪婪。陳獨秀等人害怕中國青年聽了泰戈爾講演而喪失革命意志，不但在雜誌上撰文批評，而且派人到泰戈爾講演的會場散發傳單。胡適見到泰戈爾時透露了一些中國學界的負面反映，泰戈爾在隨後的講演中用了詩人的譏諷自責說：「他（胡適）會讓我知道為甚麼（我）這個不幸者會如此被人懷疑，好像（我）是在錯誤時間岸上偷渡的違禁品」。當時新文化運動正在進入高潮，泰戈爾作為第一位而且是唯一的得到（一九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東方人變成中國新詩運動的崇拜偶像（徐志摩發起的、胡適也參加了的以泰戈爾著作為名的「新月社」、冰心對泰戈爾詩集的模仿等），卻因為「五四」極左思潮對泰戈爾的熱烈歡迎蒙上一層陰影。

六十及七十年代中國極左思潮使印度青年知識分子也受到影響，德裡貴族學校優秀學生突然「失蹤」（去參加農村的武裝鬥爭），幾年後又回來、最終以高考優異成績被政府錄取變成「文官」，印度朋友以「出風疹」來形容這一成長經過。我看中國同樣經過這一「風疹」期，現在一切又逐漸恢復正常。

多虧「土」氣較重的毛先生和蔣先生

前面引的文化部長形容中華文明是「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深層文化基因，以獨特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人民的思想觀念」，這是十分重要的。《周易》說：「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器」指的是人們的物質生活，「道」就是「文明」。凡是炎黃子孫，不論住在湖南還是台北，都受中華文明的熏陶，馬英九在這方面也算典範。在他的領導下，台灣統治菁英一定會和大陸統治菁英同心同德地超越「五四」，把一個既古老又年輕的中華民族建立成高文明、高智商、高道德、高境界的群體。

「五四」請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兩位神主，他們在大陸和台灣各有千秋。畢竟兩位都是大鼻子洋人，不免和中國國情有所牴觸。「德先生」對大陸的水土頗有點不服；雖然在台灣比較適應，但他骨子裡是個山姆大叔，用金錢與子彈搞總統選舉，政治變得烏煙瘴氣；台灣兩屆民選總統貪污坐牢，也把「德先生」的醜丟盡。「賽先生」剛到中國就霸氣十足，要把線裝書扔進廁所，甚至要把「方塊字」廢掉；許多年排斥傳統醫藥、氣功，如果不是兩岸「土」氣較重的毛先生和蔣先生加以制約，海峽兩岸今天也不知會被「賽先生」擰成甚麼樣子。

「德」和「賽」兩神主來到中國，「崇洋媚外」風氣大盛。魯迅《阿Q正傳》深刻指出：「假洋鬼子」欺負「土」阿Q的普遍現象，使得中國幾千年的土生土長的修養和智慧得不到充分發揮。今天我們紀念「五四」，應該掀起另一次新文化運動，應該另請一位神主，那就是「文明女神」，簡稱「文女士」，是中華文明本土的窈窕淑女，溫柔多姿、慈悲聰穎，能抹掉人間眼淚，化戾氣為祥和。還有，她和個人主義、獨身的「德」、「賽」兩先生不同，是享受天倫之樂的，她的大家庭中還有能消除衝突的「和（諧）」老兄與挑戰霸權的「王（道）」老弟，更有愛心博厚的「仁」大姐和將心比心的「恕」小妹。在這「文女士」神主保佑下，正氣會得到伸張，歪門邪道都將滅絕；博愛人類以及萬物，達到天人合一。有了「文女士」，地緣政治範式就會消失，兩岸和平統一進程將會加快。

要他山攻錯也要發掘傳統智慧

喝水不忘掘井人，「五四」最早的發難者傅斯年和羅家倫值得我們回憶。二○○三年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歐陽哲生編了《傅斯年全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羅家倫的女兒羅久芳著的《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二○○六年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使大陸知識界熟悉他們的言論與事跡。

我想著重談一下羅家倫，他是印度獨立最早迎接的外國使節，對促進中印友好頗有貢獻，有兩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這位用過簡短的一百八十個字寫成令人熱血沸騰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作者在印度正式獨立那天在印度各大英文報紙上發表英文長詩《為印度自由而高歌》，其最後兩段的翻譯是：

好一個奇跡，獨立而用不著戰爭，歷史會告訴你，那從前未有過的事情。* * *站在時代巨輪上的御者，提高勇氣向前，加倍你的努力。當你正要逼近山顛，你一定可以達到你的理想；崇高、美麗、尊貴、莊嚴。

第二件事是：羅家倫於獨立前三個月到達印度首都，當時仍是英國統治，但有了一個以尼赫魯為首的「臨時政府」。據羅久芳透露，當時印度領袖「經常到中國大使館來傾訴，對若干問題都懇切地徵求父親的意見，尼赫魯和他的家屬，往往是一個電話即來便飯，同時商談各種問題。」（參見《羅家倫與張維楨——我的父親母親》，第八頁）我在印度曾經得到一個聽來的信息（尚未找到文獻證據）：印度國旗上的「法輪」是羅家倫向尼赫魯建議的。如果這一信息屬實的話，它不但是國際關係史上的千古佳話，也使得「五四」的影響隨著印度國旗流芳百世。

「五四」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頭等大事，值得紀念、追憶、反思。更重要的是海峽兩岸炎黃子孫以「五四」的創造精神來創造中華新文明，既要他山攻錯，又要大力發掘中華五千年的傳統智慧，再去聯合全世界向「世界大同」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