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光復台灣而研究

前　言

在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期間，以官方的力量，將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改為「終戰紀念日」。「終戰」是日本官方不願承擔侵略亞洲國家的責任，以及不願接受「戰敗」結果而使用的詞彙。在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時期，為推行所謂的「本土化」教育政策，開始更改中小學社會科與歷史科的教材內容。1990年代中期，國中使用的《認識台灣》教科書，便是此教育政策的濫觴。

自《認識台灣》教科書，到九年一貫社會科教材，再到高中九五、九八歷史課綱，吾人可以發現，台灣史談完日據時期（課本是使用「日治」一詞），並沒有專章討論「台灣光復」，而是以「戰後」概括1945年以後的台灣政治變遷。「光復」僅成為漫長「戰後」政治發展的一小部分。以現行九年一貫社會科教材為例，翰林版國中一年級下學期歷史科課本，「光復」只出現在「戰後政治變遷」一章中的一個標題，並不見於內文。而「戰後政治變遷」事實上是從行政長官「大權在握」與「二二八事件」開始談起，並接著從戒嚴體制談到白色恐怖。

從《認識台灣》教科書算起，所謂的「本土化」教育政策，迄今已將近二十年。當年在中學使用此教材的學生，現在也已成為中學的教師，影響不可謂之不大。我們必須慎重檢視這樣教材塑造台灣年輕一代對台灣史認知的影響。無論光復初期之後，台灣人對國民黨統治的失望或不滿，但是台灣人為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所作出的貢獻，以及日本宣佈戰敗，台灣人滿心歡喜地迎接「光復」，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避談「光復」，是今人未設身處地來解釋1945年前後的歷史。避談「光復」，使得今人將1945年的歷史稱為「終戰」、「戰後」，或是「國民黨來了」。避談「光復」，更是無視於1945年台灣歷史發展「祖國（中國）化」與「去殖民化」的本質。

從以上的背景與角度出發，重新認識「光復」的意義，並且重新認識「光復」前後的歷史（包括台灣本土，以及在大陸戰場的歷史），都顯得格外重要與刻不容緩。因為對「光復」前後歷史與意義的重新認識，有助於解決當下台灣人認同分歧背後的歷史糾葛。套句流行話，就是為「光復」「正名」。

以台灣史研究的熱門而言，尤其是與「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兩相對照，光復史的研究並不是熱衷的對象。許多光復前後的史料也還隱埋在歷史的迷霧之中，無論是政治、文學或民間的史料。本文希望透過對《台灣研究季刊》的簡單評介，為讀者提供重新認識「光復」的素材。

一、日據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

根據黃玉齋主編的《台灣年鑒》第28章《抗日運動》的分析，日據下台灣的抗日運動可分為三期，第一期是1895年至1915年，屬於前現代的武裝抗日，前後共發生一百多次的浴血抗戰；第二期是1915年至1937年，屬於現代的反抗運動，透過文化啟蒙、工權、農組、政黨等形式進行；第三期是1937至1945年，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略中國，台灣在戰爭總動員之下，很難有大規模全島性的反抗運動，因此台灣人將抗日焦點轉向具有全亞洲抗日大支柱象徵的中國大陸抗日戰線上，與祖國並肩作戰。「台灣光復運動」當屬於第三階段，台灣內部是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而大陸則是全面對日抗戰。

1930年代，許多台灣青年體認「欲台灣革命成功，必先祖國革命成功」，因而自台灣潛渡回祖國，或由日本轉赴回祖國，目的地包括重慶與延安。而由台灣人組成的抗日團體，則散佈在大陸各地區。因此，第三期的抗日運動，其範圍已經涵蓋了大陸地區，在反殖民的目標之外，又加上了「光復台灣」為努力標的。總體而言，如同謝南光在1938年《台灣民族革命總同盟成立宣言》中所言：「台灣現在已經不能離開祖國的反日反帝運動而尋求解放。」

據對台灣光復史投入甚深的曾健民先生之研究，第三期台灣光復運動在大陸上較活躍的革命團體，大致有四（詳請參閱曾健民，《日據末期（中國抗戰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一文）：

（一）台灣義勇隊：在李友邦的奔走下，台灣義勇隊於1939年2月22日在浙江金華正式成立，同時籌組了「台灣少年團」，隸屬於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管轄。主要工作有：1.對敵工作；2.醫療工作；3.生產保國工作；4.巡迴宣慰工作。為加強思想與宣傳工作，台灣義勇隊於1940年4月至1942年12月25日止，出刊了十期的《台灣先鋒》。

（二）台灣革命同盟會：1940年3月，在台灣人劉啟光的推動下，李友邦與謝南光所領導的團體於重慶成立了「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在此基礎上，再加上1941年2月蔣介石指示「贊助日本台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台灣的各革命團體遂組成「台灣革命同盟會」。主要工作有：1.復台宣傳；2.推動台灣「建省建軍運動」；3.堅決維護台灣戰後地位與主權，以台灣人民的角度，駁斥美國的「台灣國際共管論」。先後出版了《台灣問題小叢書》、《新台灣書報》、《台灣民聲報》（共十期）等刊物，證明了台灣人在祖國大陸從事台灣研究的努力。

（三）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如前所述，蔣介石在1941年下達「贊助日本台灣朝鮮的各項革命運動」方針。在此指導方針下，國民黨在同年於香港開始籌組台灣黨部籌備處，由台灣人翁俊明擔任主任，劉啟光任秘書，並在台灣北、中、南設立三處聯絡站。1941年香港被日軍佔領，籌備處於1942年遷往廣東曲江，後遷江西泰和，並開辦「台灣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廣收台、閩、粵籍之學員。1943年3月15日，「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正式於福建漳州成立，仍派翁俊明為主委，林忠為書記長，設有香港、廈門、上海三處聯絡站，任丘念台、陳邦基、郭天乙、謝東閔、陳棟、陳萬定、廖啟祥、李萬居等人為執行委員，並以「中正醫院」為掩護展開工作。台灣黨部的主要工作如下：1.在敵軍中發展組織；2.在台灣各地從事秘密活動；3.先從沿海一帶台人著手，徐圖深入島內，以島內工作為主；4.本以注意吸收台灣島內黨員，準備策應收復為工作重心；5.派大批工作人員潛赴大陸淪陷區作宣傳策反工作，並聯絡島內工作同志竊取情報，鼓勵台胞在敵方軍政機關「乘機反正」。

而台灣黨部對於台灣現況的研究亦不遺餘力，曾編印十輯「台灣問題參考資料」，內容舉凡：台灣革命史料、台灣六十年來抗日血債錄、台灣名稱考、台灣收復後之問題、台灣農業問題、台灣郡縣官制設置之沿革……等。此外，更於1945年1月15日創刊《台灣研究季刊》。

（四）台灣調查委員會：1944年3月15日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下的中央設計局成立「東北調查委員會」與「台灣調查委員會」，並派陳儀主掌「台灣調查委員會」，負責日本投降後台灣的接收與復員工作。該會有十一名委員，李友邦、謝南光、黃朝琴、游彌堅、丘念台等台籍人士佔了五名，而台人宋斐如、李萬居、林忠、連震東等也擔任專門委員。「台調會」主要有六大工作：1.擬定《台灣接管計畫綱要》；2.成立「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與「台灣警察講習班」以培養人才；3.搜集資料；4.編輯台灣概況叢書，內容包括行政、教育、交通……等；5.對日據下台灣法規擇要翻譯，共有43冊，150餘萬字，供「台干班」學員參考；6.成立「行政區劃」、「土地問題」、「公營事業」等三個專題研究會。

這些團體的成員，不只有台灣籍人士，也包括許多大陸人士。他們一方面支援大陸的抗日運動，也從事台灣內部的反殖民運動；另一方面則投入台灣各項歷史與現況的研究，將研究成果與大陸民眾分享，替政府做好「光復」台灣的準備工作。因此，言中國政府倉促而無準備的接收台灣，是不公允的說法。

二、初識《台灣研究季刊》

1944年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遷到福建省臨時省會永安，由王泉笙任主任委員。1945年，台灣黨部因福州克復，隨福建省政府遷至福州。1944年戰局逐漸明朗，台灣黨部對光復台灣的工作愈發投入，積極訓練復台幹部，調查台灣島內實況，希冀使大陸同胞瞭解台灣現況，也能使台灣民眾認識大陸。在此背景下，直屬台灣黨部於1945年1月15日發行《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由時任台灣黨部書記長兼代主委的蕭宜增（任期是1944年4月至1945年10月）擔任發行人，謝東閔與方志林負責主編。同年6月17日發行第二期（主題為「紀念六一七」）。後因8月日本投降、10月台灣光復，《台灣研究季刊》階段性任務已達成，僅發行兩期便停刊。

共發行兩期的《台灣研究季刊》，內容非常豐富，舉凡：開羅會議後之台灣問題、台灣教育、財政、歷史、人物、原住民、金融、政治、水利……均有涉及。但目前在台灣已難以尋得，幸北京的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利用館藏微卷資料，重刊此兩期《台灣研究季刊》，並收入2006年出版的《民國珍稀短刊斷刊．福建卷》。《台灣研究季刊》因而重見天日，提供台灣光復史研究一項重要而珍貴的史料。目前台灣只有台灣大學圖書館，以及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收藏《民國珍稀短刊斷刊》套書。

三、《台灣研究季刊》的發行宗旨

1945年1月15日發行《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刊載了由當時台灣黨部代主委蕭宜增所寫的《發刊詞》。作為台灣黨部的機關刊物，《台灣研究季刊》勢必與台灣黨部的工作重心密切配合。蕭宜增在《發刊詞》特別提到台灣黨部是「我國對台灣工作的活動中心，和對台灣革命的指揮機構」。1944年開羅會議決定戰後台灣、澎湖歸還中國的大方針後，台灣黨部必須聯合台灣的革命分子和團體，「為光復台灣而努力」。蕭宜增也非常清楚，1937年全面對日抗戰後，國民黨「已經把台灣革命納於本黨的國民革命之內，並且已經把台灣問題變成國家問題的一環，同時能使台胞和內地同胞同負解決台灣問題和收復台灣的重大使命。」以上所引的段落，最重要的一句話當屬「已經把台灣問題變成國家問題的一環」，顯示當時中央在全面抗日之際，仍積極重視台灣問題，由台灣黨部來承擔聯絡、研究等發展工作。

作為對台直接工作的機構，台灣黨部也重新檢視了日本殖民台灣後的歷史發展，以及大陸對台灣態度與政策的轉折。《發刊詞》把五十年來台灣革命分為三個階段：（一）反抗割讓爭取民主獨立時期（即台灣民主國的建立與解體）；（二）秘密反日力謀歸宗時期（指1937年以前的武裝抗日活動）；（三）匯合國民革命完成台革（按：指台灣革命）時期（指1937年以後，台灣問題成為中國問題，台灣革命亦為中國革命之一環）。

緊接著，《發刊詞》回顧了大陸對台的態度與政策，同樣分為三個時期：（一）輕忽台灣視為化外時期（指清代視台灣為番屬）；（二）注力國內革命對於台灣無力兼顧時期（指民國前2年同盟會在台活動，民國3年同盟會台灣分會解散，至全面抗戰以前）；（三）收復台灣鞏固國防時期（指抗戰之後，國民政府在1942年11月3日公開表示收復台灣，且蔣介石宣示「台灣、澎湖、東北四省、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割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國民政府對台灣的政策具體確立）。

基於以上的分期與回顧，台灣黨部將台灣黨務視為「戰地黨務」，且認識到台灣戰地黨務的「特殊性」：（一）台灣還是由日帝統治，黨務發展特別困難而繁重；（二）內地同胞對台灣向來比較隔閡，而島內同胞對大陸認識亦較為不深入；（三）戰前與戰後移往內地的台灣同胞，人數已經相當多，力量也較大，必須加以組織。有鑒於此，在島內的活動與組訓工作，是採取秘密方式；而對於內地的活動與宣傳研究工作，則採取公開方式。《台灣研究季刊》最大的目標，就是要破除內地同胞對台灣的隔閡，屬於台灣特殊戰地黨務的公開方式之一。

台灣黨部的工作性質已經相當明白，即「台灣問題成為中國問題之一環，台灣革命成為中國革命之一部分」。在此性質下，有關台灣問題與台灣革命的思考與研究，顯得特別重要，尤其是收復台灣之後的建設規劃。《發刊詞》指出了《台灣研究季刊》所關心的問題：

關於島內實情的探究，對台革力量的充實，如何具備收復台灣的條件？如何協同盟軍的進攻？克復時如何接管？戰後如何建設？這種種重要問題都是亟待我們詳細的探討和研究，加以精密的設計，而作切實的充分的準備。所有各種準備工作，固然應由當局負起完成的責任，對其機密部份不應公開披露；但台灣收復，人人有責，台灣問題，眾所關心，更有公開研究，集思廣益，交換意見和共同貢獻的必要。本刊的創立，就是適應這實際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作為公開的園地。希望在這新辟的園地，獲得美滿的收穫。

《發刊詞》的這段結語，已經清楚地說明《台灣研究季刊》的發行宗旨，為光復台灣而努力，也為光復後的建設而集思廣益。

四、《台灣研究季刊》的內容

創刊號的《編後語》指出《台灣研究季刊》的編輯方針：「為著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注意，進而共同作誠懇熱烈的探討，加強國人對台灣的認識，以利戰後台灣的接管工作，這是本刊編輯的初意。」由於台灣黨部設於福建，因此《台灣研究季刊》特別重視如此地緣關係：「尤其是福建與台灣，僅一衣帶水之隔，其密切的關係，有如兄弟手足，閩台人士在探討研究的上面，應當率先倡導不甘落後的吧！」在此編輯方針與自我要求之下，《台灣研究季刊》除特約「熟悉台灣人士」長期撰稿外，並歡迎各界投稿，徵稿的內容有：1.特載；2.報導；3.論著；4.文藝。

創刊號的《台灣研究季刊》，共有98頁，包括一頁封面、一頁目錄、兩頁廣告（集友銀行與福建省銀行）、兩頁《發刊詞》，一頁《編後語》（含稿約）。除《發刊詞》外，共有20篇文章，筆者將之分類如下：

（一）台灣歷史研究

連震東，《日寇佔領前的台灣》（頁59）。

洪石柱，《馬關條約締結時台胞抗日運動的檢討》（頁76）。

謝東閔，《台灣全史研究》（頁77）。

許汝鐵，《論台灣教育問題》（頁18）。

方志林，《台灣財政的透視》（頁47）。

王清彬（譯），《日寇統治下的台灣》（原文為英文）（頁65）。

朱懋順，《台灣之森林》（頁71）。

（三）台灣與國際局勢研究

李友邦，《開羅會議後之台灣問題》（頁4）。

陳瑞鵬，《台灣對世界大戰與和平的因果關係》（頁74）。

（四）台灣人物研究

丘念台，《台灣義士林祖密傳略》（頁90）。

本刊資料室，《台灣革命先賢丘逢甲》（頁91）。

（五）台灣文化與民俗研究

柏輝（譯），《台灣民俗：書房》（原文為日文）（頁88）。

卓柏輝，《台灣稻江歲時諺》（頁89）。

（六）光復台灣與光復後建設的工作

李雄，《要加速光復台灣的工作》（頁3）。

梁龍光，《台灣建設之前瞻》（頁6）。

黃敦涵，《收復台灣之實際問題（上）》（頁10）。

薩士武，《台灣收復後之教育問題》（頁14）。

汪受田，《台灣收復後之文化消毒運動》（頁16）。

（七）其他雜文

周百勳，《〈台灣海國記〉評介及補充（書介）》（頁86）。

百芬，《還我先人故土》（頁87）。

以上文章是筆者初步的分類，但已經可以看出《台灣研究季刊》收錄文章的範圍廣泛、主題豐富，研究用力甚深。值得一提的是，許汝鐵《台灣教育問題》，詳列了台灣地理環境與物產的資料，並且完整繪製出台灣總督府的組織編列，也利用表格呈現日據時期台灣學制的變化，還有台灣各師範學校的學級數、職員數與學生數，對台灣各州廳的教育費與行政費亦有詳細比較。方志林的《台灣財政的透視》，詳列了日據時期各年度、各項目的歲入與歲出。朱懋順的《台灣之森林》，介紹了台灣的地形、地勢、氣候、森林植物帶與森林主副產物。卓柏輝的《台灣稻江歲時諺》，仔細註釋了至今仍耳熟能詳的歲時俗諺，例如「春天後母面」、「未食五月粽，破裘不肯放」、「六月十九，無風水亦哮」……等。丘念台的《台灣義士林祖密傳略》，則指出霧峰林家在中國革命上的付出與貢獻（這段歷史至今仍遭埋沒，提到霧峰林家，台灣人只記得林獻堂一人，歷史記憶有所片面與斷裂）。此外，創刊號《台灣研究季刊》轉載了許多文藝作品，例如《台灣革命先烈羅福星絕命詞》、丘逢甲《有感書贈義軍舊書記》，又如孫科、陳儀、吳鐵城「還我河山」的墨跡。最重要的是，刊後附錄了自樺山資紀至安籐利吉歷任的日本台灣總督，以及台灣州廳的面積與人口，提供內地同胞最基礎、詳盡的台灣資料。

第二期的《台灣研究季刊》，共有100頁，包括一頁封面、一頁目錄（含稿約）、一頁廣告（福建省銀行）、一頁《編後語》。本期共有20篇文章，筆者將之分類如下：

（一）台灣歷史研究

謝東閔，《台灣全史研究：鄭氏時代之台灣》（頁59）。

（二）日據下台灣現況研究

李友邦，《台灣少數番族問題》（頁7）。

方志林，《台灣金融概況》（頁29）。

翁春喜，《台灣之水利事業》（頁32）。

連震東，《日寇統治下台灣現狀及收復後治理方案》（頁41）。

李梓修，《日寇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頁49）。

翁國梁，《台灣之茶業》（頁58）。

振伍，《近年來台灣問題演變紀事》（頁76）。

（三）台灣文化與民俗研究

柏輝（譯），《台灣民俗：宗族械鬥與艋舺》（原文為日文）（頁85）。

莊千里（譯），《竹山採訪錄》（原文為日文）（頁88）。

朱劍芒，《台灣詩詞續話》（頁91）。

（四）光復台灣與光復後建設的工作

蕭宜增，《台灣革命與台灣黨務》（頁1）。

丘念台，《台灣何以須速復省制》（頁10）。

光華，《收復台灣工作上的幾點原則》（頁12）。

黃敦涵，《收復台灣之實際問題（下）》（頁14）。

洪石柱，《對於台灣政治建設的建議》（頁22）。

薩士武，《台灣收復後的資本問題》（頁29）。

許汝鐵，《檢定台灣師資之商榷》（頁54）。

（五）台灣綜合研究

薩兆寅，《台灣研究論文索引》（頁93）。

（六）其他 雜文

蕭宜增，《琉球王韓元勳進士簡志》（頁75）。

李友邦的《台灣少數番族問題》，率先將台灣原住民的問題提出討論，並且指出歷來統治者的處理方式，據此建議光復後如何面對此問題。翁春喜的《台灣之水利事業》，研究用力之深，列出台灣各地的水道，以及日本人投入台灣水利與陂圳工程的面積與費用，還有台灣各主要河川及支流的長度。第92頁轉載了「百飛」譯自日文的「台灣童歌」，搜集了日據下台灣人傳唱的閩南語童謠。最值得一提的，是薩士武先生從當時各中文期刊，搜集了百餘則台灣研究論文的索引，分為：1.台灣總論；2.台灣圖書題記；3.台灣僑民；4.台灣外交關係；5.台灣財政賦稅；6.台灣法律；7.台灣自治；8.台灣保甲；9.台灣軍備；10.台灣教育；11.台灣貿易；12.台灣番族；13.台灣歌謠；14.台灣地質；15.台灣昆蟲；16.台灣工作；17.台灣礦業；18.台灣農業；19.台灣農作物；20.台灣林業；21.台灣水產；22.台灣歷史；23.台灣地理；24.台灣傳記。此24類共百餘則的論文索引，提供讀者最全面認識台灣的學術資料，也證明大陸的學術單位與期刊，早就投入台灣研究的工作，才有這些豐富的論文資料。

1898年，後籐新平接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依照其「生物學」的原則與邏輯，開始大規模進行台灣的調查，留下許多數據與資料。近來台灣史學者，多半讚揚後籐新平在日據時期推行的調查工作，忽略了後籐的工作是為日本殖民統治之需要；更忽略了後籐的「生物學統治方法」，借用生物學的「好細菌」與「壞細菌」分野，將台灣人分為「好的土人」與「壞的土人」，他在台灣的工作，就是要剷除「壞的土人」。

從以上對《台灣研究季刊》創刊號與第二期，共40篇文章的分類與簡介，我們可以瞭解，《台灣研究季刊》所從事的調研工作，涵蓋了台灣的歷史、人物、風俗、文化、地理、生物、水利、教育、財政、金融、原住民……等面向，一方面提供內地民眾認識台灣，一方面也提供光復後建設的基礎資料與建議。事實上，《台灣研究季刊》只是抗戰時期大陸研究台灣的冰山一角，當時許多團體與單位，早已投入台灣的調研工作，這些史料目前少有學者搜羅與鑽研。若進行有系統的搜集與整理，相信這些資料與史料，並不會亞於日本人在台灣的調研結果。

結語：「為光復台灣而研究」

暫時撇開光復之後台灣民眾與政府在政治上的衝突，近年來一直有個氛圍，就是以日據時代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光復之後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進行比較。比較的結果，就是盛讚日本殖民統治的「用心」，以及為台灣帶來的「近代化」。如此的邏輯，套用到所謂「本土化」的教育政策，呈現於中小學社會科、歷史科教材之上，就是避談「光復」，日據時代談完，便直接大篇幅地談「二二八事件」、「戒嚴」與「白色恐怖」。台灣民眾的用語，也以「終戰」、「戰後」與「國民黨來了」取代「光復」。「光復」前後的歷史與意義，隨著政治上刻意的掩蓋，也就消失在歷史的迷霧中。

筆者有機會接觸到1945年由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發行的《台灣研究季刊》，便希望將此史料介紹出來，本文便是初次而倉促的評介。《台灣研究季刊》兩期共40篇的文章，內容只能以「精彩」來形容。當然，以今天發達的台灣研究而言，這40篇文章的內容當然比較落伍。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體會文章作者的用心良苦。這40篇文章是為光復台灣而作的研究，是為光復台灣而作的銜接與努力。

「光復」絕不是所謂的「大中國史觀」，反而是把台灣當作中國近代史中心而思考得出的產物，當然比「終戰」、「戰後」或「國民黨來了」等概念更符合、貼近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光復」不只有台灣人民五十年的堅苦抗日，也有大陸人民十五年（自「九一八事件」起算）的浴血抗戰。「光復」不是併吞，對台灣而言，是「光榮地復歸」；對中國而言，是「光榮地收復」。因此，「光復」是屬於台灣的，也是屬於中國的，從《台灣研究季刊》就可以窺知一二。

謹以此文為「光復」「正名」，紀念台灣光復65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