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對台政治「讓利」的限度

王偉男
(上海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台灣地區在時隔40年後,終於重回世博會大家庭。世博會作為一項國際盛會,當然也是國際場合,台灣參加世博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台灣的「國際空間」這一高度敏感的政治議題。考慮到台灣此前參與其他國際活動的既有模式,此次上海世博會能出現一個「台灣館」實屬不易,儘管其參展方名義上是「台北世貿中心」而非台當局。

眾所周知,此前台灣參與國際活動,一個關鍵問題就是以什麼名稱才會為中國大陸所接受。以經驗觀之,大陸方面比較能接受的依次為「中國台灣」、「中國台北」、「中華台灣」、「中華台北」,也就是必須有「中國」(China)或「中華」(Chinese)這樣的限定詞,並堅決反對「中華民國」或不加修飾的「台灣」這樣的名稱,目的是避免給國際社會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之印象。

2008年5月國民黨在島內重新執政後,大陸高層的對台工作思路出現較大調整。特別是自2009年下半年以來,對台「讓利」日益成為大陸當局決策的主導性思維。這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如「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及大陸各省區市赴台採購潮),還體現在台灣的「國際空間」等政治領域。候任副總統蕭萬長參加2008年博鰲亞洲論壇,退休副總統連戰代表馬英九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台當局衛生署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衛大會(WHA)等,都是大陸在政治領域對台「讓利」的具體體現。這次「台灣館」出現在上海世博會,並位於包括港澳展館在內的中國館區之外,更是一次重大突破。它給外界提供了如下想像空間:既然大陸能在台灣參展方式上做出如此重大「讓利」之舉,在未來的兩岸政治互動中,大陸或許還可以做出類似的、甚至更大的「讓利」之舉。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限度。越過了某一限度,事物就會發生質的變化。具體到兩岸政治互動、特別是大陸對台政治「讓利」上,就是立場底線問題。眾所周知,大陸方面在兩岸關係上的政治底線是確保台灣不出現法理獨立,並在條件成熟時最終完成國家統一。在可預見的未來,大陸任何對台政治「讓利」之舉,都不可能越過這個底線。從最近一段時期大陸學界的討論來看,在反對「法理台獨」、追求國家最終統一的底線之內,雙方就如何定位「中華民國憲法」、如何界定兩岸憲政體制的關係等重大敏感問題展開討論,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是可以嘗試的。相較於大陸方面長期以來的對台立場和政策,如果這個討論能進一步擴展到兩岸官方層面,無疑就是大陸對台政治「讓利」的重大突破。

現在的關鍵問題在於:即使大陸方面做出上述重大政治「讓利」之舉,是否就會有助於守住反對「法理台獨」的底線、甚或是否有助於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局面?筆者認為,其中一個決定因素在於島內民眾在身份認同上的發展變化。

根據島內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今年6月公佈的民調結果,台灣民眾中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只有3.8%,而自認為是台灣人的佔到52.4%,自認為既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的佔到40.4%,其餘3.4%沒有申明自己的身份認同。該機構同時列出了自1992年到2010年共19組同類調查的數據。在1992年的調查中,台灣民眾中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尚有25.5%,自認為是台灣人的只有17.6%,自認為兩者都是的占46.4%。若把這19組數據繪製成曲線,就可以看出:自認為只是台灣人的民眾比例呈現為一條昂揚向上的曲線,自認為只是中國人的民眾呈現為一條俯衝向下的曲線;這兩條最重要的曲線構成了一個明顯的「喇叭狀」圖形。即使在2008年5月泛藍陣營在島內重新執政後,這兩條曲線仍然延續了先前的走勢。

身份認同在兩岸政治互動中極其重要。被視為島內深藍人士的張亞中教授認為,「認同是兩岸能夠達到長久和平、最終邁向統一的充分條件」,「沒有共同的重迭認同,不要說統一,連現在的和平發展都會變得脆弱」。因此,如果島內民眾的身份認同結構繼續沿著過去20年的基本態勢發展,最終必將導致趨獨思維和勢力完全主導島內政局。大陸的經濟和政治「讓利」之舉就很難守住反對法理台獨的底線,也很難長期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局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以政治「讓利」為本質特徵的所謂「世博模式」或許並不值得我們過度期許。不僅大陸的「讓利」幅度存在一個底線,這種「讓利」的實際效果和參考意義也會有明顯的局限性。大概沒有人相信未來在重要的國際組織中會出現一個名為「台灣」的正式成員或觀察員。更重要的是,即使大陸對台政治「讓利」(也包括經濟「讓利」)能夠讓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局面維持時間更長一些,也很難改變島內民眾在身份認同上的「喇叭狀」大趨勢。如果我們把這種「喇叭狀」圖形想像為一條巨蟒逐漸張開的大嘴,它最終很可能吞噬掉兩岸之間的和平表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