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的主體是中華文化

一

台灣從台獨運動囂囂狂飆以來，透過文化宣傳、政治宰制以及教育灌輸，已經形成台獨意識型態獨佔的話語權。其所指台灣作為一個政治、社會及文化的實體，完全是自己本土性的獨立存在，與中國毫無關聯。當然，從中土渡海傳來的中華文化，是鐵錚錚具存的事實，根本抹去不了，可是台獨亦能狡滑地辯解說台灣文化是多元的，漢文化僅僅是其中之一種，而且也是不好的成份，譬如落伍、專制、腐敗……等。

台獨政權處心積慮在國民歷史教育中展開台灣本土民族建構論的文化工程，首先是將「本國史」名稱易為「中國史」，且減少其時數，這樣一來，「中國史」其實就是一種「外國史」。台獨建國運動的基礎工程，其實就是將國民教育中的台灣史教育異化成「台獨史教育」，於是台灣人不再是中華民族，而是一種建構出來的「新興民族」，稱為「台灣民族」。

本來，國民教育中的台灣史教育，十分正常。依中國史家傳統，本有國史和地方史之分，如東漢史官班固修《漢書》，屬「斷代史」，其內容敘說西漢這個國家之史，此即國史層級的歷史，或如太史公修《史記》，屬中國上古之總體史，即「通史」之著作，亦為國史層級的歷史。可是，在中國長久以來，卻亦有甚多的地方史纂修，台灣就有很多地方志書，像《台灣府志》、《噶瑪蘭廳志》、《彰化縣志》……等，幾乎可說一地一縣皆有志書，可是它們卻是地方的采風、載記，屬於地方性的史地材料彙編，是全中國各地方的官員、知識份子為提供朝廷瞭解並有效治理各個地方而有的施作。

從1683年到1895年，清朝治台兩個世紀之久，方志問世十分豐富，正因為它們具有史地材料彙編之性質，故可充分證明從明鄭起始，而歷經清朝的兩百多年有效統治，且渡海遷台的中國人愈來愈多，更已在台灣墾殖、安居、繁衍，早就完成了漢人形式和內容的社會，台灣乃是中國的一個文教法政周敷深浸的行政區、文化區；「台灣史」就是「中國史體系」中的一部地方史。

再者，地方史亦多有地方文士、史家的創作型的纂修。在台灣唯一之修史者蓋為連雅堂的《台灣通史》。連氏為台灣修史，有其深沈懷抱，其史修成於民國七年（1918年）秋八月，其時台灣已陷日寇（1895年）達23年，正是台民最劇烈抗日的時期。連氏身為亡於日帝鐵蹄之下的台灣儒者，故懷抱喪國之痛而為中華的台灣創修《台灣通史》，指明台灣是華夏先聖先賢開拓建設的中華土地。台灣是華夏之民的邦家，其文化主體是中華文化，在台灣三百餘年來開拓生活的漢民正是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中國人，雖然歷經歐美帝國主義的侵凌，再有內部的各種民變，但終能開山拓土，進而建為省份而開始現代化的建設，於是中華文化，特別是「惟仁惟孝、義勇奉公」的儒家精神遂由先王先民從中原帶來成為台灣文化之本質，亦為史家連雅堂懇切宣揚。

連氏標榜的台灣主體屬於中國本性之義，章太炎亦有所闡釋，章氏為《台灣通史》寫序，說：

偉哉！鄭延平之啟台灣也。以不毛之地，新造之國，而抗強胡百萬之眾，至於今，遂為海中奧區焉。余昔者聞其風烈，以為必有遺民舊德在也。……

台灣在明時，無過海中一浮島，日本、荷蘭更相奪攘，亦但羈縻不絕而已，未足雲建置也。自鄭氏受封，開府其地，孑遺士女，輻輳於赤嵌，銳師精甲環列而守，為恢復中原根本，然後屹然成巨鎮焉。鄭氏繫於明，明繫於中國，則台灣者實中國所建置。

章太炎這段話直截了當說出從明鄭開台，台灣就已屬於中國之大地。在屬於中國的台灣之士農工商四民的文化本質以及生活之道當然屬於華夏。

《台灣通史》固屬私家修史，其中心之史觀史識也呈明瞭台灣的歷史是中國歷史中的地方史。既然屬於中國歷史體系中的地方史，所以台灣四百年來的文化主體當然就是中國性，其核心即儒家傳統。

日本帝國殖民主義雖然據台50年，壓迫台灣人的身心，試圖消除台灣人的中國性，然而，一直到戰敗而投降，日帝均無法達其目的。絕大多數台灣漢民族都是以華夏之道為主體觀的台灣人。只有一小部份特殊的特權階級，即受日本殖民帝國主義豢養而肥的皇民化台人不以華夏之道為主體觀也。

二

我們從台灣人民開拓台灣史的視角觀之，無論是「土著化」理論或「內地化」理論，均指出到清朝中期，積累閩粵來台移民的努力建設，台灣人以中華文化為台灣主體性的中國國家社會形態，早在明鄭就已播植而生長。1662年，鄭成功逝，其世子經立，同安學弟子員，任諮議參軍之陳永華建議鄭經「當速建聖廟、立學校」，其奏文曰：

昔成湯以百里而王，文王以七十里而興，豈關地方廣闊？實在國君好賢。能求人才以相佐理耳。今台灣沃野數千里，遠濱海外，且其俗醇；使國君能舉賢以助理，則十年生長、十年教養、十年生聚，三十年真可與中原相甲乙。何愁侷促稀少哉？今既足食，則當教之。使逸居無教，何異禽獸？須擇地建立聖廟、設學校，以收人才。庶國有賢士，邦本自固，而世運日昌矣！

於是明鄭在台南興立孔廟設置太學，開始以孔孟儒學施教。這座孔廟和學校，就是今天台南市區裡的「全台首學」。其存在距今已有三百五十年，是台灣主體性早於明鄭時期就已是儒學儒教的最原初最明確的證明。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降明鄭而取台灣，雖然是女真之入主中土，但因康熙的儒化，所以清朝以儒學儒教以及儒政治理中國，其領有台灣，也就如同大陸各省一樣，廣設庠序學校以及書院而傳播教化中國人民以孔孟之道。由於台灣府為福建省轄下，故儒學儒教甚至於儒士多從福建來，譬如治台循吏中的陳清端公，先是福建的官員，再赴台為重要儒吏，他在台灣建朱文公祠，依朱子儒學以教化台人。

由閩地東傳的朱子學一旦在台灣播植，就生根萌芽而日漸枝繁葉茂。比方宜蘭之漢人開發稍後，可是也一樣會設立書院推展儒學儒教，《噶瑪蘭廳志》說：「仰山書院，在廳治西文昌宮左，以景仰楊龜山得名。嘉慶十七年，委辦知府楊廷理創建三楹，旋圮。道光五年，通判呂志恆移假文昌祠東廂房，為山長安硯之地，並於東首臨街建一門樓，額曰：『仰山書院』。……」依此所述，宜蘭在嘉道時期，亦隨著建置而設有書院，名「仰山」。史籍說明此「山」乃宋儒楊龜山（楊時），楊廷理有詩：「龜山海上望巍然，追溯高風仰宋賢，行媲四知敦矩范，道延一線合真傳。文章運會關今古，理學淵源孰後先？留語諸生勤努力，堂前定可兆三壇。」楊廷理建蘭地書院，其名仰山即「景仰龜山先生」的意思，按楊龜山，宋時閩地將樂人，北上師禮二程先生，當他南返辭行時，明道望其背影歎曰：「吾道南矣！」南宋初始，龜山在閩北授羅豫章，羅豫章授李延平。李侗，其閩北延平人也，故世人稱其為延平先生。延平先生就是朱子的老師。清時在今彰化縣和美鎮，當地士紳商耆合建了一座書院以教化地方子弟，其名曰：「道東書院」，此乃取「儒道東矣」之義。可證宋之理學乃從中州洛陽一線南傳福建，再一線由福建東渡來台，這樣脈脈相傳的台灣不是以中華之儒道為其主體性嗎？

由此，我們可以很明白，清朝在台灣的儒吏，他在地方施政的時候，都會以創立庠序或書院為其重大方策。以上述楊廷理之初治噶瑪蘭廳為例，很清楚顯示了書院的文教內容，乃是朱子儒學。較遲而於清中葉才開發的蘭陽平原，既已以朱子之學為其教化主體，可證清代台灣根本就是以中華文化為本土的主體性。而除了官方立的學校或書院之外，台灣民間在其家族體系裡面，以宗祠形式，於其中設立家塾，延師以教族人子弟，地主之家更且讓佃農子弟亦附班而就教之。此社會教化傳統，一直到日據時代的五十年，也從來未曾間斷，到日寇窮途末路，殖民統治者強力推行皇民化運動，禁壓台民的書房、詩社，但是台民乃變換而為民間宗教的鸞堂，在堂裡暗中仍然教地方子弟以漢學。換言之，日據台灣的文化主體依然是剛健自強的中國孔孟之道。甚至於「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階層，雖已接受西學之洗禮，可是他們亦多有從台灣文化歷史之敦厚大地中汲取吸收的儒家的智慧，以中國儒學結合西方民族主義、基本人權以及自由思想，造就了日據時期以思想和心靈堅定抗日的台灣先賢的偉大精神和形象。他們正是台灣的真正主體性之代表和象徵，他們是台灣的中華典型。豈容台獨份子之惡意污衊和歪曲?!

三

近三十年來的台灣，在以日本殖民帝國之幽靈為自己之靈魂的台獨的操作下，經過台獨性質的台灣史之國民教育洗腦，再加上彼等之文工宣傳和浸淫，台灣主體性的認知，已經下墮成為極端媚日媚美的去中國化的台獨主體性。一般青年世代，根本不識誰是建設曹公圳的曹瑾，誰又是建設八保圳的施世榜，反而一昧地去頌記八田與一；他們也完全不識誰是楊逵、賴和、吳濁流以及他們生命中深厚無比的中國性，卻極蠢地以為「葉石濤們」是台灣的大文豪，而且還以為台灣文學是反中國而為台獨謳歌。

這樣的病態乃是台灣最深沈的悲哀。甚至於現在很多反抗台獨的君子賢士都忌說台灣主體性，都不讀真正的台灣史。古哲有曰：「欲亡人之國，必先亡其史。」又歎曰：「明之亡，豈止於一家一姓之亡，乃亡天下也。」信哉斯言！當代台灣的正人志士若仍然不及時地來好好究明並闡發我先聖先賢創立的台灣文化歷史中的正義和正道，則亡無日矣！

寫於台北天何言齋2012/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