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為保釣擔憂

孝信病情惡化已有一陣子了，前幾天，還勉強接我電話，聊了幾句，他還在關心他主持的「釣魚台公民教育暨公民通識講座專案」。故我承諾他，他若退休，我願「義不容辭」接手，好讓他放心。

因我也是退休身分任客座，所以，我又推薦喻蓉蓉教授接手，喻教授也「義不容辭」的承諾下來。12月20日，孝信終於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一程路，但對他在茲念茲的釣魚台公民教育專案應無牽掛了。

我認識孝信，應該是1963年的台大學生「自覺運動」。當年因美國留華學生狄仁華，學成返美之前，在《中央日報》發表《人情味與公德心》一文，文中感念台灣中國人的人情味，但筆鋒一轉，他感到台灣學生自私自利，常常違背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對國家社會冷漠，而沒有公德心。時，又有台大教授駐德大使返國的俞叔平發表《遊德觀感》一文，描述德國青年的愛國，俾斯麥鋼筆行銷全球，而大學生筆記是用鉛筆，並且是用過的雙面紙。

這兩篇文章引發了台大學生的「自覺運動」（5月20日），時，我在台中市二中（今雙十國中）高三，正在準備7月初的大專聯考。但「自覺運動」有句口號－－「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把我激動到放下聯考的功課，去刻鋼板、印傳單、貼海報呼籲同學要「自覺」。還好，我還是考取了台大哲學系，進台大後，我就參與了「自覺運動」的機關刊《新希望》。

當時《新希望》主編是心理系學生鄧維楨，住在男生第六宿舍，和林孝信同房間。為《新希望》而不斷討論「自覺運動」的問題，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因而除孝信外，還認識了劉容生、張系國、胡卜凱、郭譽先、劉源俊等人。此外，《新希望》還在各校廣設「聯絡人」。

鄧維楨之後，我接手擔任主編，根據同學們的討論，由我起草發表社論《扛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當時，由於大學生所知有限，在威權統治思想封閉的台灣，我們也只能重溫新文化運動的口號。但卻因此，《新希望》被學校當局取締。找學校理論，學校推給救國團，找救國團，說是我們廣設「聯絡人」，違反了學生不得有跨校性活動的規定。

《新希望》變成了沒希望，但是，我們還是不甘被批判為頹廢自私的一代。

所以，孝信就帶了一些學理工的同學去和《新生報》交涉，把每週半版的《兒童周刊》改為《科學周刊》，向中學生介紹一些最新的科學發現和科學理論。這應該是孝信從事「科普」工作的開始。

後來，孝信出國留學，就聽說，和尚（孝信在台大的綽號，因其每每都是剃個光頭）到處化緣，踏遍北美校園，多少不拘，10塊、20塊都可以，而創辦了《科學月刊》。

由於台灣留學生分布廣闊，為互通聲息，所以，除在台發行的《科學月刊》外，又另外發行了一分《科月通報》，以聯絡北美各地校區的編輯小組。於是，除了國民黨和台獨外，《科學月刊》在美國也有了通訊網和組織。

創刊《科學月刊》後，孝信還有意創辦一分「兒童月刊」。《科學月刊》一直發行至今，但「兒童月刊」似乎已不了了之。

除了林孝信的《科學月刊》扛起了科學的大旗外，鄧維楨畢業後，即帶了一些學文法的同學創刊了《大學雜誌》，鼓吹民主改革，而成為70年代初，台灣知識分子改革運動的重鎮。 1969年11月21日，美日發表聯合公報，擅自違反《波茨坦公告》，承諾1972年將包括釣魚島列嶼在內的琉球「歸還」日本。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爭端於焉開始。

至1970年9月15日，琉球警察將《中國時報》記者插在釣魚台上的中華民國國旗拔去，並撕破一角。日艦亦開始驅趕在釣魚台海域作業的宜蘭漁船，宜蘭漁民首先抗議：「釣魚台是我們的！」

1970年11月號《中華雜誌》刊出我以筆名「茅漢」和王順聯名的《保衛釣魚台》一文。胡卜凱不但是「自覺運動」和《科學月刊》的成員，也是《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的公子。據劉源俊在保釣運動25周年紀念座談會上追憶說：

「在這我想先說明一下《科學月刊》與保釣運動的關係，兩者有什麼關係呢？是這樣的，在當初一些有良心的年輕人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要為家鄉辦一分刊物，那就是《科學月刊》，等到《科學月刊》出刊快到一年的時候，釣魚台運動開始。最先是民國59年11月，當時有念理工科的七位朋友，在普林斯頓大學有個聚會，胡卜凱（胡秋原先生的公子），看到了《中華雜誌》王曉波所寫的一篇文章，他就認為應該在全美發起釣魚台運動，怎麼發起呢，美國留學生那麼多，究竟要如何串連起來，於是想到了《科學月刊》。因為辦《科學月刊》我們有一個聯絡網，從芝加哥發行出來，因此胡卜凱就跟林孝信連絡，問他可不可以利用《科學月刊》的聯絡網來推行保釣運動。林孝信打電話到全美國各地徵求意見，終於，從12月開始連三期的《科學月刊》討論號，收集各地談保釣運動的文章，《科學月刊》聯絡網也因此成為釣魚台運動的聯絡網。」（1995年7月號《海峽評論》，頁35。）

因此，孝信和我不但是「自覺運動」的同志，也是「保釣運動」的同志。

還有一點，我必須要說的，鬧了一年多的釣魚台事件，中共一直到1970年12月4日，才由新華社發表新聞，聲明釣魚島主權屬中國台灣省。不但比國民黨政府及海內外輿論晚，也比我和孝信晚。但我們當年的保釣運動卻被國民黨政府扣上「為匪宣傳」的罪名。林孝信成為海外黑名單，不得回國；台大哲學系事件後，我則成為島內黑名單，不得出國。

釣運熱潮過後，間接得知，孝信辦了一分《釣魚台通訊》，堅持保釣運動，後來又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為了保釣運動和台灣民主運動，孝信犧牲了他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而成為「職業運動家」。由於孝信「盡公不為私」的精神，也贏得了許多朋友的支持和資助，甚至成為我們同儕的「聖人」。

1980年，好不容易終於出國到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人，孝信還從芝加哥到波士頓來看我，住在老于家裡談了三天兩夜。印象特別深刻的一點，當時他的台灣護照已被吊銷，又沒有美國的居留證。我問他，為何不申請政治庇護。他說，申請政治庇護必須交代自己所有的政治關係，等於向美國投降。孝信的國家立場令我肅然起敬。

孝信的思想已不止於當年「自覺運動」的「科學民主」，而有強烈的社會主義思想。

70年代初，正是全球反越戰左傾思想的高潮期，有「3M」之稱，即馬克思、馬爾庫斯（美國左翼哲學家）和毛澤東。中國大陸又值「文革」時期，所謂「震撼人類靈魂的大革命」。

又由於美國亟於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而美化「文革」的許多政策，尤其是一些有學術權威的華人學者，如楊振寧、李振道、王浩、陳省身等，得以訪問大陸，多看到「文革」的進步面。

因此，海外釣運很快就轉向了左傾的統運，雖遭中共當局勸阻，但還有一批保釣成員，奮不顧身回到大陸「建設社會主義祖國」，並成立了「台灣同學會」。

1976年，中共粉碎「四人幫」，中共對「文革」的批判，比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中共的道德形象破滅，海外統運幾近崩潰。

1979年，爆發「美麗島事件」，海外聲援「美麗島事件」的台獨聲浪陡起。

我是1980年到美國見到孝信，孝信經過70年代海外運動的轉折，當然會反映到他的思想裡。

經過70年代世界左傾風潮，及統運左傾熱潮，雖然孝信接受了社會主義，但他卻沒有向中共靠攏過，而被統派人士誤解為台獨；在海外台獨運動熱火朝天之際，他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但他卻從來沒有靠台獨的勢，而被認為是統派。他是國民黨的黑名單，更不可能靠到國民黨。可見，他不是一個趨炎附勢的機會主義者，而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理想主義者，他擇善而固執之，故友人又稱他是「林石頭」。

90年代，他才得以返台定居，但因沒有學位，無法成為大學的正式教授，只能擔任通識課程的兼任教授，而推動通識課程的「科普」及社區大學，後在賴鼎銘校長的支持下，擔任世新大學客座教授，其夫人陳美霞博士則任教於成功大學。

孝信返台後，期望推動社會主義運動，他和我長談過幾次。他認為台獨不可能，大陸又在走社會主義的回頭路，因此，孝信希望能先實現台灣的社會主義，以為大陸的模範。

我除了去哈佛一年外，長期都在台灣，從釣運後，也一直沒有脫離過台灣社運，我則認為解嚴前，台灣政治的主要矛盾是民主問題。解嚴後，台灣政治的主要矛盾是統獨問題。繞過了主要矛盾，社會主義無所附託而成為不可能。後來，孝信找過親獨的社運團體，也找過統派的社運團體，都難以作為。

從釣運之後，我一直在從事於發揚台灣人民愛國主義傳統，和兩岸和平統一運動。並且，認為兩岸和平統一之時，才是中華民族復興之日。

雖然，我主張的民族主義，和孝信主張社會主義的偏重不一樣，但孝信辦的活動要我參加，我也一定參加，我知道孝信「盡公不為私」。後來，他還跟我講，他的保釣展覽和會議內容要加上台灣抗日史。現在釣魚島已成了習近平的「國家核心利益」，有人民解放軍去爭取，而不只是當年學生抗議示威去爭取了。

保釣是孝信的終身志業，這樣一個不為利誘，不為勢劫的理想主義者，終於不是自私頹廢的一代，孝信留下的當是「典型在宿昔」了。孝信，好走，不要再為保釣擔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