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為保釣擔憂

林孝信的典型理想主義

王曉波
(世新大學教授)


孝信病情惡化已有一陣子了,前幾天,還勉強接我電話,聊了幾句,他還在關心他主持的「釣魚台公民教育暨公民通識講座專案」。故我承諾他,他若退休,我願「義不容辭」接手,好讓他放心。

因我也是退休身分任客座,所以,我又推薦喻蓉蓉教授接手,喻教授也「義不容辭」的承諾下來。12月20日,孝信終於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一程路,但對他在茲念茲的釣魚台公民教育專案應無牽掛了。

我認識孝信,應該是1963年的台大學生「自覺運動」。當年因美國留華學生狄仁華,學成返美之前,在《中央日報》發表《人情味與公德心》一文,文中感念台灣中國人的人情味,但筆鋒一轉,他感到台灣學生自私自利,常常違背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對國家社會冷漠,而沒有公德心。時,又有台大教授駐德大使返國的俞叔平發表《遊德觀感》一文,描述德國青年的愛國,俾斯麥鋼筆行銷全球,而大學生筆記是用鉛筆,並且是用過的雙面紙。

這兩篇文章引發了台大學生的「自覺運動」(5月20日),時,我在台中市二中(今雙十國中)高三,正在準備7月初的大專聯考。但「自覺運動」有句口號--「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把我激動到放下聯考的功課,去刻鋼板、印傳單、貼海報呼籲同學要「自覺」。還好,我還是考取了台大哲學系,進台大後,我就參與了「自覺運動」的機關刊《新希望》。

當時《新希望》主編是心理系學生鄧維楨,住在男生第六宿舍,和林孝信同房間。為《新希望》而不斷討論「自覺運動」的問題,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因而除孝信外,還認識了劉容生、張系國、胡卜凱、郭譽先、劉源俊等人。此外,《新希望》還在各校廣設「聯絡人」。

鄧維楨之後,我接手擔任主編,根據同學們的討論,由我起草發表社論《扛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當時,由於大學生所知有限,在威權統治思想封閉的台灣,我們也只能重溫新文化運動的口號。但卻因此,《新希望》被學校當局取締。找學校理論,學校推給救國團,找救國團,說是我們廣設「聯絡人」,違反了學生不得有跨校性活動的規定。

《新希望》變成了沒希望,但是,我們還是不甘被批判為頹廢自私的一代。

所以,孝信就帶了一些學理工的同學去和《新生報》交涉,把每週半版的《兒童周刊》改為《科學周刊》,向中學生介紹一些最新的科學發現和科學理論。這應該是孝信從事「科普」工作的開始。

後來,孝信出國留學,就聽說,和尚(孝信在台大的綽號,因其每每都是剃個光頭)到處化緣,踏遍北美校園,多少不拘,10塊、20塊都可以,而創辦了《科學月刊》。

由於台灣留學生分布廣闊,為互通聲息,所以,除在台發行的《科學月刊》外,又另外發行了一分《科月通報》,以聯絡北美各地校區的編輯小組。於是,除了國民黨和台獨外,《科學月刊》在美國也有了通訊網和組織。

創刊《科學月刊》後,孝信還有意創辦一分「兒童月刊」。《科學月刊》一直發行至今,但「兒童月刊」似乎已不了了之。

除了林孝信的《科學月刊》扛起了科學的大旗外,鄧維楨畢業後,即帶了一些學文法的同學創刊了《大學雜誌》,鼓吹民主改革,而成為70年代初,台灣知識分子改革運動的重鎮。 1969年11月21日,美日發表聯合公報,擅自違反《波茨坦公告》,承諾1972年將包括釣魚島列嶼在內的琉球「歸還」日本。釣魚台列嶼的主權爭端於焉開始。

至1970年9月15日,琉球警察將《中國時報》記者插在釣魚台上的中華民國國旗拔去,並撕破一角。日艦亦開始驅趕在釣魚台海域作業的宜蘭漁船,宜蘭漁民首先抗議:「釣魚台是我們的!」

1970年11月號《中華雜誌》刊出我以筆名「茅漢」和王順聯名的《保衛釣魚台》一文。胡卜凱不但是「自覺運動」和《科學月刊》的成員,也是《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的公子。據劉源俊在保釣運動25周年紀念座談會上追憶說:

「在這我想先說明一下《科學月刊》與保釣運動的關係,兩者有什麼關係呢?是這樣的,在當初一些有良心的年輕人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要為家鄉辦一分刊物,那就是《科學月刊》,等到《科學月刊》出刊快到一年的時候,釣魚台運動開始。最先是民國59年11月,當時有念理工科的七位朋友,在普林斯頓大學有個聚會,胡卜凱(胡秋原先生的公子),看到了《中華雜誌》王曉波所寫的一篇文章,他就認為應該在全美發起釣魚台運動,怎麼發起呢,美國留學生那麼多,究竟要如何串連起來,於是想到了《科學月刊》。因為辦《科學月刊》我們有一個聯絡網,從芝加哥發行出來,因此胡卜凱就跟林孝信連絡,問他可不可以利用《科學月刊》的聯絡網來推行保釣運動。林孝信打電話到全美國各地徵求意見,終於,從12月開始連三期的《科學月刊》討論號,收集各地談保釣運動的文章,《科學月刊》聯絡網也因此成為釣魚台運動的聯絡網。」(1995年7月號《海峽評論》,頁35。)

因此,孝信和我不但是「自覺運動」的同志,也是「保釣運動」的同志。

還有一點,我必須要說的,鬧了一年多的釣魚台事件,中共一直到1970年12月4日,才由新華社發表新聞,聲明釣魚島主權屬中國台灣省。不但比國民黨政府及海內外輿論晚,也比我和孝信晚。但我們當年的保釣運動卻被國民黨政府扣上「為匪宣傳」的罪名。林孝信成為海外黑名單,不得回國;台大哲學系事件後,我則成為島內黑名單,不得出國。

釣運熱潮過後,間接得知,孝信辦了一分《釣魚台通訊》,堅持保釣運動,後來又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為了保釣運動和台灣民主運動,孝信犧牲了他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而成為「職業運動家」。由於孝信「盡公不為私」的精神,也贏得了許多朋友的支持和資助,甚至成為我們同儕的「聖人」。

1980年,好不容易終於出國到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人,孝信還從芝加哥到波士頓來看我,住在老于家裡談了三天兩夜。印象特別深刻的一點,當時他的台灣護照已被吊銷,又沒有美國的居留證。我問他,為何不申請政治庇護。他說,申請政治庇護必須交代自己所有的政治關係,等於向美國投降。孝信的國家立場令我肅然起敬。

孝信的思想已不止於當年「自覺運動」的「科學民主」,而有強烈的社會主義思想。

70年代初,正是全球反越戰左傾思想的高潮期,有「3M」之稱,即馬克思、馬爾庫斯(美國左翼哲學家)和毛澤東。中國大陸又值「文革」時期,所謂「震撼人類靈魂的大革命」。

又由於美國亟於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而美化「文革」的許多政策,尤其是一些有學術權威的華人學者,如楊振寧、李振道、王浩、陳省身等,得以訪問大陸,多看到「文革」的進步面。

因此,海外釣運很快就轉向了左傾的統運,雖遭中共當局勸阻,但還有一批保釣成員,奮不顧身回到大陸「建設社會主義祖國」,並成立了「台灣同學會」。

1976年,中共粉碎「四人幫」,中共對「文革」的批判,比國民黨有過之而無不及。於是,中共的道德形象破滅,海外統運幾近崩潰。

1979年,爆發「美麗島事件」,海外聲援「美麗島事件」的台獨聲浪陡起。

我是1980年到美國見到孝信,孝信經過70年代海外運動的轉折,當然會反映到他的思想裡。

經過70年代世界左傾風潮,及統運左傾熱潮,雖然孝信接受了社會主義,但他卻沒有向中共靠攏過,而被統派人士誤解為台獨;在海外台獨運動熱火朝天之際,他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但他卻從來沒有靠台獨的勢,而被認為是統派。他是國民黨的黑名單,更不可能靠到國民黨。可見,他不是一個趨炎附勢的機會主義者,而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理想主義者,他擇善而固執之,故友人又稱他是「林石頭」。

90年代,他才得以返台定居,但因沒有學位,無法成為大學的正式教授,只能擔任通識課程的兼任教授,而推動通識課程的「科普」及社區大學,後在賴鼎銘校長的支持下,擔任世新大學客座教授,其夫人陳美霞博士則任教於成功大學。

孝信返台後,期望推動社會主義運動,他和我長談過幾次。他認為台獨不可能,大陸又在走社會主義的回頭路,因此,孝信希望能先實現台灣的社會主義,以為大陸的模範。

我除了去哈佛一年外,長期都在台灣,從釣運後,也一直沒有脫離過台灣社運,我則認為解嚴前,台灣政治的主要矛盾是民主問題。解嚴後,台灣政治的主要矛盾是統獨問題。繞過了主要矛盾,社會主義無所附託而成為不可能。後來,孝信找過親獨的社運團體,也找過統派的社運團體,都難以作為。

從釣運之後,我一直在從事於發揚台灣人民愛國主義傳統,和兩岸和平統一運動。並且,認為兩岸和平統一之時,才是中華民族復興之日。

雖然,我主張的民族主義,和孝信主張社會主義的偏重不一樣,但孝信辦的活動要我參加,我也一定參加,我知道孝信「盡公不為私」。後來,他還跟我講,他的保釣展覽和會議內容要加上台灣抗日史。現在釣魚島已成了習近平的「國家核心利益」,有人民解放軍去爭取,而不只是當年學生抗議示威去爭取了。

保釣是孝信的終身志業,這樣一個不為利誘,不為勢劫的理想主義者,終於不是自私頹廢的一代,孝信留下的當是「典型在宿昔」了。孝信,好走,不要再為保釣擔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