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必敗，霸權已逝

「無知與低估」的決策

1975年4月30日越戰落幕，結束了這一世紀最長的一場反殖民、爭獨立的血腥戰爭。主宰戰後美國的圍堵政策，也因此在亞洲畫下了句點。雖已事隔二十年，但當年西貢陷落，美軍愴惶撤退的景象，及無以數計的越南人，攀登爬越美國大使館的鐵門，希圖登上屋頂上升火待發的直升機，卻令人記憶鮮明而難以忘懷。越戰初期的國防部長麥克納瑪拉在此時出版了他顯然以沈重的心情（這場戰爭消耗了越南三百萬，美軍五萬八千的人命）所寫的回憶錄《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聯合報》4月16日的探索版也以整頁篇幅刊出了《無知，讓我們錯下決定》，《不要低估民族主義的力量》這些語帶警愓的標題，字字扣人心弦，引人深思！歷史原是後人詮釋的產物。越戰是否一項對敵人「無知與低估」的決策，恐怕將是需要深入探討以明真相的問題。

美國是個得天獨厚的國家，立國二百二十幾年來，除了內戰以外，這片土地從未遭戰禍之苦。加上「地大、物博、人稀」這些條件，是個十足的人間天堂。這種客觀環境很自然地造成一種優越感，「天祐吾民」以至斯極，只有「上帝的選擇子民」（God's Chosen People）始足以解釋美國之富強。這種心態充份地反映在好萊塢的電影裡，當年白人自密西斯比河西進（Westward Movement），面臨印第安人的遭遇戰，那一戰役不是號角聲起，星條旗至而所向披靡。及至二十世紀進入國際舞台，它更能呼風喚雨地建立了唯我「獨」尊的「美國世紀」，美國某位議員曾自豪地稱「太平洋是我們的釣魚池」。此等狂語畢竟不能包括大西洋，因為它的堂兄弟英國已建立了日不落大帝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遠在戰火邊陲的美國看清了軸心國敗像已露，而同盟國雖在戰場上連連奏捷，但幾年的大規模戰爭，已令四強（事實上中、英、蘇已是一片生靈塗炭，滿目瘡痍的「勉」強）元氣大傷，雄才大略的羅斯福總統雖對他的戰友禮遇有加，冠以「四強」之尊稱，希望由「四個警察」來維持戰後的世界和平，但德黑蘭、波茨坦、開羅等巨頭會議，那一個不是爭地盤，建勢力圈的分贓會議。而敵人的屍骨未寒，美國國務院早已暗地裡完成了他的戰後《大地區計畫書》（Grand Area Planning，也稱國務院八十六號文件），唯我「獨」尊地要把國際秩序一肩挑，和平守護神Pax Americana 由此應運而生。圍堵政策事實上不是蘇聯擴張主義的產物，而是《大地區計畫書》的必然手段，越南不可避免地成為這大計畫的一環。如果是低估了越南的民族主義，則在1954年當法國之精銳傘兵被困莫邊府，求援於艾森豪總統，美國裹足不前，身為反共陣線首領而坐視待斃友邦不援之以手，敢是對越南民族主義正確估計之所致？

共產主義戰火蔓延西半球

回顧歷史，60年代真是個國際關係風雲變幻的年代。人類至此已邁入太空時代，洲際飛彈已摧毀了美國長期享受世外桃源的地理位置，第三世界的興起也徹底地改變了國際社會的權力結構。過去的殖民地在獨立後，已結合起來與工業先進強國平起平坐，在素不信任西方國家的蘇聯之支撐下共謀國際格局。當蘇聯太空人尤里‧加嘉林（Yuri Gargarin）已能繞著地球跑，美國太空人愛倫‧謝培德（Alan Shephard）只能在一番暖身運動之後表演一下撐桿跳（即火箭將衛星帶入太空後，瞬即返回地球）而已。無怪乎蘇聯總理赫魯曉夫膽敢躊躇滿志地在聯合國大會裡槌桌咆哮「我們要埋葬你！」加上當時的豬灣事件，古巴飛彈事件，使得當時師氣十足的美國新任總理威武頓失，雄風不再。「圍堵」政策至此已成了強弩之末。

而在此同時，中共的國防部長林彪發表了他震撼西方的反圍堵專文：「人民解放戰爭萬歲！」呼籲第三世界結合起來包圍西方帝國主義。以鄉村包圍城市，以「面」孤立「點」。這一戰略在中國內戰期間曾立下輝煌成果。美國的圍堵政策非但沒有奏效，而共產主義的戰火且已蔓延到美國後院的西半球。拉丁美洲國家的貧困落後，成了以「面」制「點」的較勁場。中共此時的挑戰固談下上令美國驚惶失措，但窮於應付應是無可爭議的事實。美國在此時訓練了一支驍勇善於叢林戰的綠帽軍（The Green Barrets）。自信滿滿的國防部長認為大規模的介入越戰，已到「水至渠成」的時刻，面對林彪所下的戰書，麥克納瑪拉堅毅果決地投下50萬大軍以期一戰成功。他信誓旦旦地昭告國人：「聖誕前夕，可以把這些子弟帶回家園。」不幸的是1965年年底，美國人心有如那年嚴冬天氣一樣地寒冷、低沉。半年前出征的年青人沒能回家歡度聖誕，代之的是每週節節上升的傷亡數字。美國在面臨此一挑戰，非但不能「還以顏色」（Show them the color ），而是「黯然失色」。

應該是場旗幟分明的戰爭

越戰的失敗對美國造成的後遺症是既深且遠。首先是傳統以來自恃的信心，徹底受到動搖。和平守護神怎可能栽在彈丸小國越南的手中？美國人一再歸責這場戰爭的失敗在於「不知為誰、為何而戰」，以致將士不能用命，威力不得發揮。以簡單邏輯推斷，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在越南戰場浴火的不是傭兵，美國星條旗在越南戰場從未匿跡，應該是場旗幟分明的戰爭。至於「為何而戰」，更不是任何戰爭裡效命沙場士兵們所關心的問題。一陣廝殺之後，何懺悔之有？軍人的腦海裡只有「完成交付使命」（Get the Job Done）。日本侵華戰爭血流成渠，屍骨如山。但日相村山富市月初訪華之行，明白表示只抱持「反省的心情」。懺悔免談！既然要侵略，假惺惺的懺悔，豈非多此一舉。

如果我們體認到外交政策是內政的的延長，則更能體會到越戰的必然性。與這場戰爭同時發生的是國內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受歧視的黑人在長久的和平抗議、示威後，以「暴民」姿態走上街頭，以「焦土」策略與白人控制的政策相抗衡。真正「為何而戰」的問題是盤旋在大後方的黑人腦中，而不是在前線出生入死美國阿兵哥所關切的問題。貧窮線上掙扎度日的黑人不斷質疑那些天文數字的戰費，不是可移轉於改善他們生活的資源嗎？為紓解這股民憤，當時的白官顧問羅斯陶（W.W. Rostow）不得不在《紐約時報》（1968年9月18，19，21日）連續發表了三篇《美國與亞洲》（The U.S. and Asia）的專文，指出越戰的消耗不過佔全國生產毛額3%而已。不管是否屬實，詹森總統藍圖中的「偉大社會」（The Great Socity）卻未因越戰之下降而建立起來。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一場戰爭讓美國瞭解在新的權力結構下，世界和平不是一兩個超級強國所能承擔的大任。一九六九年的「關島主義」（亦稱尼克森主義）為美國的外交政豎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中蘇衝突的日益顯著，使戰後兩大超強的對峙進入了新的低蕩（Detente ）時期，一旦「中共牌」的出現，國際新格局的形成，美國卸下了「和平守護神」的鉅任，一個合作的國際社區便從此漸露曙光。

「共存」才能「共榮」

戰爭是人類不可避免的現象，國家為本身的利益與他國產生矛盾而導致合作或衝突，乃一自然規律。其是是非非也因時勢之轉移，後人有不同的論定，懺悔對受害國無關痛癢，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越戰對美國處理國際事務應是一種啟示：「侵略者必招致最後的失敗，霸主時代業已遠去。」21世紀是個競爭而又合作的新時代。以「異中求同」的方法才能共存共榮。如果蘇聯一旦解體，立即去尋找潛在的新敵人，將招致不斷的後患。在這日益縮小的地球村裡，每個國家不論其強弱，都應銘記「尊重」他人方是外交上的金玉良言，畢竟人類已進入「和平」才能「共存」，「共存」才能「共榮」的新時代，四十年前當時弱勢的中共即已喊出此一口號。如今中共已是一星兩彈的強國，美國焉能充耳不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