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明建設的出路

壹、導言

中共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經過14年的摸索與總結經驗，終於在1992年十四大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是鄧小平繼提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後，在理論上的另一突破，打破了長期以來刻板的二分法──即將社會主義等同於計畫經濟，資本主義等同於市場經濟。當我們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界定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提升綜合國力，增進人民福祉，以達成共同富裕的理想，而採行的廣為人民群眾所接受的政策的總稱」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也可以界定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在聯邦德國行之有年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反映在國家經濟政策上，乃要求維持一個平行四邊形，即除了經濟成長與物價穩定外，也兼顧充分就業與社會正義的維護，亦即堅持共同富裕的理想。

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的生產力獲得空前的解放，經濟保持高度成長。1994年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毛額已躍升為6,500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而港、台、大陸的對外貿易總額也將在今年超過日本，躍居僅次於美、德的全球第三大貿易國，一個新興的經濟大國已隱然在亞洲浮現。精神文明建設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關鍵

然而，單是經濟成長並無法確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與精神文明建設，經濟改革的成果將很難確保。有關政治改革部分擬另文討論，茲僅就精神文明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係進行探討。首先要指出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給人們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以讓人們得以追求經濟以外更高的目標；就如同人需要強健的體魄才能充分發展其人格一般。事實證明，中國大陸的精神文明建設，在引進市場經濟之後，正面臨著空前的挑戰。如何建立一套能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輔相成的倫理道德價值體系，無疑是完成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關鍵所在。

貳、中國大陸精神文明建設面臨的難題

在以往的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制度下，個人的原創力和進取心受到壓抑，逐利誘因減弱，人的積極性因此喪失殆盡，生產力大幅滑落。社會主義原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變成了「人人各取所需，卻未必各盡所能」，甚至連人人最基本的需求亦無法獲得滿足的後果。在文革極左冒進的路線下，個人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更完全受到抹殺。

市場經濟解放了人的慾望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原有的社會結構和思維習慣、價值觀念在在遭到強烈的衝擊，人的慾望已被解放出來。市場經濟非但不再禁止追求個人利益，反而透過價格機制激發人的逐利心。然而新的經濟制度顯然需要一套新的行為規範，這就使得新的價值體系、倫理規範和法律制度的建立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

中國大陸面臨「五大空前」危機

一個人的行為一方面受到良心、宗教信仰和倫理道德的內在約束，一方面則需要風俗、習慣，尤其是法律制度等外在強制加以規範。在今日的中國大陸，馬列主義定於一尊的地位正急遽下降，而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及宗教信仰卻又在文革「破四舊」浪潮中遭到致命的打擊。這使得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頓失憑據，各個社會階層均已出現信仰危機。在原有權威瓦解，人的慾望獲得解放的情形下，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席捲了人們的心靈。正所謂「哀莫大於心空」，這是中國大陸目前最嚴重的危機。再加上剛剛起步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未臻完善，在最近三年內，新頒布的重要法律便超過三百套，可謂人類史上的新紀錄，這對執法人員與人民而言，在短期內均無法有效規範其行為。廣大民眾和一般中共黨員紛紛反映，當前社會治安空前惡化、社會風氣空前不正、信仰危機空前嚴重、黨政官員空前腐敗、黨的基層組織空前渙散。此「五大空前」正是目前中國大陸邁向現代化的最大隱憂。這也凸顯了一大問題，即精神文明建設絕不能與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脫節。

「學雷鋒」運動已不切實際

面對這樣的社會形勢，中共當局一再強調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要堅持「兩手抓」而且「兩手都要硬」。中共領導人更反覆要求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要培養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然而要在今日的中國大陸恢復過去那套「學雷鋒」運動已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同時，四有新人的理想與道德豈能藉由宣傳由外部強行灌輸？必得先啟發其個人的自覺，任由每個人自己去設定其理想與道德，再從而矢志追求，並促其實踐，這樣才能真正培養出四有新人。由此觀之，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價值重建的工作，就必須推動一場「思想再啟蒙」運動。

參、「思想再啟蒙」運動的內涵──追求「人的解放」

在17、18世紀的西歐，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啟蒙運動，是歐洲文化史上最活潑、最具衝擊力的思想運動。它針對當時歐洲的社會、文化進行全面的反省與批判，影響深遠，也扭轉了歷史發展的軌跡，歐洲正是經由啟蒙運動而進入近現代社會。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也有一位被譽為「現代日本教育之父」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福澤諭吉一方面引介西方思想，一方面竭力呼籲：要建立現代化的日本，須先培養現代化的國民，而現代化國民的特質就顯現在具有獨立精神氣象的人格之上。有獨立自主的國民，方有獨立自主的國家。福澤氏的思想促成了明治維新，對往後日本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近現代的中國，以知識分子為主的五四運動，在某種意義上，本也可說是一個啟蒙運動，然而其最大的不幸，就是號召「打倒孔家店」，從根全盤否定了中國自己的文化。到了十年文革期間，更全面而徹底地打擊傳統優秀文化。這使得原本立意良善、有除舊布新的進步意義的五四運動和文革，反過頭來阻礙了中國現代化的事業。

知識分子是社會進步的主力

先進國家中的知識分子，往往扮演著承先啟後，帶動風潮的重要角色。任何一個社會，其知識菁英階層的文化意識足以影響國家興亡的百年大業。所以，今日中國的「思想再啟蒙」運動，就應從重建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做起，也就是應以追求「人的解放」為其思想內涵。「人的解放」不僅是啟蒙運動的核心議題，也是馬克思哲學的終極關懷。對馬克思來說，共產主義的實現即為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復歸的完成，他理想中的社會正是一個「自由人的共同體」。而毛澤東同樣的把昂揚人的主觀能動精神，追求人類解放當作是他畢生奮鬥的目標。

確立「人格的自由、自律、自主」

追求「人的解放」，就是要從建立每個人的人性尊嚴著手。而人性尊嚴則體現在「人格的自由、自律和自主」之上。這正與孔子所倡導的「克己復禮」相通。孔子說：「我欲仁，斯仁至矣！」又說：「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這就是「人格的自由、自律和自主」。人是理性的社會動物。由於人是有理性的，因此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也正因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所以人可以決定自己的行為，成為自己行為的立法者，這就是「自律」的意義。因為人可以規定自己的行為，因此，人也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種自我負責的精神，正是人具有主體性的表徵。

另一方面，人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人，個人無法脫離社會網絡而獨自存在。人只有在社會生活中與別人交往，才能發展出獨立自主的人格。所以，人在建立自己主體性的同時，亦必須承認他人的主體性，此即「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互為主體性」的概念，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正是和儒家思想重心的「仁」意義相通。二人為仁，仁就是討論個人與其他人之間的關係。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盡己之謂忠，恕則是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正是「互為主體性」之意。

「互為主體性」即「社會連帶」基礎

這種「互為主體性」的概念正是「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 ）的基礎。社會連帶即是「團結」，也就是意謂著「人」與「人」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階層」與「階層」之間的互助，也意謂著「世代」與「世代」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相連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天道觀，和「不患寡而患不均」、「損有餘以補不足」、「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等思想，其實就是「社會連帶」觀念的古代版。

肆、以「社會自由主義」完善精神文明建設

上述由「人的解放」、「人格的自由、自律和自主」、「互為主體性」以至「社會連帶」正組成了「社會自由主義」的內涵。「社會自由主義」又稱「人格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Sozialistischer Liberalismus）。長期以來，人們多把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視為互相排斥的思想流派。其實，社會主義所批評的自由主義只是「與個人主義或資本主義相結合的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批評社會主義，亦並非全然否定社會正義和平等理念。兼含自由與平等兩大理念的「社會自由主義」正好可以調和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以社會主義修正自由主義的弊端，以自由主義補足社會主義的缺失。「社會連帶」調和了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

同時，「社會自由主義」強調「社會連帶」的觀念，一方面使得每一個人致力於拓展自我的生活領域時，不致淪為自私的個人主義，另一方面，在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時，讓每個人都能享有充分發展其人格的空間，而不致成為完全否定個人的集體主義。因此若以「社會自由主義」調和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則可使以集體主義之名宣稱可合理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實際上卻抹殺個人尊嚴的境況不復再現！

而以社會自由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社會市場經濟，用政府的宏觀調控來保證市場價格機制的有效運行，實結合了「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與「控制的計畫經濟」兩者之長，又可杜絕「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造成的強凌弱、眾暴寡慘狀，以及「控制的計畫經濟」無法有效解放生產力的弊端。

「社會自由主義」思想若能確立，將徹底改變以往一提及社會主義就想到集體主義、計畫經濟；一講到資本主義，就想到個人主義、市場經濟的僵化思考。社會自由主義實乃市場經濟條件下完善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大利器！

「社會自由主義」合於中庸之道

在此筆者要特別強調的是，「社會自由主義」本非舶來品，相反的，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寶貴精神遺產。中國是廣土眾民的大國，對不同的思想文化有著極大的包容力──這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最大不同之處。舉例來說：在西方，「有神論」和「無神論」間的爭議綿延數千年而不絕，甚至從「有神論」發展為「一神論」，持「一神論」之見的不同教派勢不相容，終於演成慘烈的宗教戰爭。在中國，「無神論」與「有神論」的爭論，卻幾乎不曾成為思想界討論的主題。

證諸歷史，任何一偏之執的極端思潮不僅不易在中國生根，反而會對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以民族主義為例，中國是多民族的大國，強調民族主義往往易招致各民族間的猜忌與對立，唯有以振興整個中華民族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才能克服民族主義的危機。而導致先進國家肆意剝削後進國家的資本主義，和中國傳統強調「互惠」、「德被四鄰」的「貢舶貿易」完全背道而馳，亦不可能為我們所接受。歷朝能臣的治國思想莫不兼采眾家學說所長：而少有獨特一家之見者，即使諸葛亮也難免儒表法裡。這種兼容各家思想長處的「調和論」，在力求百家爭鳴的哲學思想領域，固不足取；然而在政治上卻是唯一務實可行的方向。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屢遭帝國主義欺凌，民族自信心淪喪殆盡，對西方各種「主義」（isms），幾乎毫不加選擇地引入，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1949年後，在政治上又陷入忽而極左，忽而右傾的擺盪循環。要跳脫此種困局，唯有力行淵源於中國傳統中庸之道，調和古今中外各家長處，有強烈務實精神的「社會自由主義」方是正途！

伍、追求現代化不能脫離傳統

此外，中國大陸實行開放政策以後，一般崇洋的風潮漸漸在年輕一代中蔓延開來，用洋貨、學洋文、送子女出洋成了普遍的風潮，民族的自豪感迄未伸張。另一方面，中共自1981年起厲行一胎化政策，製造了一批孤僻、固執、不善協同、自我中心、嬌生慣養、好逸惡勞的獨生子女──「小太陽」。一胎化政策也使得許多親屬稱謂和手足情誼不知不覺地消失，對中國傳統文化與家庭制度形成重大威脅，這在在阻礙中國邁向一個現代化的社會。要解決這些複雜的問題，並克服前述的「五大空前」，對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珍惜與發揚實刻不容緩。畢竟，追求現代化不能脫離傳統，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徹底否定自己文化傳統，而能完成現代化的。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更沒有未來！

中國大陸精神文明建設的成就，不僅決定了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成敗，更決定了中國全方位現代化的目標能否達成。我們深切地期待北京的領導菁英能夠務實地面對此一嚴肅的課題，也呼籲海內外全體中國人共同肩負起此一重任。我們亟需建立人性尊嚴，以搶救知識分子的自尊與自信，從而重振中國人民的尊嚴和信心。立足於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總結西方先進國家現代化的經驗與教訓，以「社會自由主義」調和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並以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理論基礎，以期使中國現代化事業能夠穩健地進行下去，終底於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