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華府拒而復同意李登輝訪美說起

去夏美國國會通過一個表達國會意旨的決議案（Sense of Congress Resolution），表示希望行政部門一反以往政策，以後可允許台灣高階層官員（包括總統在內）來訪美國。自此後，台灣的媒體，累傳李登輝總統將訪美的消息。今年初，更有具體的報導，說李總統將於6月應邀來訪其母校康乃爾大學的慶禮。為配合行事，美國國會眾院（5月2日）與參院（5月9日）先後再度通過類似的決議案，敦促政府高抬貴手，以「私人訪問」性質成全其事。

孰料美國國務院於5月11日卻正式宣佈，不能發與李總統來美之簽證，同時國務副卿洛德並鄭重表示：台灣一再遊說國會，無異給國務院增添許多麻煩。美國的媒體，亦為洛德之言論大為解釋，稱：美國因在很多國際事務上（包括促使北韓，在發展核子武器上，接受國際管制），需要中共的合作與支持，故極不希望因類似李總統訪美事件，開罪於中共。可是，由於幾個不同因素湊巧碰在一起，克林頓總統於10天後又收回國務院的成命，宣佈歡迎李登輝來訪，似這種白宮出面否定國務院公開宣佈的決定，是很少見到的。此事體大，需分幾方面分析。

先談為何白宮會扭轉國務院的負面決定。

（一）今年正月就職的美國第104屆國會，參眾兩院均由共和黨操多數，立法及處理與某些政策有關的事務上，常與屬民主黨的克林頓總統作對。最近才將總統送交國會的政府預算否決掉，即其一例。再加6月以前，克林頓總統尚需向國會提出給中共延長最惠國待遇一事，處處均需仰仗國會。

（二）前述5月初參眾兩院通過的決議案，一如去夏所通過的一樣，雖然只是表達國會的意願，並無拘束力，但票數幾近壓倒性，所以克林頓總統擔心如果「請酒」不吃，國會可能會通過一個又拘束力的決議，到時候吃「罰酒」，太不體面。

（三）今年年初克林頓曾經不顧英國的反對，邀請了北愛爾蘭的一個算是叛逆英國的組織訪美。今日，國會所希望邀請的並非叛逆組織代表，而是親美的台灣的總統，如果克林頓總不依，似乎無法交代。

（四）美國明年即面臨總統大選，在美國全國出現親共和黨的情況下，再加克林頓本人的聲望有降無升，所以為了一件外交小事，公開與國會對抗，並非明智之舉。

基於此，所以克林頓的白宮乃決定一反國務院已宣佈的政策，給於放行。但我們需注意白宮的措詞：第一，李登輝之來美是「私人訪問」。第二，雖說是給與「元首」通行證，這只不過將美國的國務院一軍，因為國務院對簽發籤證的阻力很大。白宮說由它給訪客一個元首通行證，就不必國務院操勞了。所以，此「元首」通行證的措施，並不一定表示訪客在外交意義上是受到了「元首」的待遇。白宮在考慮美國國內政治因素之下，還照顧到這一切的微細差別，審慎拿捏分寸，可見中共反對壓力之斑。以下想根據個人所知，對中共為何如此斤斤計較，非反對到底不可，作一較深入的分析與評釋。

中共反對之由來

台灣上下，一定有很多人咒罵中共從中作梗，阻擾李總統的訪問。我認為首先需要問一個問題，即：為什麼中共要如此阻擾呢？對此問題最可能的答覆，當然是：中共認為李登輝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訪美，將有助於台灣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果真如此的話，那麼我們應該再問：為什麼會讓中共有如此的想法呢？這個是很基本的問題，其中學問至深，如要回答成理，我們就必須暫時退出目前訪問一事的框框，先看看近七年來（即所謂的後蔣經國時代）的兩岸關係，發展到了什麼地步，然後才能找到深入的答案。

個人在《海峽評論》第49期（1995年元月），曾論及兩岸關係，已出現一個儘管經貿及功能關係已甚密切，而政治關係反臻惡化的一個弔詭，其詳情，在此不預備贅述。但需提出一點，即自從經國先生走後，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樹立以來，中共對台灣內部的發展，及在國際上的一舉一動，無不以其在為台獨路線鋪路來看。此種傾向，自從台灣於1993年夏在聯合國找了七個小國提案以來，更為之甚。當年八月，中共因此事而發表對台白皮書時，正值個人身在北京旅次之際。猶記那時我在北京接觸到的若干與台灣事務有關的人士，在論及七個小國在聯合國為台灣提案時，無不咬牙切齒；幾乎瘋狂地指責台灣明目張膽在搞台獨。我那時曾提出個人揣測之看法，認為台灣此舉，可能是由於島內政治角力（民進黨逼國民黨）所致。北京的友人，聽了我這種說法，不但不能接受，還幾乎連我都要罵進去了，如讀者留意，就會注意到兩岸的政治關係，是從那時正式開始惡化。

然後，來了1994上半年的司馬遼太郎與李登輝的訪問，北京對之反應激烈，可由其特因此而召開的討論會看出。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刊登在6月14日《人民日報》的一篇斥為「奇談怪論」的報導。但該篇報導中仍不願點名，只用了「台灣某領導人」的代號，延至6月17日《人民日報》刊出李家泉（雖然沒有透露身份，實際是北京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的資深研究員，曾為該所的副所長），表面以私人名義發表的文章，題曰：《中國人的感情在哪裡？》這才正式點名指責，北京仍不願公開撕破臉，於此可見。

正巧台北在美國國會的努力，偏偏在去年夏天起了具體作用。華府行政部門低頭來自國會的壓力，將台灣的駐美機構，提升規格。名稱也從以前莫測高深的「北美事務協調會」改為新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同時國會也通過了上述的那個代表國會意旨的決議案。這才真正把中共惹火了。9月10日，中共正式對華府及台北，提出對此種種，需各自負責後果的警告。旋即有10月裡阻撓李登輝總統去訪廣島參加亞運事件的發生，姑撇開當時之意氣不談，今日回頭分析，中共對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施壓，僅到了讓該委員會宣佈「不歡迎政治人物參加」的層次上，並未點名地宣佈撤銷對李登輝已發出的邀請，比較下來，總算給李先生留了一點面子。

可是，今年5月11日美國國務院的宣佈，卻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但說不給李總統發籤證，而且還給出理由，是不願得罪中共。再者還照會台北，更又同時公開宣佈說：台北在美國國會的遊說，是給華府行政部門嚴重打擾。這也無異證實了一點，即：中共對華府確實施展了前所未見的壓力，那麼，問題是：中共如此去阻撓，是為了什麼？

據個人所知，最近有幾件事，大大增加了中共對台灣的台獨勢力高漲之反感。首先，在台灣省主席選舉以後，民進黨因意外失敗，而表示願意重新檢討該黨的台獨黨章。可是經過數月後，又表示仍要堅持其台獨黨章而不放，尤有甚者，民進黨中竟然有人在4月十六日，趁馬關條約一百週年之國恥忌日，舉行了一個「告別中國」的遊行，並還提出了什麼取消國統會及制定新憲法等一類明確的標榜台獨的主張。由於這些事情的發生，更讓中共有理由覺得李登輝的「李六點」，是蓄意對1月30日的「江八條」中一再提到的「一個中國」原則，不加回應。於是，更增加了中共認為要封殺李登輝來訪美國。對這點，也許思想敏銳的朋友會問：民進黨所鬧的事，與李登輝有何關係；為什麼會扯到他身上呢？答曰：有其一般肉眼看不出來的關係，且容道來。

三人遊戲害了台灣

在去年10月李登輝廣島之行，因中共阻撓而未能實現之後，中共也想找個機會緩和一下兩岸的政治空氣。以後乃有「江八條」之舉，一般人分析這一重要文件，均只注意到其他數項，譬如「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及並沒有逼台北承認絕不搞台獨等較和緩的說法。但獨獨忽略了江的第八條，「我們歡迎台灣當局的領導人以適當身份前來訪問」的說法。個人認為，這是針對李登輝而來的，是想挽回因1994年關於廣島之爭而遭損的兩岸關係（可是，顯然台北並沒有體會及此，卻白白漏掉了一個大好時機）。可是，因為民進黨4月裡的失常動作，再度牽怒了中共，才有雷霆萬鈞的對美國大施壓力，產生了不歡迎李登輝訪美的後果。

當然，思想敏銳的人士一定會再追問，民進黨所為還是與國民黨的李登輝扯不上關係，答曰：其中的關聯，乃在於台海兩岸關係，已轉型為三人遊戲，抓住了此點，其他就好瞭解了。自從民進黨出現以後，台獨聲浪咄咄逼人，從中共眼光看，已很難辨別，台灣的對外爭取所謂外交空間，究竟有多少成分是民進黨主導的，多少成分是國民黨主導的。但是，有兩點值得我們參考。

第一、雖然台海關係非能與國際問題相比擬，但我們不妨借鏡研究國際戰爭中的一大發現，即戰爭的興起雖然有很多原因，但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有太尖銳的雜音，擾亂視聽，及驚動決策者之安寧，因而引起過頭的直覺反應。這個理論稱之為「驚擾理論」（Excitation Theory ），其通常引用的具體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篇幅關係，不能多說。只想指出這個理論能對吾人提供一個適宜的警告，就是：兩岸的關係，因為有民進黨人好以嘩眾之言論，宣揚其台獨主張，造成了足以驚嚇中共決策人的程度；而北京的每一次反應，本來也許不過是以示警告的報復。可是，又正好為民進黨或台獨分子拾來，用以作為號召全台灣人民起來反抗「一個中國」的籌碼。如此惡性循環，長遠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第二，每次民進黨的駭人聽聞舉動（譬如「告別中國」遊行），刺激得讓中共不得不採取報復行動。而每次的報復，因為無法對民進黨作「外科開刀」式的個別還擊，所以到頭來，北京的報復行動，不是損及了全台灣人民的利益（譬如在外交上封鎖台灣），就是傷及了執政的國民黨或是它的黨魁（譬如不讓李登輝參加亞太經濟合作體的高峰會議）。這一現象，也許比較難以解釋，我建議可以用個比方來說明。

我的比方，是核武器嚇堵中的報復行動。我們假想當日冷戰時期中，美蘇兩大強權劍拔弩張情形。雙方的和平，全基於核武器的嚇堵能否生效，而這又全賴於雙方是否均有一個完整的還手報復的本事。我們姑且沙盤作業，假定蘇聯先發制人，發動了對美國的核武器偷襲。美國要利用她手中篤定還能掌握的還手核武力量，對蘇聯作迅速的報復還擊。可是，在計畫還擊中，需要考慮到對蘇聯手中尚剩的核武器，能否可以對準了作一個「外科開刀」式的痛擊。如能，則可對蘇聯的這些核武器，發動還擊，一網打盡地加以摧毀（這在核武器嚇堵的行話來說，可譯成「個別化的反硬體報復」）。但是，如不能作此個別性的痛擊，就只好針對敵人的人口密集、工業重地或其他諸如飛機場等重鎮要點，加迎頭還擊了（在行話上，可譯為「籠統性的反軟體的報復」）。

記住這個比方，我們就比較能瞭解：為什麼每次由於台獨所引起的中共報復，其後果不是損害了台灣一般人民的利益（譬如外交孤立台灣）；就是有損於執政黨或其黨魁（李登輝）的利益。這是因為中共還沒有找到一個能夠單獨對準民進黨還擊的「個別化」的報復方法。所以，最後中共的「籠統性」報復，反為造成了「池魚遭殃」的後果。這次，本來因為有民進黨的什麼「告別中國」的鬧劇，引起了中共的報復行動。誰想到反造成犧牲了李總統訪美的後果。

對李總統終獲訪美機會作一總結

話再說回李總統這次終於爭取到了訪美的機會。無可否認地，這是台灣努力的成功。但是這其中也暗藏了一些教訓，如果我們不及時汲取，恐怕有遠憂，甚至於大禍。

（一）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次白宮的扭轉國務院的決定，是由於幾個不一定將來會再重複出現在一起的因素造成（已如前述），也就是說，這次的成功，不一定表示我們將來只要同樣固執到底，就會同樣達到我們心裡所想的結果的。要不然，可能會釀成大禍。

（二）這次的成果，與其說是台灣的成功，不如說是李登輝的個人成功（因為只有他是大贏家），而這次之所以成功，除了本文最前面列舉的因素外，還需歸功於台灣一年在美國所花約150萬美金的遊說費用。但是我們知道中共一定會對台灣採取報復，至於如何報復，當然言之尚早，但如其採取的報復手段，是涉及台灣二千一百萬人民的利益的話（譬如阻擾台灣營運中心之實現）。以這樣的代價（即每年在美國花上150萬美金，再賠上中共報復下所損害的台灣全部人民的利益），來贏取一個個人的成功，值得嗎？而對於這位大贏家來說，捫心自問，良心能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