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25週年懷想

今年適逢「保衛釣魚台運動」的25週年，當年曾在台灣參與這一愛國運動的青年，現在都是年近或年已半百的人了。一個50歲的人，會怎樣的回顧這一運動的意義？而「保釣」又怎樣的與當前的某些問題有所聯繫？筆者要提出以下幾點看法，除了是試圖作一種歷史的解釋，更是對當年一同堅持步出校園，上街示威遊行並向駐華美國大使遞抗議書的兄弟姊妹的致敬。

（一）台北市幾所大學校園裡勃興的「保釣運動」，是一次大學生的自發民族主義愛國運動。以政治大學為例，運動發起後，校方始終透過師長、教官進行化解、壓服工作，使得許多同學，特別是女生很感困擾，致萌生退卻之念。但由於部分同學的慷慨激昂、明辨是非，發生了團結的效果，也造成最後校方接受學生意見的結果。

（二）在大遊行前一天與校方的「談判」，讓全體參與這一場從下午三、四點鐘僵持到近11點的活動的同學，明白了關心校園安定的最高層級是國民黨中央秘書處與蔣經國先生。在夜裡11點鐘前，可敬的老校長劉季洪先生說出：「你們要上街，除非我死」的話之後，同學們竟未為所動，校方乃打電話給張寶樹（國民黨秘書長），由他再電稟蔣經國，學生終於取得校方讓步，准許政大學生上街示威，並向美國大使館遞交抗議書。

但在當時的情況中，筆者隱約察覺，國民黨當局在向學生讓步時，卻十分戒慎防範學生將箭頭指向日本（大使館）。今天回憶起來，覺得它可能是國民黨當局自忖不宜墜入美方分化台灣與日本關係之圈套，但這裡面亦不無可能是日本方面使國民黨當局有此看法。

（三）民國60年4月間達到高潮的「保釣運動」，使校園裡的空氣空前與分外激動人心，但有趣的是，投入者主要是外省二代與華僑學生，大部分本省同學在態度上是含蓄與自外的。這麼該是50年代「白色恐怖」或「二二八事件」的後遺症，本省同學的長輩很可能對其在政大唸書的子弟有特別的叮囑。外省二代與僑生們因為一般缺乏這一「歷史教訓」，比較敢於直接的宣洩他們的民族主義感情與愛國激情。而另一方面，本省同學在「目睹」這一場發生在他們身邊的運動後，自不免對國民黨當局的對美、日的低姿態有所感想，認為「外來政權」果然無心、無力保衛台灣的主權完整，致產生應該「獨立」「自己做主」之念。然國民黨掌權當局在當年則已然決定斯後的「本土化」方向與政策。

（四）公平言之，25年前的「保釣運動」，使國民黨當局發現自己很為難於嚴格壓制類似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加以這是青年知識分子階層大學生的一個自發運動，形勢也迫使他必須站在同情者的立場。但是同樣的運動在美國卻發生大大令其驚恐的情況，即「保釣」的留美學生的大部分，轉而向左傾向北京，一小部分則轉變成今天「台獨」的前輩或領袖人物。「保釣運動」使得國民黨平白丟掉了很大一批的海外子弟，更嚴重的是，這些人竟然轉變成以反對或推翻他為職志的「敵人」。綜合與檢討了因「保釣運動」而導致的在島內與美國產生後果，國民黨決策階層做了很大的政策轉向，那就是在蔣經國逝世之後已為大家所熟知的「獨台」政策，事實上，此一政策的選擇與制定，恰在「保釣」之後。蔣經國使用幾乎整個70年代，大力推動所謂「本土化」，此一政策的成熟期在蔣經國的第二任中華民國總統任期間，而蔣氏本人最後亦被他的此一政策所吞噬。

（五）「保釣運動」的最冷靜的旁觀者，其實是美、日兩國。他們所獲致的心得是，如果台灣的知識青年仍然會因為中國民族主義而蜂起，則台灣與大陸的統一終將是可能的，因此，如何使中國民族主義在台灣被扭曲或消亡，便應該是他們今後要大力在台灣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