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運動和新皇民主義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在這兒相聚，共同紀念百年前一場羞辱的戰敗後割台的慘痛與悲憤。但也是在今天，台北市有一群教授們、政客們和民族分裂主義者們，公開示威遊行，名目叫「馬關百年，告別中國」。這是日據下「皇民化運動」以來第一次公開的反華辱華，棄絕自己中國種姓的活動。它已經深刻地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情感，彰明昭著地表現了台灣朝野反共、反華運動可恥的本質。

然而，這也絕不只是一小撮個別團體、組織的思想感情。歷史地看來，台灣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的各家各派，對待台灣日統下殖民地歷史、對於日、美帝國主義，素來是謳歌讚頌的。而這謳歌讚頌的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佔有台灣，使台灣得以和祖國分離。對於他們，凡是使台灣與中國分離的歷史過程及結果都是善的，反之則惡。

舉例而言，台獨的祖師廖文毅就說，日本治台，給台灣帶來科學與技術，而歐美英支配台灣的歷史，給台灣帶來了基督教。科技和基督教使台灣文明化，遂與中國斷絕。史明之類的人說，日本統治台灣，使台灣脫離前現代社會，進入現代社會，這就使台灣從長期停滯在前現代的中國社會脫穎而出。有很多「自由派」說，沒有台灣殖民地時代「現代化」基礎，不會有戰後經濟發展；戰後台灣經濟進步的功勞者不是國民黨「中國人」，而是「日本人的建設」……有留美回來的台獨學者居然說日據下「內地延長」主義是日本人以「平等」待台灣人，使台灣人成為完全的日本人，台灣人於是得以親炙現代文明，享受殖民地的工業化。他還歌頌台灣早在1939年以後工業產值就超過了農業產值。另外還有一種在台獨「理論」中最近普遍宣傳的，一個源自支持台獨的日本學者的說法：台灣在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形成的時期（20世紀10年代到抗日戰爭時期），已因成為日本殖民地而未參與，故與中國民族主義漠然無關，而形成台灣獨自的「台灣民族主義」，云云。

「亡人之國，先亡其史」。這些奇譚怪論，多半是美國化、日本化了的台灣學界，甚至是美國人、日本人所炮製的。台灣的歷史遭到肆無忌憚的歪曲和變造，一至於斯，可為浩歎。現在，我想在極為有限的發言時間內，和大家一塊兒檢核一下甚囂目前塵世上的這些邪談異論。

一、關於殖民地台灣的工業化

殖民地知識分子在評價殖民時代經濟時，不能只看到數量，也要看到殖民地經濟的本質；要看殖民地經濟「發展」中本地資本、本地人民所處的地位，看財富是留在台灣本地，還是大量流向殖民國家，最後也要看殖民地經濟的發展是為誰的發展，以日本還是台灣為中心、為主軸的發展，等等。

殖民地台灣經濟的開發，大略分成兩個階段：一是1905-1930年的米糖單一栽種（Monoculture ）為主軸的時期；二是1931-1945年的戰爭基地化的工業發展時期。

在頭一個時期裡，台灣在日帝經濟圈的分工角色，是對日本提供糧食與農產加工品（糖和大米），所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台灣與日本的這種分工，基本上是由殖民者日本所決定，即決定於日本帝國主義獨佔資本的利益和邏輯，也就是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獨佔資本的再生產循環及其積累的目標所決定，為其充分服務的。台灣、台灣人民的經濟利益和經濟意志，則完全不受到顧念。這就是1905年到1930年台灣米糖經濟的殖民地本質。

日帝下台灣米糖經濟建立在半封建的地主／佃農體制。底層農民受到本地封建地主和日本獨佔資本的雙重壓迫，民不聊生。民族和階級矛盾交疊，成為20年代到30年代殖民地抗日反帝民族運動和階級運動的社會根源。

另外，在總督府權力強大干涉下，以制糖業現代化為藉口，大力培植日本三井、三菱、日本制糖等糖業資本在台灣全面擴張。本地的台灣傳統糖廍作坊全面消滅。少數本地現代制糖資本也被併吞、從屬於日本大糖業資本，台灣糖業資本主義的根苗慘遭摧折。在殖民地體制下，日本大資本獨佔台灣米糖對日「輸出」，創造長年巨額對日出超，使經濟剩餘長年巨額移入日本，故現代制糖工業雖然發達，但其剩餘外流，人民貧困化依舊。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向我國東北進軍。包括殖民地台、鮮在內的全日本進入戰爭體制，積極向中國華北、華南和南洋開展侵略攻勢。而所謂「南進」，不止是指向南洋侵攻，更多地意指對華南的擴張，台灣自然成為日本這種「南進」的跳板和基地，於是有台灣的「南進基地化」，也就有在台灣展開「南進工業化」的政策出台。

「南進工業化」和米糖經濟一樣，是為日帝國家獨佔資本的再生產與積累的利益服務的。日本獨佔資本在20年代末開始的全球不景氣中，採取軍事擴張政策來解決日本資本主義的巨大矛盾，藉著戰爭經濟體制進行全面獨佔化，向日本國家獨佔資本主義階級改組。這種軍國主義的、軍需性、掠奪性工業化，在1939年到1945年日本戰敗前，造成了一時性的台灣的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局面，而在米糖經濟之外，一九三四年以後，制鋁、合金、化肥、無水酒精、煉鐵、機械、造船、石化、纖維、水泥、農機、皮革和製藥等工業，有所發展。然而推動這軍事工業化的主要角色，幾乎清一色是日本資本。台灣少數本地資本不但沒有增長，反而在統制經濟體制下，被日資藉國家權力裁併，侵奪其管理權，或歸並於日本資本，終至退守農業土地資本。但戰時的統制經濟，又大大限制米糖的流通，土地資本積累的基盤受到極大限制，本地資本在1931年到1945年的統制經濟中萎縮，而日本資本則大大地獨佔化而肥大了。

因此，在戰爭末期，依統計，台灣當時資本金五百萬圓以上的企業，有96.9%是日本資本。零小企業即資本在20萬圓以下者，也有91%是日本籍。20萬圓到500萬圓的中小企業，日本人資本也佔70%。台籍資本在全體資本結構中平均只佔13.6%左右，足見台灣本地資本受盡壓迫而趨於沒落的實況。

另外，盲目歌頌日本對台殖民地化過程中對台灣工業化的「貢獻」，是極端的民族自卑主義。這種人沒有看到以下這三個方面：（一）在鴉片戰爭以後因列強對中國東南海疆的壓力，迫使清當局不得不用力經營台灣。土地地籍的整頓丈量，鐵道、電訊的敷設、現代郵政的推展，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以及農產品加工工業（例如糖廍手工作坊）的發展，在在都呈現前期性商業資本和類若糖廍作坊這種資本主義萌芽的經濟。如果不是日帝割取台灣，以其國家權力揠長日本獨佔資本，同時歧視性地抑壓和打擊台灣本地資本，假以時日，台灣和中國東南沿海的萌芽期資本主義就會自然成長茁壯的；（二）1939-1945短短六年間的戰爭工業化，根基自然淺薄，再經戰爭終期盟軍轟炸破壞，工業建設破滅殆盡，致光復後台灣只能向大陸輸出米糖等農產品，反自大陸京滬一帶輸入輕工業日用品；（三）馬關割台，中國對日本付出了巨額（兩億兩的白銀）賠款，成為日本資本主義原初積累，使日本的工業化、現代化巨步前進，而中國則益為貧困化，積弱不起；日本以強權剝奪中國人民進行資本主義工業化，是台灣和中國現代化的阻斷者，而不是功勞者，是仇人而不是恩人。

總之，日帝支配下台灣的「工業化」，是以日本獨佔資本主義的利益、意志與規律為中心，進行高強度剝削與收奪所推動的積累與集聚。工業的發展、財富的創造、剩餘的產出，皆大率流入日本的獨佔體，台灣社會和人民基本上處於相對性貧困化狀態。進入戰時侵略體制後，日本獨佔資本全面支配台灣經濟，本地資本則全面萎縮，而隨著敗戰，日本在台灣的一點點工業幾乎在戰火中毀壞殆盡了。因此，評價殖民地台灣的「發展」與「工業化」，除了要做科學的實證與研究，還要究明殖民地台灣經濟「開發」的主體資本是誰的，發展是為了誰的利益，以誰為中心，服從於誰的經濟需要，創造的剩餘有沒有留在台灣，還是大量流出台灣，肥大了日本的獨佔體？

二、關於「沒有殖民地時代日本推動的工業化，就沒有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

台獨理論家一貫喜歡這樣說。有些台獨人士甚至說，如果台灣不光復，至今仍為日本的國土，今日台灣經濟比現在還要好！上文已經說過，1939年到1945年間台灣的戰爭工業化，在戰火中摧毀淨盡，馴至光復後，台灣必須從大陸京滬地區輸入紡織品、火柴等輕工業日用品，而向大陸輸出米、糖等農業加工製品。當時台灣連輕工業日用品都無力生產，說日本為台灣留下雄厚的工業基礎，當然是無知而來的過高評價。

平心而論，台灣米糖的農業過程與工業（加工）過程是進步了。日本人留下的現代基本建設（公路、鐵路、電訊、能源、教育體系、醫療體制等等）對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對這些作用，也要科學分析。這些基礎建設，首先是為了日本獨佔體的利益而不是台灣人民的利益。教育普及，有利勞動力品質的均一與提高、交通體系有利原料的收奪與日本工業產品之滲入，以及統治威力的機動化。醫療有利勞動力的品質之提高，與殖民官僚體繫在殖民地異質氣候下的健康；能源有利於日本獨佔資本主義在台灣的運轉等等。過大、無批判地評價、歌頌這些「貢獻」，當然是錯誤的。因為這就會給「帝國主義有功」論、「殖民主義有利」論增添旁證與理由。在非洲、在拉美各地、在古老亞洲，數百年殖民地體制留下的毒害罄竹難書：構造性貧困、文盲、內戰、國境糾紛、沉重的國債、裡通外國的買辦階級、軍事獨裁政團、制度化的嚴重饑饉、環境的崩潰、有毒的工業廢棄物之傾銷、知識文化和價值的對外國依附、傳統文明之崩潰、國家和民族的分裂……。如果殖民體制一定帶來現代化發展，二次戰前全球有75%地區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今天，全球恰恰仍有接近75%前殖民地地區人口生活在貧困、飢餓、戰亂、疾病、文盲和環境崩解之中。

怎樣解釋包括台灣在內的前殖民地在戰後的經濟發展呢？以台灣而言，首先是冷戰體制，為了反共與包圍中共，美國從50年代開始挹注大量的軍經援助予台灣，為了反共安全體制，由美援機關推行農地改革，支援進口替代產業，強化做為國府權力基礎的「公營」農業體系，協助改革匯率、制定獎勵外資條例，在國際分工上，開放美國的輕工產品市場，形成「美─日─台」三角貿易體系。這一切的一切，美國是為了它自己的戰略利益：即封鎖包圍社會主義中國，塑造一個非（反）共、親美、脫離中國的台灣，使台灣成為包圍大陸的前哨基地，進行反共資本主義化以使台灣在自己的體質內成為反共社會和反共堡壘。於是由美國全力卵翼和支持高度獨裁的國民黨國家政權，再由這國家政權排除民眾，引入外來資本，以國家政權與外來資本推動工業化──依附型的工業化。簡言之，NIE'S 工業化，是冷戰局勢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管理與允許下的經濟發展，是特例外而不是通例。

因此，說什麼日本留在台灣的「工業基礎」，其實幾乎是個空殼子，更遑論其對戰後台灣工業化的貢獻。台灣戰後的發展，主要是以冷戰體制與美國為首的戰後世界經濟體繫在遠東的利益和邏輯為條件的。沒有這些條件，日本人留下的「基礎」，也起不了作用。而事實上，日本在台灣的遺物對台灣戰後發展的「貢獻」，遠遠不如日本在冷戰體制下，經美國刻意栽培，而在它的前殖民地──南韓與台灣所獲得的特殊利益為大。美─日─NIE'S （韓、台、港、新）三角貿易結構，使日本成為對台、韓控制性輸出技術、半成品與生產設備的國家，造成越來越大的對台、韓出超，形成了有名的「鵜鶘經濟」。台韓成了為飼養它們的漁翁（日本）辛勤下水捕獵肥魚，受盡剝奪的鵜鶘。

三、關於日本人的「內地延長」主義是以平等待台灣人的問題

一些台獨理論家說，30年代，日本當局推動「內地延長主義」，以平等待台灣人，這才把工業建設移到台灣，使台民能「平等」地接近與吸收日本現代文明……但事實是怎樣的呢？

一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與朝鮮都一直被視為相對於殖民母國日本──「內地」的「外地」（即殖民地）。台灣與日本，從來是「內外有別」的。在法律關係上，一貫是「異法地區」，沒有資格適用日本本國的法律體系，而另自施行殖民地特別統治。一直到戰敗之前，只有日本人才有資格適用日本帝國憲法。

日本之殖民地立法，有兩個形式：（一）由殖民地總督發佈，卻具有法律強權效用的「律令立法」形式，和（二）由日本內閣藉天皇名義發佈「敕令」（行政命令之一種），選擇性地將某法律之部分或全部施行於殖民地，叫「敕令立法」。

歷史地看來，1896年到1921年間，在被台獨人士廣泛歌頌的「兒玉一後籐體制」下，台灣搞的是壓服性的律令立法，以軍人為總督，施行軍人獨裁，總督有以律令立法的大權，施行武力壓服性的同化政策。

1922年以後，由於蘇聯革命和民族自決風潮，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風雲大作，日本當局的殖民地政策改採同化主義，喊出了「內地延長」論口號。1921年，日本宣佈在台結束律令立法，改為敕令立法，即將日本內地法某一個部分實施於台灣。但這絕不意味台灣人可以與日本人同享平等的法律處遇。因為不論律令立法或敕令立法，皆殖民地立法形式，皆行政立法而非議會立法，僅僅是立法權在形式上由總督府移轉到日本中央政府而已。但殖民地台灣與朝鮮，在「內地延長」論下，依然沒有資格適用日本帝國憲法；依然是殖民地「特別統治下」的「異法地區」！

「內地延長」主義，在外表上宣稱「大部分」內地法已適用於台灣。實際上大量的律令卻一直有效。特別是與殖民地人民權益相關規定，仍然是由舊律令所規定。例如刑事法就仍沿用律令；改為敕令立法的《治安維持法》與舊律令《治安警察法》一樣，同是壓迫、歧視性的惡法。尤其重要的，在「內地延長」論下，總督仍可沿用舊律令相關規定，嚴重干涉司法審判的獨立。

因之，所謂「內地延長主義」，基本上不是什麼「日本人以平等待我」的政策，而是傲慢強權的同化主義。民族同化，就是以支配民族為高強、文明、優越，被支配民族為低弱、野蠻、卑劣為前提的。高強、文明、優越者，以強權而欲「低弱、野蠻、卑劣」民族捨其種姓、棄其文明而臣服於支配民族，其理至明。明石總督曰：「台灣施政，在感化島民，使具日本國民之資質。」田總督曰：「……使台民成為純粹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侮慢優越之情，溢於言表。因此，日本學者泉哲指出，所謂「內地延長主義」，是「對殖民地人民之義務采同化論，但不予與日本人相同之權利。原─田同化主義，是內地（日本）優位的殖民地統治術，絕非著眼於殖民地之安寧與幸福者也。」這就說出了「內地延長」論的本質。日本學者尚且能洞燭其奸，台獨人士反倒大聲謳歌，令人齒冷。

發端於1922年的內地延長論，到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1937年，轉化為瘋狂的「皇民化」運動。日本侵華，需要台民到大陸與南洋打仗，台人與中國人同為漢族，且自20年代以來反日運動莫不發端於台民的漢民族主義。為了動員戰爭時絕對性忠貞安全的要求，全面進行對台人的同化方針，使忠於日本皇國，奪其種姓，改其姓命，廢其語言，效忠天皇，以便充當其華南及南洋戰場的炮灰。

皇民主義的殘害，在廢人母語、絕人文學、斷人傳統風習及改人宗教信仰，從精神、心靈、生活上使自己原有民族卑賤化，臣伏於日本民族。在皇民主義的歇斯底里下，被驅往戰場的島民不下30萬人，而戰死者、失蹤者也在三、四萬人之譜。至於「內地延長」主義或其後期的皇民化運動之中，台灣人從來沒有享受過任何與日人平等的待遇。教育的不平等、工作權的不平等、人格之不平等、種族歧視……是殖民地台灣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習聞常見，只要問今日65歲以上的人都知道的。

而這沒有嚴肅清理的皇民主義，一直殘留在八瓣菊花旗上；在競選車隊播放日本「軍艦進行曲」中；在親日反華「學者」、「專家」的言行上……延命殘存而發展於戰後台灣，令人激忿，也令人深憂。

四、關於日統50年間，台灣與中國現代民族運動剝離的問題

台獨理論家經常說，日本統治台灣50年，使台灣與在列強侵凌下發展起來的中國現代反帝民族主義因互相隔絕而剝離，於是台灣人乃自己發展了獨自的「台灣民族主義」。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民族主義有三種。一種是悠久輝煌的歷史文化所形成的民族意識，如希臘與中國。中國因此很早就有華夏意識，有漢「番」之別。另外一種民族意識來自資本主義時代商品、市場的流通與統一，現代國家政權的登場，產生民族國家的歷史過程。最後一種，是帝國主義時代中被侵略的各個前現代社會和人民，在抵抗帝國主義時發展起來的反帝民族意識。中國在鴉片戰爭以降到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歷史過程，昂揚了中國的現代反帝民族主義。而如下文將要說及，這一段反帝民族運動，正好與台灣現代民族解放運動，不但有關係，這關係還環環相扣，十分密切。而箇中原因，是因台灣為一個割讓的殖民地。它在客觀上還有一個積弱卻具體存在的祖國。這就使得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有鮮明的中國──祖國的指向性。

1895年到1915年以前的台灣農民武裝游擊抗日運動，具有前現代性，不免有封建主義的、宗教迷信的色彩，但卻有鮮明的漢夷之辨。割台當初，紳民抵抗文件，以日本為「倭」、「倭奴」、「倭夷」；以「海外二百餘年戴天不二」描寫台灣；以「列祖列宗」指涉中國；以「遙載皇靈，為南洋屏蔽」說明割讓的殖民地對祖國忠誠之所專；以「夏變為夷」來形容台灣之淪日；以「匡復」指陳抗日而復歸中國；以「天朝赤子」自居於殖民地台灣；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表抗日而保種姓的決心。台灣陷日19年後，至羅福星，已經以「我中華民國國民」說明他的民族認同。他對當時世界形勢，已早有分析能力，且能從政治、社會、經濟……諸方面指控日本治台之虐政，並與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密切聯繫，要求從日帝下獨立，而以「我中華民族之台灣人」自稱，已明顯表現了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精神。

至於1920年代至30年代非武裝抗日運動中，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在廣泛的思想、文化、社會、文學、勞動、農民等各個運動戰線上受到蘇共革命、中國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精神的影響，受到五四當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同盟，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史跡斑斑，是大家都知道的。台灣的白話文運動、新舊文學之鬥爭、台灣共產黨與中共的關係、農民組合、工人運動和第一次鄉土文學運動，都與五四風潮、中共的發展與「台共」的指導息息相關，而「改革同盟」後的台共，又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關係密切。民眾黨的激進化與中國北伐革命，與國民黨左翼的發展有密切關聯。抗日戰爭勃發後，台灣籍志士仁人投身民族抗日戰爭者不乏其人。

1946年中共地下黨入台，台灣人民直接在台灣參與了新民主主義變革的潮流。1947年年初，就在2月事變前一個月，台灣萬名學生發動了抗議美軍強姦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反美示威，高呼「中華兒女不可侮」、「美國佬滾回去！」1947年2月，台灣人民起而反對腐敗，反對內戰，要求民主與自治，與大陸人民當時的要求保持了一致。1950年，台灣名作家楊逵和外省籍文化人發表《和平宣言》，要求停止內戰，改革政治、釋放政治犯、發展經濟、反對台灣托管與台灣獨立，被判徒刑。1947年9月，台灣文學界展開「台灣新現實主義文學」討論，提出當時台灣文學為新民主主義變革運動服務的要求。1946年起，中共地下黨在台灣全省發展，組織了廣泛的台灣知識分子、農民、工人和市民投入在台灣的國共內戰。1947年以後，中共地下黨展開蓬勃的青年學生組織，1949年4月，國民黨大捕學生，震動了全島。是為「四六事件」。

50年代白色恐怖鎮壓後，一直要到1970年，爆發了保釣愛國運動。運動左翼提出了反對美日帝國主義、認同中國，推展民族統一運動的政治要求。保釣運動觸發了1970年到74年的現代詩批判，提出了反對文學西化，主張文學的民族風格，文學為人民服務的口號。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爭，進一步深化了現代詩論戰，提出民眾文學和民族文學的概念。在這個過程中，發展了以《夏潮》雜誌為中心的反帝、統一派，成為80年代「工黨」、「勞動黨」、「中國統一聯盟」和「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等中國民族主義團體和系統的骨幹。台獨「理論家」們以1895年為界，一刀切斷台灣與中國的聯帶，在現實與知識上都站不住腳。

五、結語

50年代冷戰體制形成，美國以武裝干涉海峽，凍結了國共內戰，並以軍事、外交、政治和經濟支持國府虛構的法統，宣稱其代表全中國。國府便以美國的支持取得外在「合法性」，從而利用這國際的、外在合法性支持其在台灣內部的獨裁統治。

70年代末，美國被迫放棄對台外交承認，承認中共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政府國際合法性崩解，國共內戰態勢復活，國府的法統、戒嚴體制崩壞。台灣頓時面對以戰爭或和平方式解決內戰歷史的局面。

從1949年底展開的肅共恐怖，基本上消滅了台灣的民族解放勢力。40年冷戰對峙，使反共成為唯一、無上的價值。在美國長期培育台灣反蔣、反共、反華、親美的台灣「民主派」的結果，後國府、後蔣的台灣朝野在面對以戰爭或和平方式解決內戰歷史時，一致選擇了民族分離主義，企圖依恃外國勢力，使兩岸分裂長期化和固定化。

而這民族分裂主義的哲學、歷史和社會科學，便不能不是歌頌帝國主義分裂中國；鄙視中國、中國人民；反對民族的再團結與再統一；否定自己的中國種姓，同族相憎、同胞相仇的哲學、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馬關百年的今年，這些反統一、反中國、反共、奴事外國的言論和行動毫無忌憚地出籠，張牙舞爪，直不知人間之羞恥為何物了。

馬來西亞的馬哈迪，對西方霸權主義表現了不稍假辭色的獨立與尊嚴立場。新加坡的李光耀，對日本吝於為二戰期間在全亞洲所犯的戰爭罪行道歉，做了義正辭嚴的批評。中國大陸對日本戰爭罪行正在進一步恢復其批判的姿態。南韓人民、菲律賓人民一直沒有放鬆過對日本戰後新帝國主義的批評。而台灣的朝野，卻一致稱頌日本，使日本一貫宣揚大東亞戰爭為「解放戰爭」；宣傳日本殖民政策為NIE'S 戰後現代化奠基的日本右派，眉開眼笑，振振有辭。台獨系立委和一些台獨文人，甚至迢迢到日本下關稱頌馬關割台，參拜日皇神社，接受日本右派學者的招待，醜態有不忍卒睹者！

在冷戰結構中規避了歷史的清算，在反共國安體系中延命的台灣皇民主義，在當前的時局中驚人地復活，表現為歌頌馬關割台，表現為歌頌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歷史，表現為肯定日本對台殖民統治對戰後經濟發展的「貢獻」；表現為「台灣共和國」的八瓣菊花旗，表現為台獨社會運動中的日本軍國主義「軍艦進行曲」。沒有經受歷史清理和批判的皇民化腐屍，終於復活為今日台獨派新皇民主義的幽靈。

台獨派的新皇民主義，其實便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心靈留下的未癒的創傷。是不知以屈辱為屈辱，不知以羞恥為羞恥，不知以被奪取與破壞種姓為痛苦的嚴重深刻的創傷，思之錐心。1937年，當日帝吹起皇國主義和皇民化的法螺，中國的大地和天空，因為腐敗與惡政，因為列強的壓迫而一片黑暗。將近60年後的今日中國和中國人民，已非昔比。驅逐皇民主義惡靈，治療一直不曾治療的日帝在台灣殖民地歷史中留下的深重創痕，是知恥、知痛的台灣人民無可旁貸的責任了。

1995年5月2日定稿。

（本文根據4月16日研討會之引言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