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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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束日本殖民統治50年後,也是中國在紀念最悲痛的《馬關條約》簽訂一百年紀念的時候,出現了四項怪現象。
(一)在日本,奧野誠亮等軍國主義餘孽竟在大唱「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及「殖民地施惠論」。
(二)在台北街頭,4月16日,竟然有「台教會」發起的唱著日本軍歌「軍艦進行曲」,叫囂著「告別中國」的遊行。
(三)在台北學界,竟然有一批「本土」學者和美國霸權主義、日本右派學者、海外台獨者齊集一堂的馬關割台學術討論會,叫囂著「馬關割台帶來台灣的現代化」,「日本殖民統治帶來台灣法治觀念」。
(四)更有怪異者,4月17日,參加遊行的教授和研討會的學者,竟都參加了李登輝在總統府內的接見,並慰勉有加。
所以,陳明忠先生以政治經濟學分析了這些怪現象,並批判了這些軍國主義餘孽和舊皇民的醜態。陳先生早年在日據時代就讀高雄中學即有民族意識之覺悟,光復後參加過「二二八」的二七部隊,任突擊隊隊長,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畢業後,50年代被捕,遭「白色恐怖」入獄十多年,出獄後,70年代又被補,初判死刑,經海內外聲援改判15年徒刑,身體遭刑求而不堪,其妻亦因「白色恐怖」入獄,妻兄則於50年代犧牲,可謂一門忠烈。再入獄11年後,於80年代保外就醫,仍不改其志。現任中國統一聯盟執行委員。編者
一、相同的(殖民地)經驗不同的走向
(一)台灣和南韓
戰後,朝鮮半島雖然脫離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卻被分為南北兩地,其中,南韓由美國實行軍政,並一手建立了李承晚政權。
美國實行軍政及李承晚政權時,軍(包括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和滿軍士官學校的樸正熙、丁一瓘、白善樺等人)、公、警等屬於統治系統的成員,大都起用被人民大眾稱為韓奸,亦即曾協助日本進行統治的日帝餘黨擔任。
這是因為日本戰敗後,韓國人民的自主意識提高,因而要求有不同於日據時代、真正屬於人民自己的新社會。為了壓制人民的自主意識,美國軍政當局和李承晚政權,因此不得不起用與人民對立的日本餘孽。
但這也使得南韓人民在戰後,反而仍需承受與日據時代一樣嚴厲而不人道的制度,並受到日帝餘黨的欺壓,因此,南韓人民的反日情結不僅未隨著日本的撤離而減輕,反而更為嚴重。
同時,朝鮮半島的分裂並非起因於人民內部意識形態的差異,或彼此的利益衝突,而是強加於其上的外力所致。因此,站在同一民族的立場,南北韓的統一成為南韓人民的一致希望,並從未出現明顯反對統一的主張。
反之,同樣曾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卻出現了獨立的主張,並有逐漸與執政當局「獨台」政軍合流的趨勢。
台灣光復後,國民黨政權的軍、公、教、警察等幹部幾乎全數都起用從大陸帶來的人馬,對於台灣人民由於日據時代被視為「二等國民」,因而在台灣光復後熱切期待參與政治的意願,則置之不顧;另一方面,大陸來台幹部的顢頇腐敗,無論大小官都習於花天酒地,造成了物價高漲與社會脫序,所謂物價「無天無地」、治安「黑天暗地」的景象,使得台灣人民的心情感受自光復初期的「歡天喜地」變成「唉天叫地」。
其實,當時大陸來台人士與台灣人民間的主要矛盾,多可歸於兩地發展階段的不同──也就是稍微進步文明的台灣與仍然落後、尚未建立制度的大陸差異的表現,且這些差異造成的衝突應可隨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及風俗文化的融合而逐漸消弭,並非如部分理論所言,是「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的矛盾而一時無從解決。
但是,在兩地人民還未相互適應前就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和其後當局為鞏固政權而展開的50年代白色恐怖,在台灣人民心靈上畫下了無法消弭的傷痕,也為中國的統一,埋下了變數。
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使得台灣一般人民不瞭解大陸上國共鬥爭的真相;又由於在台灣掌握了權力又胡作非為的國民黨幹部多為外省籍,因此台灣人民的反國民黨情緒很容易就變成反外省人,而反外省人的心情又易於轉化成反中國情結。
另一方面,因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而失去土地、權益遭受損害,許多台灣地主子弟因而極度憎恨國民黨政權;加上在戒嚴體制下國民黨政權又刻意塑造共產黨邪惡的形象,更加深了地主子弟原有的反共「階級屬性」。這些人因此在反國民黨又反共產黨的意識下,選擇走上台灣獨立之路。
就台獨運動而言,美日兩國不願見到一個富強的中國。因此極力阻撓中國的統一,不時以公開或秘密的方式援助、鼓勵、策動台獨運動;但是,美、日的干預畢竟只是外在因素,外在因素只有透過內在因素才能發揮作用,而反國民黨、反共產黨的意識就是這個內因。這就是說:國民黨的暴政和其歪曲歷史的教育、宣傳是產生「台獨」的主張。
在「台獨聯盟」剛成立時,其中約一半的幹部出身於台南一中,同時,台灣第一個非國民黨籍民選縣市長葉挺珪也產生於台灣最大的「地主窩」──台南市,這些實例足以說明「初期」台獨運動其實是失去土地及權益的台灣地主階級「復權運動」。
其後,隨著70年代的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台灣本土中小資產階級、新興中產階級,不滿於國民黨長期獨佔的黨國資本主義而與台獨運動結合,於是,在內因、外因的共同激發下,台獨運動成為一股具有相當勢力的潮流。
(二)日據時代台灣本地資本勢力的弱質化
日本佔領台灣初期的抗日運動,是以農民及小地主的抵抗為主,而這些農民或小地主或是被日本沒收林地所有權,或是因日本要擴大糖廠的甘蔗栽培面積而被強制收購土地;台灣的既成社會勢力,使得日本人地主無法藉總督府的權力,肆無忌憚地沒收或吞併土地以發展其在台灣的地主制度;相較之下,在朝鮮半島,土地所有權並不明確,除了部分屬於豪門及官僚的私有地外,土地原則上為國家或共同體所有,因此像「東洋拓植株式會社」之類的日系地主公司才得以成立。
但曾經是如此不可侵犯的台灣本土資本勢力(地主階級),卻因日本的殖民統治而逐漸衰退、弱質化。
首先是植基於「前期」商品經濟基礎上的台灣本土資本勢力。在殖民地化的進展中趨於衰落。以總督府為代表的國家權力無孔不入地滲入了殖民地經濟的所有領域:例如對糖業採取「原料採購區域制」;在稻穀經濟方面則掌握水源的控制;在促進工業化部分有「台灣拓殖國策會社」的活動,以及在財政方面建立了「專賣」事業地位等等。凡此種種,均顯示了國家權力在殖民地經濟中扮演的決定性角色。
其次,日本的統治制度一向是透過「保甲制度」(以共同體式莊堡組織為基礎)與警察統治制度並用來鞏固。對於本地勢力,日本的鎮壓與控制更為嚴厲。於是,除少數特權買辦階級外,大部分本土資本勢力都因日帝的壓制而大為衰落。
戰前地主階級的弱質化,使得在殖民地台灣的統治機構中,幾乎看不到由本地人擔任的高級官吏。根據1945年9月1日的調查統計,在台灣167位由天皇任命的簡任官中,只有一位與行政機關毫無關聯的本地人;在2,120名薦任官中,本地人只有29人,且多數為技術人員;至於地位最低的21,198名判任官中,台灣人也僅佔14%,共3,726人。這也顯示了當時本土資本勢力的軟弱無力、缺乏政治基礎。
戰前本地資本勢力(即地主階級)的弱質化,使其難以在戰後與中央政府機構發生直接的聯繫;同時,固然戰後巨大壟斷性國營企業(主要是繼承自舊日本資本所擁有的大規模企業)的出現,有其特殊的時空條件,但戰前本土資本勢力的弱質化,使其本身難於繼承在台灣的日本企業,實為導致如此結果的潛在因素。
日本戰前在台灣所確立,並用於殖民統治的權力機構,在戰後的特殊條件下,幾乎原封不動地為國民黨政權繼承;同時,日據時代的保甲制度與警察制度,也在部分改造後重新納入戰後統治體系的一環用以壓制台灣人民,國民黨政權因此得以維持長達四十年的戒嚴體制。
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本土勢力的弱質化,於戰後國民黨進行農地改革(設立自耕農)的過程中獲得凸顯──在自一九四九年起展開的一連串農地改革(即全盤否定以本地資本為基礎的地主累積方式)中,台灣本地地主階級只能對新政府的作為逆來順受,而無法像國民黨統治下的大陸地主對改革進行強而有力的抗爭,造成台灣本土地主階級蒙受致命的打擊。
姑且不論農地改革在社會正義、社會公平上的意義,國民黨政權的農地改革,固然在徹底剷除本土地主勢力上具關鍵性角色,但也因有日據時代地主階級的弱質化,才使得國民黨能輕而易舉地達成目的;也就是說,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對台灣本地資本勢力的打擊,在戰後間接幫了國民黨政權的忙。因此就「初期」台獨運動是地主階級「復權運動」的意義而言,日本也應是其仇恨對像之一,但是台獨主義者反在反國民黨、反共之外表現出媚日、親日言論與行為,這就歷史的真相看來,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二、「告別中國」論
(一)「殖民地施惠論」、「帝國主義美化論」和「告別中國論」
站在殖民帝國立場的「殖民地施惠論」,和原殖民地部分媚日、親日分子所主張的「帝國主義美化論」,其實具同樣的內涵,亦即:日本過去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是支持台灣日後經濟發展的支柱;是支撐台灣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這一類主張之所以在近來屢次出現,當然有其「現實基礎」,那就是:台灣所謂的「經濟奇跡」,其實就是台灣被編入日本再生產結構的一環,成為其加工基地的另一種說法。如果沒有日本的技術、原料和零件……等等,台灣的產業,尤其是外銷產業,根本無法生存。因此,台灣的外銷愈多,對日的貿易赤字也就隨之提高。這就是說,台灣的對日赤字是屬於結構性的,是台灣在經濟上依賴日本,成為日本附庸的結果。所以「施惠論」、「美化論」就是台灣經濟對日附庸化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
至於所謂馬關條約一百年「告別中國」論的主要主張,根據邱垂亮的文章「制度民主化的挺進──台灣政治發展一百年」所指,就是:「……殖民地時期日本在台灣的經濟建設、法治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的興建,其所含有的現代化色彩,所種下的理性、法治、制度主義基因,有力地把台灣拉開並脫離了黃河、長城千萬年古老中原母文化的強力磁場。日本在統治台灣的五十年中所留下的法治主義、制度主義現代文明,對台灣民主現代化的成功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所以,馬關條約是使台灣脫離黃土高原中原的第一步:而日本殖民台灣的五十年是,台灣人追求當家做主,甚至爭取獨立建國的政治生態和生態發展形成的年代。」
由此可知,「告別中國論」就是,把「殖民地施惠論」或「帝國主義美化論」當作獨立建國運動的意識母體,坦白承認台獨運動思想來源,且明顯露出其附庸本質的主張。
早在日本殖民統治前,台灣本地的商品經濟已相當的發達;而土地所有制也以各種複雜的形態廣泛形成。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由於其「後進性」與「早熟性」,並未大膽地廢除地主制以促進農業的資本家經營,而是保存了台灣本地地主制,且更進而積極地加以利用──通過徵收苛刻的地租(即佃耕關係)來剝削農民。所以,台灣殖民地經濟的基本特徵就在於:日本的壟斷資本(資本家企業)和本地資本(地主制)共存。同時,在1937年以前,台灣除了制糖業,幾乎沒有什麼工業發展可言。這就是說,台灣資本主義化(近代化)的是日本壟斷資本所擁有、控制的制糖業,而對台灣人所擁有、以農業佔大部分的傳統產業,日本統治者並無意促進其資本主義化(近代化)。所以,日據時代的台灣經濟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經濟,而非「近代化」的資本主義經濟。
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少數人,要說大多數台灣人民會產生「近代化」意識,是不可思議的。
日據時代的台灣警力,不僅在維持和確保社會治安上,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幫助,更進而積極地成為日本開發台灣經濟的「實踐者」與「推動者」。固然世界任何國家殖民地的警力莫不與其經濟政策的實施有關,但其關係之緊密與存在之普遍,則都不如台灣。其結果是,台灣的一切經濟政策必須有警察的支持才能推動;台灣的警察,除了本身原有任務外,還要輔助執行幾乎所有領域的行政。所謂「警察國家」的理想,在台灣已具體實現。
皇民化的目的在於將台灣人民同化為日本帝國的「忠良臣民」,使台灣人投入日本文化的懷抱。
1937年6月,日本統治者開始限制台灣人使用母語,禁止報紙刊登「漢文欄」;強制台灣人奉祀天照大神,改姓改名。
1940年4月,台灣寺廟遭受整頓;禁止民間演出木偶戲、皮影戲,關閉寺廟、孔子廟、關公廟;燒燬神主牌位,要求人民改拜日本神社,改信日本神道。
由此可知,同化政策涵蓋了社會生活的所有層面。如:
(一)語言同化──大力推廣日語,排斥漢文漢字,改變台灣人民固有的中國文字與思維工具,希望通過教授日語,使台灣人民轉化為日本人。
(二)思想同化──通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輿論攻勢,灌輸日本文化,改變台灣人民的思想觀念,培養忠誠的日本國民。
(三)習俗同化──改變台灣人固有的習俗及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生活方式,一切以日本文化為依歸。
以上所舉,不過是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部分「實況」而已。從「非近代化」的本地資本中,從「警察國家」的恐怖統治中,從被摧殘的本地語言、習俗信仰及被灌輸的日本文化中,使部分台灣人民,由於皇民化教育而被育成蔑視自己母語、母文化之中,如何能產生「台灣人民追求當家做主、爭取獨立建國的政治心態和生態」,不得不令人生疑。
主張台灣人民的自主性、主體性的「告別中國論者」,何以反而提出肯定帝國主義壓制人性的統治、感謝由於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才得以脫離中原……等等這種失去自主性、主體性,依賴外力的自矛盾論點,也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就我個人有限的殖民地經驗而言,日本殖民統治所給予的,絕不是如「近代化」、「法治主義」等等進步的概念,而是因被侮辱、被視為二等國民而喪失的自尊、沒有尊嚴的無奈處境,以及看穿殖民統治都虛偽、歧視和殘暴本性所產生的噁心。
想當家做主的意願是從反抗、痛恨中自發的,是來自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反動」,而不是感謝日本統治而來,不是接受日本統治者的施惠而來的。
並不是所有的殖民地人民都一直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的一切;日本帝國主義也並非只會欺壓殖民地人民。在一定範圍內,帝國主義也容許殖民地人民的成長,而且依賴這些已成長的「有能力」的殖民地人民來強化其統治。
但是在殖民地時代,因迎合日本或總督府而提高政治、社會地位,或在事業上成功的人,大都是協助日本帝國主義同化政策的「皇民」。皇民意識是否就是「告別中國論」者的意識母體之一?需要再進一步研究調查,但其「機率」之大應是無可否認的。
其次,「告別中國論」的思想來源既是「殖民地施惠論」或「帝國主義美化論」,「施惠論」、「美化論」是否經得起包括理論層次的考驗,就涉及了「告別中國論」正確與否的問題。
在此,我們可以先以兩個問題對事實加以澄清:
A「假如」沒有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戰後的經濟是否無法發展?或至少會延遲發展?
這個問題的另一種提法是:
是不是由於日本資本的投入和殖民統治,台灣經濟的主體性發展受到了阻礙?台灣社會的自主性與近代化的萌芽,是否由於日本的殖民統治而受到扭曲,甚至被摧殘?
B「假如」台灣未曾割讓給日本而仍留在中國,成為中國的一省,是否可能擁有今天的經濟發展?
歷史不可能重演,因此在歷史研究上,「假如」是毫無意義的。但是為釐清一些理論或主張的是非(而非為歷史的研究),以「假如」做沙盤推演,似乎還滿有用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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