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評李志綏

董慶圓(旅美學者)


一、為什麼要批駁李志綏這本書?

如果不把李志綏的書和西方的出版界、新聞界、學界和文化界相結合來看,這本書沒有什麼好批駁的。因為,像這類的中文書,早有《瘟君舊夢》、《毛澤東和他的女人》等等,駁不勝駁。李書與其他書不同的地方在於由西方出版、西方評介、西方宣傳,以英文倒翻成中文的方式,實行「出口轉內銷」,定下了反毛反華的調子。這本書當然不是單純的一本回憶錄,而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反華的精心製作。

二、西方在李書上花了巨大成本

李志綏的原著寫於1989年,首先拿到台灣的出版社,沒有得到重視,出價只有幾千美元。之後拿到西方一個大出版社(Random House),立即受到負責人Jason Epstein 的重視,出價高達數十萬美元。為了出版此書,Epstein 先後找了六七個翻譯,請了學界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 )參加出版工作,並為這本書寫前言,又找了中國專家Anne Thurston 作詳細的註釋,還請了法律、醫學及知名的西方漢學專家做顧問。

從1989/90年決定出書到1994年10月該書問世,其間翻譯加註釋竟然花了近五年的時間,並且翻譯成十幾國文字,同時推出。

這本書出版前後的宣傳之盛也是空前的。US News & World Report買下摘要版權,專期刊登;《紐約時報》以頭版大篇幅大標題介紹。各電視台大力宣傳,文化界,例如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London TimesNew Yorker等都出了書評。西方漢學界的所謂「權威」相繼發表評論。其他,《讀者文摘》、美國之音等等也轉載、轉播。

於是,一夜之間,Monster Mao 就在西方成為定論。李的書也就被定為研究毛和中國的必備著作。用如此大的規模,動員了廣泛的出版界、新聞界、學術界的力量,製造這麼大的聲勢,至少我在美國的二十多年中從沒見過。這本書對西方而言,可謂如獲至寶。但出版之後,英文和其他外文版的銷路極差,只有中文版一枝獨秀,並以地下方式行銷中國大陸。

三、小題如何大作

是什麼原因讓西方如此不惜成本?既然這麼重視又為什麼拖了五年之久?這本回憶錄為什麼會有如此權威,可以替毛和中共作出歷史定案?為什麼宣傳、評介的重點會放在「性」的渲染上?我們一路問下去,就十分清楚地看到:這是小題大做,賤貨貴賣。李志綏所能提供的內容極少,不過是毛身邊的一個保健醫生用以賣錢的瑣事;而李書要起的作用卻極大:在歷史上定下惡魔毛澤東、黑暗新中國的案。關鍵正在於此:小題如何大作?賤貨如何貴賣?當然就得玩弄各種手段。其中包括:

抬高李志綏本人的身價:李本人只是一個保健醫生,照中共的級別,應是十幾二十級的中下級幹部。而他總是將自己和江青、葉子龍、李銀橋、汪東興等九級以上的幹部都相提並論,中共的級別代表著地位,級別相去太遠那裡有什麼結盟作對?李不過攀附汪東興求進。

誇張李和毛的接近:書中有意無意,處處給人以現場回憶的印象。事實上,書中所述大部分重要事件,李根本就不在場。李接近毛的機會也不多,這一點不難查證,李書之中也可看出。

專寫黑暗面,處處中傷、誹謗:用黑暗的毛筆描寫毛左右周圍的人。對周恩來、鄧穎超等人惡毒攻擊。

以他人回憶為回憶:利用1989年以後中國出的大量回憶毛的書(包括李銀橋、張玉鳳、孟錦雲等)作為李書「補充」、增改以及攻訐之用,這就是為什麼出書花了五年之久的一個原因。

以污穢的性事作為攻擊毛的重點:大力渲染、歪曲杜撰,危言聳聽。

實行權威論斷,由西方「學者」黎安友自寫前言,作出近幾十年來所未見的最侮辱毛和中國的結論。再發動西方學界、新聞界、出版界全力呼應。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要攻擊一個人,總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但攻擊的一方下作到必須用渲染捏造性事來作為主要的進攻點時,也就可以說明其黔驢之技窮了。

四、李志綏書中的弄假

正是由於內容太少野心太大,玩弄手段必然弄虛作假,李書的出版犯了出正當書的一切禁忌,破綻百出。

這就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名義上被捧為具有學術歷史價值的回憶錄,而內容及其出版卻是違背了學術、歷史,乃至一個嚴肅著作的標準。因此,產生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形式:不見原著,只有英譯本和英譯本的中譯本。又由此產生了中英文本不相符合的種種矛盾。

於是,被西方報刊作為評述主題,大幅引證的有關毛的性穢聞:和幾個女人群交、同性戀、採陰補陽等等,在中文版本中都不見了;毛傳佈性病的講法(黎安友的前言)中譯本中被李刪改,李在後來的講話中直說毛沒有性病,書中毛的「無數」性伴侶,李說既不上百,也無數十,究竟多少他也說不出;毛的性行為,李承認沒親見,李甚至說他書上沒用上床二字,英文版上的性群交都是子虛烏有了!

李志綏在中文版改了自己的謝言,改了黎安友的前言,改了Anne Thurston的註釋,還改了正文,可說是無處不改。以下再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毛澤東與賀子珍的會面。毛與賀子珍會面的事在中國早已流傳,真實的情況近幾年才弄清楚,中國方面,通過當時參與其事的人的訪問,時間、地點、內容都基本確定。兩人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時見面的。毛與賀子珍相見時沒有第三者在場,談話的內容都是毛賀自己說出來的。李志綏的「回憶」把兩人見面的時間說成是1961年,給人的印象似乎他當時在場。特別是英文版中,竟然講出毛當時的面部表情,有如親眼看到。(要注意的是,這些在英文本中的描述,中文版中又被改掉。)負責註釋的Anne Thurston ,根據她後來搜集到的中文材料,為了給李書一個下台階,作了這樣的註釋:「中國的一個材料來源說,會見的時間是1959年,另一個來源則同意是1961年。」但在翻譯自英文的中文本中,李志綏則將Thurston的註釋改成:「在此之前,1959年,毛在上海曾見過賀子珍一次。」好像毛賀見了兩次,而談的卻是同一內容(賀告訴毛要小心王明的迫害等等)。顯然李說的是謊言。這件事相當典型地反映了李志綏的為人。他首先是自抬身價,以表示和毛的接近。在他的回憶中一再把不在場的事寫成在場或給人印象他就在旁邊。等到露出馬腳,又趕緊掩飾。連不是他寫的東西他也拿來修改一番。在滴蟲病一事上,他把黎安友的前言改了;在賀子珍一事上,他把正文連同Anne Thurston 的註釋一起改了。註釋被改動的地方還有很多。

再看一個例子。就在英文版的第一章,李志綏說他是毛澤東私人醫療組的組長,這個醫療組由中國16個最好的醫生組成。西方讀者自然會以為李志綏必定是16名名醫之首。而中文版就將「16名最好的醫生」這些字去掉了。李是什麼樣的醫生,根據他的自述和他自己所說畢業於華西醫學院(協和醫學院抗戰時在西南的分校)。畢業以後做的是國民黨軍醫和澳大利亞船醫。這兩個經歷,嚴格說都不是正式醫生,更不要說是什麼專家了。從1950年後,他從醫療所調到毛的醫療組做保健醫生,照他自己說,只給一個人看病,看的只有兩種病:睡不著覺和咳嗽。這是什麼名醫?

以上的例子俯拾皆是。中文本和英文本兩相對照。其改動之處不是一兩處或十幾二十處,而是幾十處上百處。

李志綏敗壞了所有做人的道德規範:

他違反了醫生的職業道德,不僅不替求醫的人守口,甚至把生理器官的異狀也寫出來當作商品出賣;

他不顧朋友同事之間起碼的道義。他把一個人的講話斷章取義或無中生有,拿來作為攻擊另一個人的材料。他幾乎對他所有的長官和同事都進行了惡意的攻擊和中傷;

他背棄了作為一個國家公職人員的公共道德,把國家的一些機密,例如保衛措施洩露出來並加以攻擊;

他出賣中華民族的尊嚴,編造侮辱民族的領導人和人民的醜聞,供給外人作為反華材料;

他自我誇張、捏造事實。這樣一個人,這樣一本書,吹噓成歷史的見證,捧為「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反過來說,亂臣賊子作「性」春秋,而孔子氣,氣得嘔血。

五、文化帝國主義

一本無聊的書,可以在全世界造龐大聲勢,這就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本領。過去有人嘲笑美國的蘇聯研究說,一般被認為是臆測、誹謗、謠言、黃色的東西,只要拿到蘇聯研究上,就可稱為學術論文。這並不是笑話。李志綏這本書就是活的例子。

我們在西方待久了,都會瞭解,西方文化有它的優越處,也有反動的地方。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的不同之一,就是它的強烈排外性和併吞性。而其中又以基督教為主流的民族、國家最顯著。這種文化的特點是將善惡是非的觀念絕對化和極端化。和中國傳統的兼容相反,對異己施用暴力,將之徹底摧毀或壓服,使其永世不得翻身。贏者通吃,輸者全虧,是只許贏不許輸的文化。此一文化特點的極端表現,是自我中心和暴力的絕對權威。

黎安友為李書寫的前言就是這種心態:

在他看來,因為中國出的所有關於毛的回憶的書,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所以沒有李書的價值。換句話說,只有在西方發表的,為西方鑒定的,才有價值。要知道,這裡談的全是中國人和中國的事。

他把李講的所有壞的地方串在一起,搞出一個有一半時間在床上的毛,和毛周圍的一群奉承小人,把中國說得一片黑暗。

他的語氣充滿了對毛所代表的中國農民的粗俗的鄙視。卻盛讚李的西方氣質。

他對中國婦女作了極端惡劣的侮辱,說「女人像上菜般輪番貢入」。

他替毛作下結論:毛進入黑暗深淵,犯下滔天罪行。這那裡是李志綏的書所可能推出的?這只表明黎安友對毛領導下的中國的深切仇恨。

這就是典型的歐美中心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對其他民族和他國人民毫不尊重。僅從常識上想,像毛澤東這樣影響了中國和全世界的人,可說是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他的言行、事功、思想、文學,留下了多不勝數的史料。中國人民在毛的領導下,從半殖民的困境走向完全的獨立自主,與美蘇相抗衡;從一個民不聊生,毫無工業基礎的老大帝國變成農工、國防、科技全面發展的新興國家。這麼多的事實,對黎安友來說並不存在,他可以把李志綏戴著有色眼鏡作出的回憶(可能經過黎安友的修飾)的片語隻字一一為他的論斷定案。

帝國主義者走到極端:一定要採取惡魔方式來描述對手。從而,為了驅魔,不擇手段,把自己的侵略、殘暴說成有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還有些東方色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就是西方趕盡殺絕的姿態。請問,全世界最殘酷的種族滅絕發生在哪裡?就發生在北美洲。從1492年哥倫布登陸時,北美洲的印地安人大約有三千萬到一億人,今天只剩下幾百萬人。請問,歷史上最不名譽的戰爭是什麼?就是鴉片戰爭。請問,最不人道的種族隔離和種族壓迫為何?就是北美洲的黑奴制度,今天,拉丁美洲基本上是混血,而北美則黑白界線分明。這都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國家所造成的。

對文化帝國主義者而言,他們並不為過去的帝國主義、種族滅絕等暴行反省,而只是遺憾沒有徹底成功,沒有全贏。在輸不起的心態驅使下,自然仇恨他們的對手,也就是那些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取得勝利成果的國家和民族,一有機會就想重新置之於死地,重新變成贏家。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不難瞭解,為什麼李志綏的書被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者看中。因為這是十九世紀以來西方帝國主義者與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殖民與反殖民鬥爭的延續。中國在上一回合中取得反帝反殖勝利成果,文化帝國主義者還想要翻案,而且是全盤翻案。這就能解釋李書為何能成為描黑中國的寶典。

樹欲靜而風不止。今天,有相當多中國人麻痺了,以為世界是一片和平。其實,當今世界沒有一天沒有戰爭。在中國問題上,不論台灣、香港,我們都看見帝國主義侵略之心不死。李志綏的書,反映的也是這一點。

本書係據5月13日費城「國事討論會」中的演講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