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保釣運動到台灣同學會

1970年底，旅居美國和加拿大的台灣、香港留學生掀起了保衛釣魚島運動（簡稱保釣運動），激發了大家愛國保土的熱情。但國民黨當局表現得太軟弱無能，竟然不敢向美國、日本提抗議，令人非常失望，因而驅使參加保釣運動的一部分人向社會主義新中國認同。為促進大陸與台灣的統一，為建設一個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60年代末期，美國各大學掀起洶湧澎湃的反越戰運動，大學生對美國的社會現狀感到不滿，雖然物質豐富，但精神空虛，因此他們起來反抗。反越戰運動促使一部分台港留美學生看清美國社會的本質，對資本主義制度感到失望，這刺激他們對理想的追求，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想去瞭解和追求一個不同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因此，後來在保釣運動中，邀請了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和訪問過中國大陸的學者介紹社會主義新中國，放映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的電影，在刊物上介紹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情況。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有一部分人閱讀了《毛澤東選集》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我跟廣大的台灣人民一樣，不滿國民黨當局貪污腐化、官僚主義和壓制民主的作風。1966年到美國留學後，冷靜地思考，實在不能再回去受國民黨的壓迫。另一方面，我認為在美國生活也並不理想，在文化背景上總覺得與美國人格格不入，在精神上總覺得很空虛。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要追求自己的理想。保釣運動就成為我一生中的轉折點，我在運動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促使我在以後一生中為追求馬克思主義的崇高理想而奮鬥。

在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之後，我申請回國服務，很幸運地只過三個多月就被批准了。我於1972年10月10日回到了北京。我到達首都機場並沒有人來接我，有人幫忙通知華僑大廈派車接我到該飯店住下。經我找華僑大廈服務台幫忙聯繫後，才有人來看我，並安排我參觀幾間研究所。我選擇到我目前所在的中國地質科學院礦床地質研究所工作。

我剛回到大陸時，覺得一切都很新鮮，所以情緒很高。在大陸雖然工資低，但物價穩定，房租便宜，有醫療保險，看病不花錢，生活有保障，所以生活水平雖然低，倒也過得很安定。隨著時間的推移，就看出現實社會的種種弊病。令我最焦急的是運動不斷，國家一直動盪不安，我就經歷過「批林批孔運動」、「反右傾回潮」、「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天安門事件」，我也上過五七幹校。整個國家的生產建設處於極不正常狀態，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科研工作受到破壞。我所從事的地質科學基礎研究更無法開展工作，在粉碎「四人幫」之前那五年，可以說我在美國布朗大學留學所學到的東西根本派不上用場。

雖然參加保釣運動的台港留學生中有許多人心向社會主義祖國，想為社會主義建設而貢獻自己的力量，但由於文化大革命造成國內長時期的動盪局面，只有十幾位台灣留學生被批准回國服務，大多數人都無法如願以償。據我所知，這十幾位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回國服務的台港留學生，當時在自己的專業上也都發揮不了什麼作用。至於在參加保釣運動時大家比較關心的台灣與大陸的統一問題，雖然周恩來總理很關心這個問題。但由於「文化大革命」造成大陸的動盪不安，實際上從中央到地方對這個問題都力不從心，只停留在宣傳上，參加保釣運動回國服務的台灣留學生雖然對台灣情況比較瞭解，但實際上在這個問題上起不了什麼作用。

粉碎「四人幫」後，國內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需要大量的人才，所以在1977到1980年這段期間，有比較多的台灣留學生被批准回國服務，其中有很多人在國外留學期間參加過保釣運動。在北京工作的人數比較多，並且其中有不少人過去就互相認識，所以逢年過節常在一起聚餐。有一次聚餐，夏平生找幾位回國服務的台灣同學說，回國服務的人數相當多了，應當組織起來，建議成立同學會。我們都贊成這個意見。在1980年10月4日的聚餐會後，大家對成立同學會這件事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推選夏平生、廖秋忠、楊思澤、鄧子久和我五人組成同學會籌備小組。因為在參加過保釣運動的人當中在北京的屬我最早回來，並且我當時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所以選我為同學會籌備小組的召集人。

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同學會籌備小組起草同學會會章。考慮到回國服務的主要是台灣和香港的同學，所以起初把同學的名稱定為台港同學會。上級建議最好把名稱叫做台灣同學會。與回國服務的台灣同學幾經協商，最後確定名稱叫台灣同會，但實際上除台灣同學外，港澳及其他僑居地的歸國專家學者也都可以參加台灣同學會。

根據大家的討論，成立台灣同學會的目的主要為以下三個：

（一）加強聯繫，增進友誼。舉辦郊遊、聚餐和夏令營等活動。使回國服務的同學有比較多的機會聚在一起，從而增進彼此之間的友誼。一般而言，國內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比歐美各國差，剛回國服務的同學難免碰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同學會可以把瞭解到的情況向有關單位反映，協助解決回國服務的同學所遇到的困難，從而使他們比較安心地在國內工作和生活。

（二）發揮集體的智慧力量，為國內的各項體制改革提出意見和建議，為促進國內外的科學技術交流起橋樑作用。回國服務的同學學有專長，除做好本職工作外，都希望為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而多作貢獻。這需要集思廣益，在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等方面提出意見建議。回國服務多為科技方面的專家學者，與國外同行有較多較廣的聯繫，可以為促進國內外的科技交流起橋樑作用。

（三）發揮集體智慧力量，為促進台灣和大陸的統一作出貢獻。對台灣瞭解和跟台灣有密切關係是回國服務的人的優勢。這個優勢若分散在各單位就不顯著，就不易發揮出來；但若組織集中起來就很顯著，就容易發揮出來。通過保釣運動的鍛煉，我們深深知道只有組織起來，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才能為台灣和大陸的統一作出更大的貢獻。

經過一年的籌備，台灣同學會於1981年11月3日正式成立，我被選為第一任會長。兩年一屆，現在已是第三屆了。五年來，我們繼承過去參加保釣運動時的戰鬥精神，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朝著我們的目標邁進。

總之，台灣同學會的目標是與保釣運動的目標一致的，都是希望祖國富強，都是希望台灣與大陸早日統一。可以說台灣同學會的成立是保釣運動在國內的延續。台灣同學會願與跟我們有共同理想的朋友攜起手來，為實現我們的共同目標而奮鬥。

台灣史研究會：

欣聞貴會將6月中舉辦有關「保釣」25週年學術討論會，謹致最熱烈的祝賀。台灣同學會會員都是在台灣生長和就學，留學海外，獲博士或碩士學位後，回到祖國大陸工作的一群學者。我們雖然未能與會，但心情和你們一樣。因為大家同屬70年代過來的一代，有著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時代感，對袓國有著共同的使命感。值此兩岸關係進入新進程之際，願大家攜手共進，譜寫明天。德不孤，必有鄰。我們永遠和你們站在一起，是你們的摯友。正義的事業不會凋零，只會壯大，更必會有廣大的後來者。

同時送去兩篇文章，一為林盛中的《從保釣運動到台灣同學會》，一為吳國禎的《保釣運動25週年有感》，做為討論會文選，請收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