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無悔話保釣

主　辦：台灣史研究會
時　間：1995年6月17日
地　點：台北市辛亥路三段國際青年活動中心
主持人：王曉波
引言人：傅昆成、王中平、陳義揚、王津平、劉源俊、張世雄、毛鑄倫

王曉波：台灣史研究會辦這個座談會，邀請過去參加或介入保釣事件的朋友談談他們的感想，特在日本侵佔釣魚台行政權的24週年，以紀念保釣25週年。同時，今天擔任引言工作的朋友，包含當年左右兩派，這是非常有意義的，那麼我們就先請傅昆成教授發言。

領土主權決沒有實效取得

傅昆成：各位師長，各位前輩大家好。保釣運動開始的時候，我還只是台灣大學一年級的學生，那一天我們跟同學、老師一起走上街頭，向日本大使館投擲蕃茄雞蛋。大家都非常生氣，因為看到我們國家的領土在美國強悍的壓力下被併入琉球的管轄領域，一併交還給日本，這是我們不能忍受的。有關保釣運動在國內國外風起雲湧的情況，待會其他在坐的前輩、學長們皆會有精闢的分析，在這裡我想從一個國際法的學者角度談談釣魚台的主權問題，並做下面幾點簡單的陳述：

第一：當美國把釣魚台當作琉球群島一部份交還給日本後，會不會在一段時間後中國就失去了主權。釣魚台的主權問題究竟有沒有所謂的實效取得問題。有某些海外的學者擔心，鄧小平在當初可能與日本達成某些暗盤的協定，因而使得日本在承認中共之後大量經援中共，換得了中國大陸對釣魚台的默不吭氣。這樣的情況會不會在將來因為實效取得而使釣魚台成為日本的領土？我跟各位報告，雖然在國際法課本中關於一個國家的領土主權取得有很多方式：如先佔取得、割讓取得等，但國際法上決不存在有領土的實效取得。

換句話說，在一個國家的國內法上對土地、不動產的取得是有所謂實效取得，而且這種實效取得多半是經過20年、30年漫長的時間，長期和平沒有異議的佔有後才因實效而取得，但在國際社會上對於領土的取得，決沒有實效取得。一般中文國際法教科書，如彭明敏所著（彭明敏國際法教科書是把法國人所寫的國際法逐字翻譯，然後說是他寫的，是徹頭徹尾的文抄公）說有實效取得是錯誤的。連錢復先生也曾經犯過這個錯誤，我記得在1979年的時候，錢復先生曾經在一個中外記者會上，針對「台灣地位未定論」這種完全錯誤荒唐的一種說法提出說明。當時錢次長說台灣地位沒有未定，就算未定，中華民國政府在這裡幾十年長期管轄，也已經實效取得。我當時就跟他說這種說法是錯的，過了兩年，他跟我見了面就說，上次你的看法是對的，不僅如此，後來我多方請教許多國際法的專家，果然得到結論也是領土主權沒有實效取得。

各位想想看，實效取得的成立要件在於具備一定的條件或時間，這在國內法可以強制制訂一個時效，國際上要誰來訂呢？如果強權定的話就更危險了，要是今天國際領土可經實效而取得的話，強權國家必定會巧取豪奪許多土地，那還得了，那還有國際正義嗎？所以，這一點一定要講清楚。事實上，過去只有美國法官一個判例說，在一個國家長期和平持續佔有一個土地後，能夠使其將來在領土主權產生糾紛時，對於它領土取得的證明有利。但決沒有在這個判例中提到實效取得。就連關於「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除了彭明敏少數一兩個政客與蛋頭國際學者講過類似的話，真正瞭解國際法的學者沒有一個承認「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說法，沒有就是沒有，沒有辦法的事情就是沒有辦法嘛！主張有這種說法的人要負舉證責任。

第二：如果釣魚台不能依實效取得，長期和平佔有釣魚台會不會變成日本將來主張主權的證據，那我們該怎麼樣防止日本人長期和平持續佔有。我個人認為政府有兩件事情要做，首先若是遇到釣魚台發生某些新聞糾紛時，政府應該立即對外宣告說，釣魚台和台灣島一樣是中國固有的領域，就像四川、福建與中國的關係，這是不容爭議的，所以政府應該不斷聲明，有機會就做，且這在國際法上絕對有意義。

其次，如何讓日本不能長期持續和平的佔有。我想台灣方面一定要用海軍到釣魚台護魚。個人曾經在兩年前的《中國時報》寫過文章主張日本現在對釣魚台所作的一切，就是台灣應該做的，比如說建一個無人管理自動發光的燈塔，我們也應該做這種事情。現在情況是如果有未經許可的船隻逼近釣魚台，日本立刻派飛機去偵查，後面跟著海岸防衛隊的船，驅離台灣方面的魚船，而我們應該做完全同樣的事情，這在國際法上叫遠距離封鎖。我們不須派兵在那，但用無線電雷達監控，有任何它國船隻逼近，就立刻派機船驅離。要是我們被日本的船驅離，就得立刻派軍艦護魚，它們噴水，我們就噴回去，唯其如此，領土主權才能被保留，才不會成為日本主張領土的證據，這些是在國際法上今天要做的事情。

王曉波：接著請來自洛杉磯的王中平先生發言。

美國片面將釣魚台送給日本

王中平：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能跟大家報告25年前我參加保釣運動的情況，保衛釣魚台在美國開始的原因有三：第一、台灣到美國的學生每年大約有五千人，70年代初則有七八萬人。在美國150個校園裡都有中國留學生；二、越戰所引起的美國學生運動正在各校園風起雲湧，對中國留學生形成很大的刺激；三、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吹遍全世界。在這種種背景下，對台灣留學生在思想上形成很大的衝擊，就在此時，尼克森發表宣言，要把琉球當作聖誕禮物送給日本，同時也把釣魚台的管轄權一起歸還給日本，自然引起廣大的台灣留學生的抗議。事實上在二次大戰以後，根據《波茨坦宣言》，日本的領土僅限於本州、九州、四國及北海道。日本領土的歸還必須經同盟國的共同參與，所以針對美國這種作為，中華民國政府應該提出嚴重抗議，但我們沒提。

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從歷史上許多文獻都可以證明的。如慈禧太后在盛宣懷的奏章中就註明釣魚台是賜給盛宣懷，另外像是日本當年統治台灣時期宜蘭法院判例中，也說明釣魚台管轄權是屬於宜蘭縣的，因此就連日本也認為釣魚台是屬於宜蘭縣的，台灣的漁民也經常到釣魚台捕魚，故釣魚台理所當然屬於台灣，因此美國片面將釣魚台送給日本，引起留學生很大的抗議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最精彩的一次是1971年4月10日華盛頓大遊行，到了有三千人以上，那一次遊行不分左右派，完全是從愛國角度出發到三個單位抗議。

遊行抗議的第一個單位是中華民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當時的大使周書楷沒有親自接見我們，只派了一個經濟參事出面，他的說法是台灣跟日本的關係已經很艱難了，所以只要跟日本談談要點釣魚台下面的石油就好，領土的事情就不要再爭了。第二個到日本大使館，日本大使館方面講得很清楚，釣魚台事情日本已經跟中華民國政府談好了，你們不需要抗議，有問題請向你們國家反應。第三個是美國國務院，美國的說法是琉球的事情我不管，至於對釣魚台的立場美國很清楚，釣魚台的管轄權移交給日本，其他像是領土、主權的問題美國不干預，你們自己去交涉。

釣魚台運動，基本的本質就是伸張主權，有人說這是海外的五四運動，因為它對台灣、中國都形成很大的沖激，那麼倒底釣魚台問題解決了沒有呢？依我看，1992年中共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一個法案，以列舉式明文規定說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證明釣魚台已經是中國的領土，下面是我們怎樣把主權拿回的問題，根據鄧小平的說法，主權問題留到下一個世紀再解決，但法律上應該說明，所以只要兩岸統一，台灣跟中國大陸合在一起，釣魚台問題就能解決，就像江八點所說中國人共同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現在中國沒有進一步措施並不是說釣魚台就是放棄的，而是說釣魚台是包含在台灣，台灣不保，光保釣魚台是沒有用的。

王曉波：接下來請空中大學校長陳義揚先生發言。

現在愛哪個國都不清楚

陳義揚：各位朋友，前幾天台灣史研究會的朋友找我，要我在今天這個坐談會引言，我個人在海外留學期間參加釣魚台運動，可以說是我求學做事以來的人生中相當值得回憶的一段時光，在回國以後，我也一直參與著因為保釣而成立的愛盟所有相關活動。

記得就在幾年前，愛盟還在圓山大飯店紀念愛盟成立20週年，現在突然聽到要紀念保釣25週年，不但感覺到時間過得這麼快，就像王曉波教授剛剛說的，當年的保運朋友都進入中年，同時我也不禁責怪自己，愛盟是因為保釣而生，如果保釣25週年，愛盟也應該25週年，但愛盟似乎沒有準備。附帶提一下，剛剛我跟王教授仔細算過一下，今年應該算是美國片面把釣魚台管理權交給日本滿24年進入第25年。

保釣運動在我個人感受來說，是與反共愛國聯盟的關係非常密切。我個人當時在美國南部唸書，一般來說南部大學是比較保守的，當時我們對於保釣運動的瞭解，多半是從報章雜誌上所看到的。至於會讓我感到不能置身於事外，必須要挺身而出加入保釣運動的，最主要是王中平先生剛剛也提到的，就是在保釣過程中已經慢慢有從單純的保土衛國而變成有左右之分。因為大家保衛釣魚台所對準的目標開始有明顯的差異，有一部份人覺得保土衛國的責任，中華民國台灣沒有盡到，甚至有喪權辱國的行為，對中華民國政府有非常強烈的批評與責難，包括對領導人在內。在25年前，這些言論對在國內成長的我們是不太能適應的。

當時我們覺得保土衛國的確是責無旁貸，也是每個人都有的心情，但若因此批評國家元首及政府到逾越一個程度，讓包括我在內的很多留學生認為是不可思議或是不能接受的。當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有人認為中華民國不能善盡保土衛國的責任，沒有存在的價值，甚至應該丟近歷史的熔爐中，而中國大陸、中共或是祖國在一個人多地大國際舞台上有一定的地位，仰賴中國大陸來保衛這塊一點小土地，可能更有效更實際點，彼此觀點有很大差異。

跟我比較接近或者想法比較一致的朋友，都集中在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

當年保釣的人最後有的回台灣，有的留在美國，有的回到大陸，但我相信也有證據絕大多數愛盟的朋友除了留在美國，幾乎都回到台灣，另一方面滿心把希望寄托在中國大陸的左派朋友，也有一部份人回到台灣，當然也有很多人到大陸去。當年左右兩派鬥爭的處境，可能不是身歷其境的人不會感受到，在同樣面臨課業、家庭及經濟上的壓力下，彼此間的文鬥武鬥是相當激烈的。

愛盟這一批具有革命感情的朋友，回到台灣後大家各自在崗位上奮鬥，對於當時的革命感情仍相當懷念，所以在民國67年組成反共愛國回國盟員聯誼會，開始僅限於當時參加愛盟的朋友，以過年過節郊遊、聚餐進行聯誼，不過到了民國80年，國內生態有很大的變化，解嚴黨禁報禁解除等政治情況，除了讓愛盟眼花撩亂之外，也使得我們不太能適應，最不能適應的就是當時我們雖然不敢講用生命，但起碼是用學業用家庭來換取的反共愛國精神，到今天變成到底是愛那個國或者目標何在都不清楚，甚至愛盟的人都在政爭中被貼上非主流的標籤。

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

我們當年辛辛苦苦所奮鬥的國號國旗，現在到底我們還要不要繼續扛下去？因此我們在民國80年正式登記成為政治團體，這幾年也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盡一份知識份子的言責，對於國內的重大事件表示我們的看法，但是愛盟的朋友所具有的共識也隨著時間變化逐漸淡化，我所謂的共識是在愛黨上，是在所具有的使命感上，當然我相信所有愛盟的朋友在反共、愛國、民主統一的理念是共通的，不管大家是在執政黨擔任黨職，是在政府出任行政職務，或者學術界及不同黨派。

愛盟執行委員會及評議委員會上周召開委員會，不曉得幸運還是不幸，重新把我選出來擔任愛盟的主席，我所希望能夠做到並把愛盟帶到的境界是，今天我們也許在不同崗位上有不同的表現，但最最重要的精神，就像當年參與保釣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十個字──「只要有我在，中國一定強」。

王曉波：我想今天在坐的朋友如果不保衛中華民國的話，台灣就變成台灣共和國了，所以不管怎麼說，只有保衛下去了。下面請王津平先生發言。

王津平：敬愛的朋友們，今天本來應該不是我來報告，而應該是林孝信來報告，因為他是保釣當時左派的代表，但他正好不在台灣，我跟他是朋友，所以代他來，其實我算是保釣的邊緣人物，不過站在邊緣地帶也有方便的視野，可以講點有趣的事。

還記得當年我在美國決心學習那些保釣的前輩，放棄學業，因為覺得拿帝國主義博士學位是一件可恥的事。雖然我拿的是美國國內的獎學金，可說是碩士以後博士垂手可得，但仍覺得就算拿到學位不能回到自己的土地是沒有意思的。要就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幹一番。

回來時我頗有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概。當我在那時跟林孝信握手道別，他的手是發抖的，深怕我回到台灣就一命嗚乎了。沒想到時隔25年，我仍然是一個邊緣人物，中間發生過許多政治的案件。

開始追尋中國的歷史

話說從頭，我在金門當兵時只是一個文藝青年，什麼都不懂，就在金門碰到很多我以前所不瞭解的事情。比如就在古寧頭那個地方有中國人與中國人自己打仗後一萬多人被埋在那裡，叫作萬人塚，是國民黨、共產黨，是什麼地方的人都搞不清楚。當時我們連上的連長居然跟我剖心置腹的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如果他們要打仗，我們這裡圈起來，我們就是不打仗。在那個年代講這樣的話，做這樣的事是要殺頭的，而我們是這麼做。

我帶著這樣的迷惑，開始追尋中國的歷史，中文的資料看不到，我英文還不錯，就找英文的看。有那麼一天，當我已回到學校工作，放棄所有的高薪，擔任最基層的職員，編一個週刊，突然有僑生進來劈頭就臭罵我一頓：「就要打到這裡來，你還沒醒過來」。我就在那天被喚醒起來了，等到淡江學生運動－－淡江水平事件。同時，還有成大共產黨事件，把一批年輕人關起來，就因為他們在台灣從事保釣愛國運動，所以殺雞儆猴，讓你們不敢做。

我當時真是一個傻小子，什麼都不懂，只是多點勇氣，居然聽說自己也在黑名單上，隨時會被抓進去，而在這個過程裡，由於我在淡江起了點帶頭作用，就跟錢永祥碰上頭，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開會倒真有點搞革命的味道。各校學生串連，一下在這開會，一下透過中間連絡人，甚至我們每個人家中都會收到釣魚台戰報，我的名字不知道怎麼樣到美國去了。

一把熱血就這樣越燒越厲害，在此情況下，我本來不想留學，後來也就去了，還因為跟老美吵架才拿了一個獎學金，於是吐了一口痰，說台灣這麼齷齪的地方我再也不回來了，但誓言終究被自己打破。

當我一離開台灣，視野馬上開闊，下了飛機資訊馬上多了，我想既然要跟美國帝國主義鬥，要有他們的本事，所以得先把英文學好。於是我要到一個沒有中國人的地方把英文弄好，果然這兩年把英文弄好，但釣魚台運動也已經快過去了。

我從《70年代》上看到一些東西，下定決心暫時不回台灣，還是要去看看保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就往一個革命聖地跑，那就是麥迪遜。去了才發現那不但是左派的大本營，而且也是海外台獨的大本營。我還記得到麥迪遜的第一天，到某個人家裡，他對我非常好，卻沒想到最後跟他說的話都變成了報告，送回台灣來，以後回到台灣後人家跟我說，你的資料紅得不得了。

二十幾年以後，還有人說我是拿了美國國務院的獎學金，所以當局以為我是中央情報局的人，才不敢抓我。當時就因為我對中國大陸許多事好奇的不得了，拚命問那裡看得到《70年代》，那裡看得到《毛澤東選集》，那裡看得到周恩來的文章，這是很單純知識上的好奇，接著下來，我又跟香港的學生住在一起，香港的學生在國民黨眼中是左派，我跟他們生活在一起就變成左派。

今天回想起來，當年大家在反帝時，沒有那麼清楚的理論，但是25年後，我們讀了一些書，理論終於比較清楚。25年前愛國而不統一的戰線，使得左右終究分裂了。但我在此要做個見證，當年我所見到的左派，到今天仍然是我最敬愛的人。他們寧願放棄博士學位與既得利益，奔赴貧窮、落後及看不到什麼遠景的祖國大陸，我對他們有著無限的敬意。

王曉波：我想中國要統一，左右兩派就必須團結，要不然人家就告別中國，八菊旗就會重新升起，我們再請劉源俊先生報告。另外，我看到會場上有當年參加保釣運動的張世雄先生，是否可以請求大家同意，待會請他用五分鐘時間報告一下他的心得，還有當年在政大參與保釣的毛鑄倫，也一併請他報告政大的情況。

我是在保釣運動中成長的

劉源俊：參加保釣運動時我在美國求學，我曾經把這段歷程寫了兩篇文章。

在這我想先說明一下《科學月刊》與保釣運動的關係，兩者有什麼關係呢？是這樣的，在當初一些有良心的年輕人在美國留學的時候，要為家鄉辦一份刊物，那就是《科學月刊》，等到《科學月刊》出刊快到一年的時候，釣魚台運動開始。最先是民國59年11月，當時有念理工科的七位朋友，在普林斯頓大學有個聚會，胡卜凱（胡秋原先生的公子），看到了《中華雜誌》王曉波所寫的一篇文章，他就認為應該在全美發起釣魚台運動，怎麼發起呢，美國留學生那麼多，究竟要如何串連起來，於是想到了《科學月刊》。因為辦《科學月刊》我們有一個連絡網，從芝加哥發行出來，因此胡卜凱就跟林孝信連絡，問他可不可以利用《科學月刊》的連絡網來推行保釣運動。林孝信打電話到全美國各地徵求意見，終於，從12月開始連三期的《科學月刊》討論號，收集各地全談保釣運動的文章，《科學月刊》聯絡網也因此成為釣魚台運動的聯絡網。

保釣運動後來如何會分裂呢？這與時局的變化有關，現在回想起來也就在那時，季辛吉密訪大陸，同時在1971年2月，我在紐約也聽到瞭解美國政策的人說，美國現在是一個中國的政策，不是兩個中國，接著1971年9月中共進入聯合國，1972年3月尼克森到大陸訪問，所以保釣運動是在這個背景下發展，也就難怪這個運動最後會演變成分裂。

接下來我再介紹保釣運動的過程，首先是醞釀期，在1970年11月全美的大遊行，那時完全沒有左右分裂的問題，大家商議是不打旗號，只有柏克萊大學的遊行堅持不在1月30日，要在1月29日，以諧音一二九運動，只有它標明是左派，至於其它學校完全是一個單純的愛國運動。等到進入中期──華府大遊行，雖然勉強維持不打旗號，其實是左右已經分裂，到後期就正式分裂。記得當時在紐約，我問一個朋友說，你為什麼要那麼左，這樣做的話，把好多參加保釣的人都嚇跑了，對於保釣有什麼好處，他說人家還嫌我跑得太慢。

本人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本人是胡秋原先生所講的正派。當時我堅決反對保釣跟左傾運動扯在一塊，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整個大環境使然，左派很快掌控整個運動，不贊同的人就退出。25年後再來看這個運動，我自己學到很多。

我是在保釣運動成長的，很多對事情的認識是從保釣運動來的。我在保釣運動時開始寫文章，後來繼續在《中華雜誌》，而《科學月刊》25年來也繼續存在，所有左派右派都還在合作繼續辦《科學月刊》，最後結論誠如王津平剛剛所說的，要保釣，中國必須統一。

王曉波：謝謝劉源俊教授，我忍不住想做點補充。

當時政府對於島內的保釣運動給我們一個紅帽子，說我們呼應海外的保釣運動。劉源俊先生剛剛替我做證，我不是呼應海外的保釣運動，而是海外的保釣運動呼應我，所以我非常謝謝海外的保釣運動，不管是左是右。

剛才劉源俊先生提到《科學月刊》，確實是沒有《科學月刊》，就沒有《科學月刊》的通訊網，也就沒有北美留學生的通訊網，但《科學月刊》又是從那裡來的，我希望能做一點歷史的補充。

《科學月刊》其實是從《新生報》《中學生週刊》來的，《新生報》的《中學生週刊》又是從那來，是從自覺運動來的，自覺運動又是什麼事情？

那是民國52年5月20日台大學生所發起的，發起這個又是由於什麼原因呢，那就是一個到台灣唸書的留學生叫狄仁華，他寫了一篇文章：《人情味與公德心》，說台灣的中國人只有人情味沒有公德心，簡單的說就是自私自利。另外，台大有一位曾任駐德國大使的俞叔平教授，他從德國回來之後在《中央日報》發表一篇文章，叫做《留德觀感》。這篇文章提到德國人在戰後是如何刻苦耐勞復興自己的國家。舉例來說像德國俾斯麥鋼筆暢銷全世界，但德國的大學生上課做筆記卻是用鉛筆做筆記的。當時這兩篇文章感動了台大的一些學生，然後發起這樣的自覺運動，而我那時是在台中念高三的一個學生，碰到聯考的熱季就要來臨，我卻不顧一切放下了聯考的參考書，然後到處演講、貼海報、油印、寫鋼板，現在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寫鋼板的事情。

我們不做頹廢自私的一代

我父親說「你瘋了」，7月初就要大學聯考，一考定終身，你在這個情況做這種事情。他問我究竟是什麼力量使我去做這樣的事，我說自覺運動有一句口號打動了我：「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

那年聯考，我考取台大哲學系，之後進入了自覺運動動的機關刊物──《新希望》擔任主編，編不到兩期就被查禁，《新希望》就變成了沒希望，沒希望之後，當時《新希望》理工科與文法科的朋友就兵分兩路，源俊兄應該還記得就在你們第6宿舍203，一些理工科學生反省要如何救國，所以林孝信先生就去跟《新生報》接洽辦了個《中學生週刊》。至於，文法科的朋友鄧維楨在大學畢業後，媽媽拿了一筆錢給他到台北來創業，結果他把這筆錢拿來辦《大學雜誌》，《大學雜誌》在後來影響了保釣運動，然後《科學月刊》也影響了保釣運動。

這裡要提一下林孝信，林孝信到了美國，以苦行僧的姿態，穿一雙牛伯伯的皮鞋，踏遍北美的校園，五十塊一百塊的募捐，創刊《科學月刊》，並繼續延續下去。

王津平：五塊十塊不是五十塊一百塊。

王曉波：那更少。林孝信拋棄了學業，他垂手可得的物理學博士也飛了，長期在美國從事台灣的民主運動，我想這個時代太對不起林孝信了。最後，我想我們70年代那群青年，應該可以向歷史交代，我們絕不會是頹廢自私的一代。下面請張世雄發言。

張世雄：謝謝曉波。我個人在美國15年，假如不是因為當時的開放政策，我想自己已經在美國落籍了。還記得在美國那時候是屬於保釣的後期，我跟著前面的一批幹，現在回到台灣來，看到那麼多的保釣朋友對民族問題還是那麼關心，對社會還是那麼關懷，像曉波、陳映真都是，往往給我很大的力量。

我在美國十幾年，跟那些沒有出國的人可說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程。對我自己的評斷，我只有一句話，「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烏山不是雲」。我覺得沒有經過那段歷練，對很多問題可能還停留在非常膚淺的階段，我記得前兩天有個建築師朋友跟我說，你好可憐，到了今天你還在台灣找事情，每半年換一個工作，是不是個性上有缺點。我那時沒有回答他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共同的語言，不過我真想說：「建築師啊，我所經過的人生也就是很多保釣的朋友在海外犧牲奉獻的人生，他們對於事物的認知，不是你這樣的大建築師所能知道的。」

我在此有一個心情向大家講，我們對於自己走過的人生要充分肯定，我自己從來沒有否定我過去所做的，因為你否定了過去等於否定了未來，因為只有這種熱力，這種精神，我們才能把保釣25週年的精神向前看。保釣當時保護的只是一個小島，而我認為台灣今天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則是，有一些人士想把台灣跟中國分離。依我個人理解，今天紀念保釣25週年，真正要注意的最大問題就是台灣獨立。

左派愛國右派一樣愛國

當時我們在海外的時候，慢慢瞭解很多問題，尤其是對中國大陸的理解，所以我盼望不管左右的朋友，回過來從別人立場想一想。老實說這個社會除了民族主義的問題，還有民權、民生問題，因為每一個人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往往是站在階級地位。今天如果是一個工人階級，對不起，他今天是一個被壓迫階級，跟白領階級、連戰就是不一樣。

像曉波今天辦的活動，把左右派拉進來是一個很好的溝通機會，我希望左派的朋友瞭解愛盟當時確實是愛國的，也希望愛盟的人明白當時到中國大陸的朋友決不是西瓜依大邊，他們依得很痛苦，他們留在美國就夠了，何必要去擁抱那個好痛苦，又窮又愚昧的祖國。

他們的犧牲很大，他們並沒有做高官，所以左派愛國，右派也一樣愛國，大家應該攜手合作，瞭解我們真正的敵人是帝國主義。雖然今天來座談會的人在台灣是一個少數，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盼把我們的力量散佈出去，希望中國能夠和平統一。

毛鑄倫：參與保釣時，我在政大念大學四年級，這個運動當然應該由大四來參加，因為研究生顧及他們得到碩士學位以後是否能被上面照顧及欣賞，所以研究生對這個運動的表示比較含蓄，此外，當時台灣的政治氣氛還很肅殺，許多女生被教官約談，嚇得不敢參與。

政大的保釣運動在跟校方的對立與衝突上不斷的累積溫度後，最後學生決定在4月16日上街頭，把抗議書交給美國大使館，學校沒有辦法就跟我們談判，從下午四時開始，先是教官、系主任，然後院長、訓導長，最後連校長劉季洪也親自來了，但他們根本沒有辦法與學生溝通。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校長這位老先生站在台上，用小拇指指著我們：「要我死可以，要上街頭不可以」，有的同學就說要不要給校長一個面子，但有人堅持學生的愛國運動不能壓抑，校長沒辦法只有打電話到中央黨部給秘書長，秘書長得到政大情況後，又報告蔣經國先生，最後蔣說讓他們上街，於是我們就上了街，也把抗議書遞給美國大使馬康衛。

在運動中，我也像許多前輩一樣學到很多，如校園安全系統的情況，人與人之間的某些不信任，猜忌打擊。這些經驗並不愉快，因此以後我不太想再參與。一直到前幾年吳敦義發神經，在運動會前要弄個小遊艇到釣魚台插國旗，當時我已經結婚了，我就在電視上看到台灣一條小船被日本十二艘軍艦包圍，就這樣被欺負，我當場就受不了，痛哭一場後回到自己的房間，我太太發現不對，她嫁給我後從來沒有看我這樣，就進來替我擦眼淚安慰我。我只想再次強調中國如果不團結起來，兩岸沒有統一，釣魚台這個問題就沒有辦法根本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