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和告別中國

（二）清末的台灣經濟

日本在台灣的資源調查（人口、土地、林野調查）和基本設備投資（交通、水利、電力等建設），主要是以建立糖米經濟為目的。而如此建立起的糖米經濟，在1960年代以前的台灣經濟發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使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後所面臨的經濟困境大為減輕，在經濟的重建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就是「施惠論」或「美化論」之所以屢次出現的「歷史基礎」。

但事實上，日本在台灣的殖民體制形成過程，並非與被統治前的台灣歷史無關。

早在日本統治台灣之前，也就是從17世紀的30年代起，台灣的糖已輸往日本與波斯等地。鄭（成功）家三代抵抗正植興旺的大清帝國，所憑藉的主要財源就是紅糖的外銷。

到了18世紀初葉，制糖業（糖廍）已發展至初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手工工廠制（Manufacture）」的階段。這就是說，清朝的台灣糖業已有相當的規模和基礎。

清朝治台約為二百年，在此期間尤其是晚清時，漢族人口在台灣已增至255萬人（1893年），耕地也曾為75萬甲（與現在台灣總耕地面積差不多）。幾乎所有的農作物（糖、米、茶和樟腦等），都以外銷或輸出島外為目的而生產。於是貿易商人活躍，發展了商業資本所形成的同業公會──「郊」。

甲午戰爭前一年，日本的總出口額為九千萬日圓，但面積只相當於日本十分之一的台灣，總出口額已有一千四百萬日圓之多。

如矢內原忠雄在其《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中所說：「劉銘傳的清賦事業，大致具有資本主義開發之先驅的意義。」做為清賦事業一環的保甲編制和人口調查，以及劉銘傳所計畫透過資本主義方式的開發以促進富國強兵，藉以對抗列強覬覦台澎的基礎事業的振興，後來均提供日本帝國主義治台的方便。

總之，在晚清時期，台灣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擁有殖民主義者不能扼殺的深厚地主階級，以及朝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生機。於是在這一個基礎上，日本才得以推行其殖民地經濟發展。

就日據時代台灣最大、最重要的糖業而言，在台灣的本地經濟中，本已相當發達的傳統制糖業所具有的各種條件，對日本資本主義的移植現代化制糖業，在某種程度上起了駕輕就熟的作用。

佔領台灣當時的日本資本主義，基本上還停留在產業資本階段；較具完整現代工業規模者，僅有紡織業而已。當時的日本制糖業正處於使原有產業走向加工進口原料的產業轉換期。因此確保原料（粗糖）來源是個重大的問題。所以日本之佔領台灣，一方面成為其改變政策航向，即由原有工業邁入進口加工產業的契機。另一方面，通過台灣糖業的開發，也為其提供了穩定進口的絕佳機會。從此意義來看，日本佔領台灣，對日本制糖業確是「一種救援」（竹越與三郎：台灣統治志）。

就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言，殖民地台灣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因此基本上，是台灣施惠於日本，而不是日本施惠於台灣。

既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在適當環境下，台灣自可期待進一步的自主性發展。依照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推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普遍化的是，扮演火車頭，角色的一個或少數幾種產業──如英國的羊毛工業，日本和60年代台灣的紡織業等等。

在晚清，如已容許台灣自主發展，已進入「手工工廠制」階段的台灣糖廍，便極可能擔任此一角色。

於是，就台灣主體性發展而言，由於日本的統治，台灣社會的自主性、主體性發展受到了扭曲，而不得不曲折地發展。

因此，對台灣的經濟發展而言，台灣是受害者，日本則是加害者，哪有什麼「施惠」可言！

於是我們可以說，如沒有甲午戰爭，中國不會陷入貧窮的惡性循環；日本的經濟起飛也會延遲，而台灣的經濟發展也不會喪失自主性和主體性，不會變成迄今還是受制於日本，離不開日本經濟附庸的可憐地步。

再說中國改革、開放（也就是「補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的課」）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這一個成果所證明的是：中國有推進自主性發展的能力和智慧。中國的經濟建設是用不著由帝國主義國家來代勞的──中國用不著經過殖民地時期也能建設有主體性、自主性的經濟。

因此，「假如」沒有兩大陣營嚴重對立的冷戰體制，沒有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政策，中國就不必浪費二十多年，而改革開放，也就是新民主主義路線的成果早就在中國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台灣擁有日帝統治時期的完整基本建設和「進步」的制度，在50年代初期面臨將要破產的財經困境下，「如」沒有美援的及時到達，台灣早就完了，不可能還有今天。美援對重建台灣的貢獻度遠遠超過日帝的遺產。同樣，「如」沒有60年代以後，美國所提供的廣大市場，台灣經濟也無法起飛，且繼續發展。

美國之所以如此厚待台灣，卻薄待其後院的中南美各國，使其迄今仍陷在窮困的惡性循環中而無法自拔的理由很明顯──就是要圍堵其眼中釘──中國，而台灣就是在美國手中的一顆棋子。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存在」是使台灣經濟之所以能夠到達今天這個地步的重要原因。

台灣的經濟發展絕不是日本所賜，而是「中國的存在」所間接貢獻的。

1930年代，日本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對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發動侵略戰爭。日本以「大東亞共榮圈」的支配機構取代歐美殖民地的意圖雖然失敗，但歐美在亞太地區所建立殖民地體制的基礎，由於日本的軍事力量也受到嚴重破壞，同時，日本在短時期內使殖民地體制崩壞的事實也痛擊了亞太地區的「白人優越神話」。日本雖然失敗，亞洲共同體的概念並沒有消失──如ASEAN 、EAEC、APEC等「地區秩序」的形成仍在繼續。

從1945年到今天，在亞太地區維持軍事、經濟力量的美國，對日本和亞洲的影響力量無可否認的。但美國的「絕對」影響力只限於1940年代到1960年代這一段時期。即使在這一段時期，日本和亞洲的關係，至少在經濟的聯繫上不僅沒有減少，而且愈來愈密切。美國在NIES、ASEAN 區的直接投資，落後於日本，日本設立在NIES，ASEAN 各國內的電氣、電子機器企業已超過五百家，而且在這些日本企業相互之間已形成一個交換零件和中間成品的「自我完成」型生產體系。NIES、ASEAN 諸國的關鍵性產業部門，都控制在日本企業的手裡；同時，這些日本企業又藉著華人的生產、販賣、流通網，在互惠協力之下獲得壓倒性的成功。

日本意圖以其軍事力量建立的以日本為中心、為日本所領導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雖告失敗，但在戰後50年間，日本已經以其經濟力量予以重建。

日本村山首相本來希望在他訪問中國之前，日本國會能夠通過一項表明日本對戰爭基本態度的「不戰決議」──即以「戰後50年」的機會，反省過去的戰爭，表明未來走向和平決心的國會決議。

但，去年（1994年）12月1日，反對「不戰決議的二百多個（占自民黨議員三分之二）自民黨籍眾議院、參議院兩院議員成立「終戰50週年國會議員連盟」，在野的新進黨議員也成立「宣達正確歷史的國會議員連盟」，準備盡力阻止「不戰決議」。另外，民間的右派團體、宗教團體也成立「終戰50週年國民委員會」，積極參與反對「不戰決議」的運動。

自民黨「國會議員連盟」的會長是，曾在1988年國土廳長任內，因說出「使亞洲成為殖民地的是白種人；日本不是侵略國家；白種人才是侵略者……」等話而下台的奧野誠亮眾議院議員，奧野誠亮這一個人，在進入政界之前一直服務於警察系統，當過自治省事務次官（相當於台灣的常務次長）。他在中國抗議日本大臣「參拜靖國神社」時，也曾說過：「鄧小平左右日本國民意向是件很遣憾的事。」

而「宣達正確歷史的議員連盟」的召集人，則是曾於1994年說出「南京大屠殺虛構論」而被逼辭職法務大臣一職的永野茂門參議院議員。戰前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戰後擔任過「陸軍自衛隊東部文面總監」「陸幕長」等自衛隊要職。

在這兩個議員連盟的「結成趣意書」中，表達的就是「殖民地施惠論」的另一種說法──「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即大東亞戰爭是以解放亞洲殖民地為目的的「聖戰」。

反對「不戰決議」的靈魂人物奧野誠亮與英國倫敦大學經濟行為研究所所長Donald P. Dore教授就「不戰決議」對談中，奧野氏所明白表述的歷史觀就是：

一、「不戰決議」的基本精神就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所以應該向被侵略國家的人民謝罪。

二、但，我們（日本）曾經發動過的戰爭是自衛戰爭，而不是侵略戰爭。日本為了要使台灣、朝鮮更好而盡了力量，根本沒有支配台灣、朝鮮的野心。

三、日俄戰爭後，俄國把東北的權益轉讓給日本；由於日本在東北的權益受到侵害才有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才著手於建設滿洲國。

四、蘇聯為推行全世界共產化運動，命令中國共產黨挑撥分化日本和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才被逼著進行中日戰爭；日本是為反對共產主義的侵略而戰爭。

五、英國、荷蘭、法國等歐洲列強，從西往東發動侵略戰爭。美國則從東向西發展並使菲律賓、夏威夷成為殖民地。亞洲幾乎都是白種人的殖民地。日本為自存、自衛，不得不向英美宣戰。所以大東亞戰爭是日本對抗白種人的自衛戰爭而不是侵略戰爭，更不是為建立帝國而發動的戰爭。

六、因此，如發表「不戰決議」，在日本歷史上會留下污點，日本如承認發動侵略戰爭，就對不起在戰爭中英勇犧牲的三百多萬英靈。日本在戰後的50年中，克服了許多困難之後才享受現在的和平和繁榮。日本今天的幸福都是為日本的自存、自衛和亞洲的和平而奉獻寶貴生命的戰爭犧牲者所賜予的。日本的「謝罪」是要否認我們這些先輩們的努力和名譽，而且還會被貼上殘虐不人道民族的標籤。

以上所舉，難道不是歷史的嚴重歪曲？難道不能證明日本軍國主義確已復活？

在日本，每年8月15日舉行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式」中，歷代首相都會提起：「在二次大戰中，三百多萬的日本人喪失了其寶貴……」等話，因此，部分進步學者說，這就是「三百萬人史觀」。信奉「三百萬人史觀」的日本人心目中，十五年的反侵略抗戰中，中國所犧牲的二、三千萬人軍民，南京大屠殺的三十多萬犧牲者，被731（石井）部隊當做活體實驗品而犧牲的無數生命以及在太平洋戰爭中被日軍屠殺的無數東南亞地區人民的生命都不如三百萬日本人重要。更不要說被日軍當做獸性發洩對像而犧牲一輩子幸福的慰安婦問題在人道上的重要意義了。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三百萬人史觀以及其思想淵源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殖民地施惠論等等就是「禽獸史觀」了。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殖民地施惠論」之所以在日本如此囂張，是以日本在亞太地區的經濟稱霸為背景的。於是，「帝國主義美化論」以及由其演繹出來的「告別中國論」，也就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而在台灣擴張市場。

但是，美國的「相對」經濟力逐漸走下坡，國內市場在財政、貿易二大赤字的壓力下，日漸狹窄化的今天，「告別」擁有世界最後一個廣大市場，在今後十年內還擁有三千億美元投資機會的中國，怎能替二千一百萬台灣人民帶來幸福？

殖民地經驗是台灣大多數被壓迫人民永遠忘不了的夢魘。就算是心甘情願地做帝國主義的應聲蟲，在現實主義的考量下，帝國主義者敢賜給的好處，還是極有限的。假如真的要為二千一百萬台灣人民謀福利，為台灣人民的幸福設想，應該盡早拋棄別離中國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