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曾國藩嘗言：「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所向也。」一個國家社會的領導人，他的言行或思惟傾向（Mindsets）對那個社會的影響非常地鉅大。他的思惟傾向不僅會反映在政策決定的偏好上，更會在社會風氣形成一時的流行趨向，此所以管理學上強調，職位愈高者他的能力將從運用「概念的技術」（Conceptual Skill）來衡量, 而非由一般「專門技術」（Technical Skill ）來衡量的道理。

當前兩岸關係的僵持或低迷，原因固然很多也很複雜，但不可諱言的，李登輝與連戰兩人的言行表現，是其中相當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李登輝的言行，更令人失望。「言行表現」是一個人思惟傾向流露的結果，言行不當即是思想混亂，缺乏智慧的明證。

荀子在《勸學篇》說得好：「言有招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李登輝自1988年接掌總統大位後將近八年的時間，他所承繼的國家問題固然有利有弊，但基本上他的機運相當不錯，若能在兩蔣總統的利弊的基礎上繼續興利除弊，則他在將來歷史的地位，必有可歌可泣的一頁。不料，他在「李登輝情結」的迷惑下有點飄飄然，得意忘形，說了太多的話，把他內在的思惟傾向充分地暴露出來。

李登輝和連戰都擁有美國博士頭銜，但他們所說的治國理念和政策答辯都顯得前後矛盾，思想混亂，令人擔心他們究竟將把國家帶到什麼樣的危險境地？筆者特將他們兩位最近的一些言論分析如下，敬請讀者指教。

一、言而無信，多言數窮：

李登輝要不要幹總統，至少有三次在公開場合表態。一次是1990年3月12日他對國大代表說「未來六年以後將和元簇兄一起退休」；另一次是1990年5月22日他就任之日說：「本人強調一定要在六年中來完成這些事情。同時，六年後本人和李元簇先生就要退休了。」第三次是1991年4月30日的記者會他又說：「五年以後我不會出來競選，直選也好，間接選舉也好。……去年講出來的話，現在還是一樣的。」今年9月30日，李登輝在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中華民國分會年會中表示：「未來我國將與大陸、港澳加強政經接觸，以國統綱領為基礎，以台灣二千一百萬同胞利益為優先，循序漸進，『很清楚吧，不是搞台獨，不要我再講了，我已經講了一百三十多次了』。」10月6日李登輝向「校園青年領袖」講話：「不要被人家騙了！要有自主權，不要被人家煽動。」並向在場的青年學子大力推薦日本博報堂特別顧問岡崎久彥所著的《世紀末的省思與希望》，要大家看一看這本他認為討論20世紀最值得一讀的書。

李登輝既然講了一百三十多次反台獨的話，為何不到一個星期又介紹以「美國為中心」、「相信美國會介入台海爭端」、「主張中共應承認台獨，建立中台聯盟」、「中共應率先提案讓台灣加入聯合國」這樣台獨論調的書呢？可見李登輝若有誠意反台獨根本不必多講，講多了反而暴露自己言而無信、多言數窮的弱點，也可見他的性格的確是反覆無常，而且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誠信，難怪他要告訴青年人「不要被人家騙了！」

二、對中共認識缺乏前瞻性的思惟（Proactive Mindsets）：

李登輝與連戰對中共過去的錯誤政策或路線破口大罵，但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主政以來的政策路線無一句贊詞，對蔣介石清黨時期殺了許多同志，也不敢罵一句，充分顯示缺乏前瞻性的思惟，沒有理論基礎，只要我喜歡，什麼都可以講。李登輝對「文化大革命感慨」他說，「不是要罵共產黨，但是共產主義把天國拿到地上來執行，犧牲了多少人。」其實李登輝這句話有如簡漢生所說：「只要跟著中共魔音起舞者，就有接受中共贊助或支持之嫌。」因為中共對文化大革命也痛切反省，也知道共產主義的理想太高，不易實踐，因此在舉國上下「撥亂反正」的努力下清除四人幫，並立即提出「改革開放」的政策迄今有十六、七年了，人民的生活水準逐漸提高，綜合國力增強，因而引起西方國家疑忌，喊出「中國威脅論」。但李登輝老愛算舊帳，且這個帳人家也知錯能改，你老揭人家的瘡疤，除了製造兩岸緊張形勢外，對兩岸的良性互動、和平往來又有何助益？自己不斷挑釁中共製造矛盾緊張，然後又毫無肩膀的說：「兩岸緊張情勢不能全怪我」（大意）。

連戰的言論好些，他還有中華民族意識，畢竟是連雅堂的後人，但是他的邏輯也有問題。稍早他氣呼呼的責問立委的質詢：「我常常吃五十元、一百元的便當，你們都不講話，偶然吃了一個五百元的便當就罵人。」如果讀者按其邏輯說：「我平常規規矩矩，你們都不說話，偶然來一次性騷擾，你們就大驚小怪。」豈不滑稽。同樣的，連戰在答覆民進黨立委彭百顯時指出；「兩岸不能一下子走向統一，是因為我們不能接受共產主義下的社會、政治制度以及意識形態，這才是基本問題。」稍早他在回答立委丁守中的質詢時表示：「兩岸關係目前的發展並不理想，追根究柢的原因在於大陸上共產意識形態已完全衰弱，而民族主義取而代之，並成為中共對外關係的衝突因素。」既然如此，中共現在究竟是「共產主義的社會、政治制度以及意識形態」呢？還是「共產意識形態已完全衰弱，民族主義取而代之」的社會呢？如此矛盾的答詢，追根究柢只是從自己的主觀利益出發，來詮釋外在客觀環境。這在管理學上叫「由內而外的管理哲學」（In59e-out management philosophy）。

李登輝也好，連戰也好，他們的思惟傾向都缺乏前瞻性，對中西文化四百年來的盛衰起伏沒有真切的體悟，雖然都是留美博士，但腦海裡的認知結構只有美國或日本浮泛的知識結構，他們同樣不知中國文化的傳統思想的世界觀，在當前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等學科反而成為最新的觀念，而有進於三、四百年來牛頓物理學的世界觀，並與愛因斯坦新物理學的世界觀相通的道理。這樣對中國文化沒有歷史的理解，對西方文化只有皮相的認知，如此治國理念反映在政策思惟上，只能是救急應付危機，而無深層的謀略作為，豈非台灣人真正的悲哀？

三、西方的政治價值有其普遍性嗎？

連戰在最近答覆立委質詢時，一方面強調西方的政治價值如民主、法治、人權有其普遍性；一方面又說不贊成中國的國情有其特殊性，而排斥西方政治價值的普遍性。但他又指出「兩岸的爭議是民權主義，不是民族主義。」在回答朱高正批評連戰的反對聯合內閣及三黨不過半的看法：「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德國政黨在國會席次就不曾過半，但未曾引起政治不安。」連戰說：「基本上我國並非歐日的內閣制，也非美國的總統制，所以沒有解散國會、投不信任票的基本機制，如果選出三黨不過半，未來國會意見分歧，沒有中心共識，朝野可能因此僵持三年……。」

連戰的思想很清楚，一方面拿有中國特色的民權主義來對抗中共的民族主義，沒有深一層思考，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有連環性的，放棄民族主義和民生主主義，空談民權主義是無力的，何況這八年來，李登輝的「民粹政治」那裡是什麼「民權主權」？這種民粹政治誠如台大黃光國教授新作《民粹亡台論》根本無法為我們中華民族提出一條清新的政治路線，有誰會瞧得起執政黨這種「胡搞」？連戰說西方的政治價值有其普遍性。為何不提馬克斯的政治價值呢？（雖然作者不一定同意馬克斯的政治價值）它不是西方的嗎？連戰也忘了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中國政策，採取「深入接觸」（Deep Engagement ）、擴大美國價值，及結構圍堵三項政策方針的柔性攻勢，以促成中共的和平演變，並透過外交手段，把中共限制在「地區性強權」的權力架構內，防止中共的突然竄起而使美國措手不及。（見楊志誠，《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中國政策》，1995）此一戰略盲目，使連戰心目中只有美國的政治價值，而無中國的政治價值，如何期待他能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呢？

從學術觀點來分析，連戰追求西方價值的普遍性，其背後思想受實證主義的方法論的影響而不自知，此一方法論強調普遍性通則的追求，這在當前物理學已漸重視「差異性」、「個案研究」的方法來說，實證研究的限制已為學者充分認識，那有什麼普遍性的價值可追求？若從詮釋學（Hermenentics）的角度來看，一朵紅色玫瑰花放置於一群黃色玫瑰花的「脈絡」（Context ）中和一群紅色玫瑰花的「脈絡」中, 其意義是完全不同的，而且你從不同的「側面」（Profite ）去觀察, 這一朵玫瑰也呈現不同的意義, 她並非是固定不變的靜態實體, 可以照搬各地而意義均不變。同樣地，西方的民主、法治、人權固有其淵源流長的歷史，但近代的政治觀念仍是三、四百年來牛頓物理學機械宇宙觀的反映，最有名的「制衡」（Check and Balance ）觀念即是機械宇宙觀的呈現。所以，美國的政治價值一旦脫離其文化背景，移植到中國社會裡，立即有其不同的意義，這種差異性是必然的。孫中山在民權主義第五講就有這樣的遠見：「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土習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中國的社會既然是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歐美不同，不能完全倣傚歐美，照樣去做，像倣傚歐美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連戰既然要配合美國價值的擴大，失去對美外交的戰略警覺，又何必抬出民權主義，把兩岸的爭議責任推給中共呢？然後面對朱高正的質詢，又抬出我國並非歐、日的內閣制，也非美國的總統制來搪塞，可見連戰也承認中國的政治價值有其獨特性。

由以上分析，根本關鍵不在西方的政治價值有無普遍性，連戰完全無氣魄也無遠見，就中國文化獨立自主的精神，提出或創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思想，如孫中山那樣的精神，這可見他和李登輝都是非中非美或非中非日的異化人，是浮浪的台灣文化的樣板，才有這樣那樣邏輯混亂的「獨特見解」。

最近澳洲學者Reginald和Warren在其合著《儒學的復興》一書中提及：「西歐智慧所制定的標準已指導世界五百年，我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可以阻止儒家所提出的標準，在行將來臨的五百年不能引導環球村。」1988年1月，75位諾貝爾得獎人在巴黎開會結束時宣言：「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這些話仍是我們前面再三提及的，當代物理學家強調愈是最新的物理學世界觀或典範（Paradigm）愈與中國傳統儒釋道思想相通，是一樣的意思，都是超越實證主義的思想，這才是中國人的出路，也是人類的前途之所繫。

莊子：「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知北遊）「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同上）荀子：「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儒效篇）可見一個君子人，他不必多說，自然有誠信，不必發怒自然有威嚴，這種形而上的、發自內在人格的感召力量，不是用金錢、用黑道襯托起來的，一個國家的政治領袖有了這種內聖的修養，自然就會有領袖的魅力，他不會惶惶終日擔心人家暗殺，也不會為社會樹立低俗的、形而下的感官文化的壞榜樣，國家政治也會日漸走上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