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期的社會衝突

第一節．島外與島內的保釣運動

隔著太平洋的保釣運動

中國大陸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日後的歷史證實是一場政治的權力鬥爭，然而文革中期普遍的影響了各國的學生運動、馬克思主義反體制的狂飆運動，面對美國以及歐洲資本主義強勢的傾銷經濟與文化的消費生活，中國大陸的文革在實際的社會改造以及理論基礎上，呈現出一套完整的運動理論及行動體系。因此包含著美國的反越戰、日本的大學鬥爭、法國1968年學生大革命、西德學生運動，將毛語錄、文革中的紅衛兵精神、知青下鄉等成了各國反體制運動最受歡迎的學習對象。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捲進去美國反越戰浪潮的學生固然不多，但是這些少數的學生卻是能夠瞭解實際運動中操作的步驟：串連、組織、民主集中制、路線辯論，以及在理論領導上的重要性，北美保釣的興起有其一定的國際歷史脈絡。

終究威權政體下的制式教化體制，台灣的青年並不是那麼的有「反叛」的行動力。然而對留美學生制式教化體制的拘束，已被美國自由主義以及60年代反越戰的學生運動沖刷了不少。美國留學生看到王曉波登載《中華雜誌》上的文章，決定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1970年11月7日已經開始具有左翼組織性的余珍珠，以及仍具理想主義的胡卜凱，加上創辦「大風社」的沈平、李德怡等七人於普林斯頓大學討論決定發起運動，而後聯絡具有全美聯絡網的《科學月刊》發行人林孝信，於12月份《科學月刊工作通報》刊出「釣魚台問題專號」，此專號要求各地召開有關釣魚台的座談會，並要求「必要時，到各地中、日大使館前示威。」普林斯頓大學首先成立「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緊接著紐約、芝加哥、華府、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等地區大學，各校相繼成立保釣分會。12月19日普林斯頓、耶魯、賓州、康乃爾、賽拉克斯等大學的代表在普林斯頓舉行座談，決定1971年1月30日至紐約遊行。1月各地保釣分會紛紛附和發起遊行，美國西岸的大學西雅圖、柏克萊等校的左派學生堅持於1月29日發起遊行，「柏克萊之選1.29後來才知道是因為要與民國24年的北平12.9學生運動諧音〔註12〕」，於是決定於1月29、30日於全美各地同時進行遊行示威。

美國留學生1.29的遊行仍具較純粹的保國護土愛國行動，即使美西部份大學已經有左派學生躍入保釣運動，然而尚未掌握運動的主導力量，左派學生亦同意妥協政治立場的堅持，「不受任何黨派直接左右，大家出於一片愛國熱忱」協議不帶國民黨旗也不帶五星旗，對於抗議口號也是中性的：「日本軍國滾出去！」「反侵略的人們團結起來！」「反對出賣釣魚台！」等避免爭議性的口號。1月29、30日的遊行主要以遍地開花形式於各地區自行展開，因此具有地區形式不同、程度不同的左傾、純真的理想主義及右派等，各自不同意識型態參雜的特色，政治意識上亦各有分裂：支持國民黨政府、支持中共政府、超越現有政權統一論者、台獨者、避免政治主張者〔註13〕，並且許多人並沒有遊行經驗，制式教化體制的記憶也對遊行感到恐懼，甚至紐約的遊行被紐約時報稱為“holiday mood”〔註14〕，運動初起的紛亂，呈現運動的本質在於一種「反日」情緒上的爆發，也說明其在「反日」情感上自覺性的參與，許多人對這場的遊行仍帶著情緒上的感動，沒有直接的抗議目標以及對像；這種紛亂現象對於參與過反越戰的學生而言，要將運動進一步推動，逐步進行組織、理論教育的工作，變成一種自覺性的需要，於是開始進行籌畫4月10日華府的大遊行。

從1.29至4.10正是運動進行組織化的階段，傾保守主義的劉源俊回憶：「釣運的主導權遂多落到急進份子（不一定親共）的掌握中〔註15〕」北美保釣組織化的過程，美東地區選出李我焱、徐守籐、袁旗、白紹康、鄺治中、曹心姝、袁葆生為執行委員，主導權主要為李、徐、袁以及王正方手中。美中負責人為夏沛然、王渝、林孝信以及王春生等；美西為柏克萊的劉大任、郭松芬。由此主導者多為逐漸左傾的留學生，然而使得北美保釣進入基進（radical）的尚在國際情勢的推波助瀾，1971年2月25日尼克森宣佈訪問中國大陸，美國國務院宣佈取消前往中國大陸旅行的關於護照的所有限制，留學生感到震驚，那遙遠的祖國，曾經在背誦歷史記憶裡的苦難的祖國，透國美國新聞網的報導，祖國映像重現在每個家庭的電視，花俊雄回憶美國下令所有大、中、小學舉行認識中國的節目時，「因此《東方紅》在各校放演。這個大型的歌舞歷史劇太感動人了，大家看得哭啊。〔註16〕」同時釣運學生開始感到有進一步瞭解中國的必要，「因此，每個校園的運動總部都開始慢慢累積『進步』讀物，這包括《毛選》、《人民畫報》、《北京週刊》、《紅旗》、《馬恩選集》、一些列寧的著作、斯諾的《大江彼岸》和《西行漫記》、《金陵春夢》，……」各校園也放映《紅旗渠》、《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東方紅》及《白毛女》等樣板戲。「經過這一連串的自我教育和對外的宣傳活動，每個人嘴上都能隨口說出『為人民服務』、『破私立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等政治口號。」〔註17〕

保釣運動在各地區有了不同程度的轉向。此時各地區有各自的關於保釣的刊物出現：「《科學月刊》釣魚台專輯結束後，有《學聯通訊》釣魚台專號，舊金山的《暢言》、密西根的《大漢聲威》、紐約的《釣魚台簡報》、芝加哥的《釣魚台快訊》、柏克萊的《戰報》，一時保釣刊物出版了一百多份，言論激烈。〔註18〕」其中最重要的是紐約《釣魚台簡報》、芝加哥的《釣魚台快訊》、柏克萊的《戰報》，多數保釣刊物與其內容相同〔註19〕，出版刊物除了聯絡通訊及運動訊息外，主要在於進行積極的串連以及運動路線的主導，柏克萊的《戰報》就出現了對1.30紐約遊行的散漫性進行批鬥，指出其不夠「戰鬥性」「沒有氣」「期望東海岸同學能有效運用情緒，團結力量，認清本質，使一千五百人產生敏銳影響力」，對不參加遊行及台獨者批評為自由主義「是一具沒有原則的行屍。在美國兩萬多中國留學生中，有太多的碩士行屍、博士行屍和教授行屍。」並積極的提出路線辯論：「保釣運動政治意義高於民族意義〔註20〕」。同時可以判斷出柏克萊的左派已經積極跳入保釣運動之中，柏克萊的運動主軸由單純民族主義愛國運動轉向基進，而出現三條運動軸線：「一是反政府，反對台灣的不民主，反對台灣妄自切斷中國的歷史。……二是民族主義抬頭，多接觸到近代中國的事物後，看到勞動人民一草一木建設了我們的國家，……三是反資本主義，……。」〔註21〕

左派留學生躍入運動的同時，2月5日中央日報的社論說：「現代日本沒有軍事侵略的政策」、「我們必須看清毛共『反美國帝國主義』與『反日本軍國主義』的口號，是以聳動中國人的觀感與心情而破壞中日韓美的合作為目的。〔註22〕」此外國民黨不斷暗示北美洲的保釣運動有「共匪統戰份子」在其中利用，亦即國民黨對於北美保釣的懷疑態度，讓保釣運動有了急轉直下的效果，較為右傾的劉俊源總結國民黨的措施：一由於從昏庸無能的駐外人員獲取錯誤的情報乃至無法對情勢作正確的判斷，二由於老大的作風低估了學生運動的力量，三由於退縮苟且消極的態度，使得參加釣運的留學生普遍懷有對政府不滿的情緒。〔註23〕」國民黨在校園的表現更是令留學生感到極度的反感，「打小報告，在人家汽車油箱裡放糖啦，或者半夜給人打恐嚇電話。那時國民黨特務和美國聯邦調查局都有關連，芝加哥登記遊行的同學，就半夜被FBI搜家抓走，說他收藏大麻。〔註24〕」讓非左派的不自覺的群眾出現兩個現象：「一個是跟國民黨決裂；一個是思想上的決裂。〔註25〕」整個運動逐漸與國民黨決裂而左傾跡象愈來愈明顯。

釣運中期主導者作法大概有三點：「一、稱釣運為一愛國的群眾運動，每個人必須參與而從中學習，『教育自己也教育群眾』。二、發起『一人一書』運動鼓勵寫信給國內親友，希望掀起國內全面性示威運動。三、因為1.30遊行後檢討發現『台獨』未參加釣運，因此藉機打擊『台獨』及『兩個中國論』。〔註26〕」從而各地保釣會開始興起座談會、讀書會、放幻燈片、油印刊物、向國內寄信等。國民黨對北美洲保釣運動的冷漠甚至打壓態度，留學生開始反問「運動方向何處去？」同時看到中共的對文化大革命的宣傳，看到樣板戲，看到社會主義勞動人民的朝氣，相對的，對台灣政令宣傳媒體起了懷疑，以及思想上的決裂，中國，成了一個更大的思想朝向框架，需要重新認識，重新學習。沈平回憶當初的轉變：「當我們開始有意識地去認識中國大陸以後，思想上的確起了改變。讀「五、四」時的作品，像巴金、魯迅等人的書；像韓丁的「翻身」；韓惊的出現；讀《西行漫記》；讀《活在新中國15年》，有人開始放棄學業，『讀書無用論』發生一定作用。〔註27〕」北美保釣愈接近4.10愈向左傾，而更多的老左派不斷躍入釣運裡，甚至香港來的僑生也加入活動，曾參加美國反越戰的台灣學生，由於更具運動經驗，實際運作起串連、組織的工作，進行民主集中制的實踐生活，自我思想及行動上的鍛煉，對於與國民黨的決裂愈加徹底。

3月13日美國59個保釣行動委員會分會共同簽署一份公開信列舉十條「最後通牒」予以台灣政府，要求國民黨於3月29日正式公告釣魚台領土主權，譴責日本與美國國務院，派兵進駐釣魚台，公佈與四家美國石油公司的合約，停止參加中日韓聯合開發海底資源會議，追究失職官員責任，不得壓迫國內外愛國運動，開放國內言論，報導有關釣魚台之一切發展。「並於接獲此信後，在5天內公佈於中央日報海內外版，香港時報及其他中華民國政府機關報紙。」並在信中最後要求「我們嚴正聲明，如果中華民國政府忽視民意，置此公開信於不顧，則將盡失海內外民心！〔註28〕」，「公開信」措辭對國民黨政府有諸多嚴厲的態度，如「明確答覆」「飭令駐外使領館」「當眾答覆」等，一方面說明了運動中的多數人對國民黨政府的不信任，一方面為4.10的遊行示威預伏了運動分裂的前兆，在此「公開信」的同時，3月16日另一份523名留美學者簽名的「留美學界為釣魚台事呈政府文」〔註29〕向政府提出四點建議，大致與「公開信」相似，然而其措辭卻是「懇切」「建議」「團結起來」「堅定地支持政府」，國民黨簡短的答覆523名學者的聯名簽署，對留學生運動基進的「公開信」則置之不理，保釣運動的左右分裂成為必然。

4.10遊行由全美各地來的留學生約有2,500人左右，李我焱為主席，「當日他配戴的徽章已不是美東保釣會所制賣的藍底右拳章，而是柏克萊所制紅底左拳章〔註30〕」等於說明了「紅色」左派學生已經主控保釣運動的主軸，4.10抗議主題轉向反美、日本帝國主義，反國民黨政府、反迫害等等，抗議遊行、呼口號、唱歌、發傳單、演講等，讓北美保釣運動達到最高潮。由於國民黨政府的遲疑以及打壓，4.10出現了「上書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保衛」「哪個政府能保衛釣魚台，就承認那個政府！〔註31〕」的聲音，在國家認同上出現的質疑，群眾運動開始了朝向政治運動的發展。保釣運動的主體議題並不在新大陸而在台灣，北美洲保釣運動卻拉起了政治意識，渴求一個強大政治歸趨，「它是知識份子希望有一個強大、有主權、為人民的政府的集體行動表現。〔註32〕」由於民族情緒上的抗議示威的目標遭到挫折，知識份子轉向更內向的重新認識，在前一期的重新認識中國的浪潮下，自己往何處去？自己屬於哪一個國家？成了運動內向式的政治轉化，選擇一個可以歸趨的政治實體，以護衛被掀起的民族主義情感。政治意識使知識分子自認為應該介入對「國是」的討論，4.10之後各地展開了「國是討論會」，討論的焦點置放在路線上的定論問題，即對中國大陸的再認識與保釣運動的立場。

8月楊振寧及何炳隸紛紛赴中國大陸訪問，楊振寧並見周恩來，回到美國後，向留學生報告大陸「民氣高昂」和「豐衣足食」，對中國的認同以及台灣的前途，民族情緒的擴張進一步讓留學生掉入更深的政治認同的混濁中，逐漸左傾的學生，面對更大框架的社會主義祖國，以及保釣的受挫，展開深化的檢討，「認識祖國運動」，認識勞動人民，認識49年後的中國歷史，企圖彌補1949年後的中國歷史的斷層，重新檢討「背誦的歷史記憶」，到底中國的土地上發生了什麼事？在理論上檢視制式的教化體制，卻揚棄掉僵化的傳統教育，轉向更趨反方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自我的民族認同以及思想模式上的絕然割裂，為了確定在政治上更純粹的正義性，中國大陸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象徵著對政府、對黨批判的革命正義性，而且中共在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實踐經驗指出了一條道路：「這條道路包括：第一，若要擺脫帝國主義的軍事和經濟侵略，只有革命一途。第二，若要革命成功，必須走人民戰爭的道路。第三革命勝利以後，第三世界國家應向中共學習，走自立更生的道路。〔註33〕」文革的運動經驗，感動了留學生的政治意識以及在正義、真理上的認同，保釣運動遂轉向了統一運動。

8月21日布朗大學的「美東討論會」以及9月3日安娜堡的「國事討論會」主張統一的左派學生主導了會議的進行，面對一個起於純粹的愛國運動，然而爭奪的主體卻又在遙遠的一方，左派學生認為必須要有具體的決議，否則運動流向情緒上的狂洩，在一陣的浪漫情緒洩盡後，終究流於平常，群眾仍歸於群眾。於是幾場國是大會上積極的教育群眾「認識中國」，安那堡的「國是討論會」就進一步通過具體的議案，「其中之一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為唯一合法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以236票對4票通過）」，極度傾向中共的學生要求與會者參加9月21日至聯合國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遊行。9月21日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似乎象徵著安那堡會議對保釣路線決議的正當性獲得肯定。9.21的遊行自然形成分裂了兩派的群眾，國民黨大量動員學生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而與左派學生遊行隊伍相撞，「差點衝突，群情激昂」〔註34〕。

9月底保釣運動的主導者李我焱、王正方、陳治利、陳恆次及王春生五人秘密進入大陸，由周恩來接見，但被《中央日報》刊登出來，國民黨一律將釣運份子劃歸為毛共，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扣帽子，刺激更多的留學生一批批進入中國。回歸、統一運動的熾熱在1972年燃燒了起來。

北美的保釣運動原本就建基於全球反體制運動的後期，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主義的宣傳，從美國電視的、影片的映像裡，中國成了一塊流血流汗的勞動淨土，台灣留學生面對這塊土地，卻是一個歷史記憶的空白，當全球反體制運動傚法著文化大革命的理想主義時，北美的保釣運動自然連結上重新認識中國、自我學習的內省運動，例如劉大任認為「問題根源在許多歷史狀況都是因為兩黨的殘酷鬥爭造成的，所以一定要結束分裂狀態。釣運轉到統運，是透過一個「認識祖國運動」展開的。〔註35〕」因為，「真理在海的那一邊！」〔註36〕

〔註12〕劉俊源《我所知道的留美學生保釣運動》，同注6所引書，p540。
〔註13〕王曉波《漫談留學生的政治氣候》，《時代呼聲》，台中，藍燈，1979.12，p92。
〔註14〕同上註，p542。
〔註15〕同注12，p542。
〔註16〕座談會《保釣人士聚首話當年》，《台灣與世界》，1985.11。轉引自《夏潮論壇》第7期，台北，柯水源發行，1986.7，p56。此座談會除了幾位用真名外，其餘以A.B.C.D..英文字母替代發言人，無法得知其在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大約可以揣摩其思考的態度。
〔註17〕水秉和《保釣的歷史回顧》，《當代》第2期，1986.6，p65。
〔註18〕楊肅獻《學生民族主義的昂揚－－保衛釣魚台運動》，同注6所引書，p82。
〔註19〕王永中《留美學界的保釣運動》，同注6所引書，p504。
〔註20〕同上註，p503。我沒有柏克萊《戰報》原始史料，然而從王永中的文章中，抽出其引用的戰報文字內容，重新比對整個運動的過程以及節奏，較為傾向政府的王永中以及劉俊源皆認為《戰報》是「左傾盲動者」、「毛共」的激進象徵，而從反面推演出，《戰報》文字內容象徵著左翼留學生正進行著釣運主導權的爭奪戰。
〔註21〕同〔註16〕，p57。
〔註22〕同〔註12〕，p545。
〔註23〕同〔註12〕，p544。
〔註24〕同〔註16〕，p64。此為夏沛然所言。
〔註25〕同〔註16〕，p59。此句為座談會中D女士所言，而顯然她是不自覺的群眾的一員。
〔註26〕同〔註12〕，p547。
〔註27〕同〔註16〕，p61。
〔註28〕全美各地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一封給中華民國政府的公開信》，同〔註16〕所引刊，p75。
〔註29〕《留美學界為釣魚台事呈政府文》，同〔註6〕所引書，p408-409。
〔註30〕同〔註12〕，p552。
〔註31〕同〔註12〕，p553。
〔註32〕同〔註16〕，p63。
〔註33〕同〔註17〕，p67。
〔註34〕同〔註12〕，p558。
〔註35〕平路vs.劉大任《釣運反思錄》，楊澤主編《70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1994，p146。
〔註36〕劉大任《不安的山－－記70年代的一次旅行》，同上註所引書，p76。我無意對轉向統運的北美學生做進一步的探討，一方面資料缺乏，一方面轉向統運的保釣，進入深沈的個人思想、信仰的轉換，這裡包含著對文革的幻滅、統獨的糾葛、左翼的路線，必須有進一步的回憶錄及口述資料，或著對運動過程中繃發出來的理論討論，才有可能深一層次的瞭解轉向了統運的保釣本質，有否影響到後期台灣的民主運動及左翼運動的發展，這是另外一個很好的議題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