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不容重演

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和內政部長黃昆輝各人一句要慎防外力（即中共）介入選舉之後，職司國內治安的調查局長廖正豪又說，調查局已在監控和中共不正常往來的人物。這句話使我想到美國前參議員麥卡錫的一句話：「我們不僅要清除那些赤色老鼠，也要清掉那些與赤色老鼠接觸、交往的人物。」麥卡錫主持美國參院「非美活動委員會」期間，不少優秀的外交官、公務員、文學家、藝術家、新聞工作者、電影工作者等，都遭受無情的身心迫害，被美國史學界引為當代美國最感羞恥、痛心的年代。

廖局長所說而最令人擔憂的是什麼叫「不正常」？什麼又叫「往來」？這種沒有具體定義的自由心證概念，最容易導致迫害人權，傷害自由。假若調查局用這種標準來看「匪諜」，那至少會造成國內六類人士的迷惑和不安：（一）往來兩岸的台商，因為為了工作順利，必須和大陸的黨干、官員甚至治安人員交往，可能還會成為朋友，那怎麼辦？（二）學術界人士，幾年來兩岸學術交流愈來愈多，大陸學界不若台灣自由，裡面不乏帶有瞭解、研究台灣內部事務的人，一旦接觸交往，是否會構成親共之嫌？據報載，政大國關中心已和由大陸國家安全部支持的中國社科院台研所簽訂交換訪問學者的計畫，這又該怎麼辦？（三）新聞界人士、派往大陸的記者，為了確保消息來源正確，交友不免廣泛，中共幹部也樂於與他們互探消息；（四）推動兩岸文化、藝術交流的人士，必然會接觸到中共官員；（五）海基會人員，負有促進兩岸交流、增進瞭解任務，主要對口單位又是台辦系統化身的海協會，那海基會在推動業務時，疑神疑鬼的能有何成效？（六）一些黨政要員，包括李總統親信友人，他們為了兩岸的緩和與合作而與中共高層接觸商談，不也都有「通匪」嫌疑了？

在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因扣紅帽子而造成人間悲劇的事例不勝枚舉，不是台灣的專利。美國支持下的反共軍事獨裁政權，從亞洲到非洲到拉丁美洲所在都有。1964年，印尼共黨政變失敗，而受牽連無辜被殺的人有二、三十萬人之多，大部分又為華人。在台灣也有兩個著名的案件：（一）孫立人事件，明明是國府與美國的政治鬥爭，為了將孫立人將軍拿掉，炮製了匪諜案將其軟禁；（二）余登發案件，余先生為黨外運動元老，又極具中華民族情結，不願與國民黨合作，在黨外運動萌芽之際，竟製造了匪諜吳泰安案將其入獄。當然，50、60年代因紅帽子理由被關被殺的人中，是不分省籍的，成為冷戰時代的反共祭品。

台灣在冷戰時代中，反共成為最高標準。台灣人民只知資本主義和美、日、西歐。馬克斯主義完全被禁不說，連人類寶貴思想之一的社會主義也受到波及，造成台灣知識界近三十年的貧乏僵化，世界觀裡更不知有東歐及亞拉非。近幾年來，我們都很高興戒嚴和冷戰都已走入歷史，不旋踵，紅帽子的幽靈卻又浮現，令人遺憾。依照過去的教訓和經驗，治安當局必須是也應該是寧縱勿枉，而避開寧枉勿縱，才是一個講求人道與人權的文明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