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事實是從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

戰後日本右翼並無任何懺悔之意，不但竄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並且企圖否認一切的戰爭責任，例如否認日本在盧溝橋開第一槍，也否認有陰謀侵略中國，征服亞洲，發動大戰的《田中奏摺》。國人不察，甚至以為是「學術」而附和之，成為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工具而不自知。上期我們刊出程玉鳳老師討論田中奏摺和蔡智堪的文章，這期我們又刊出沈予先生給程老師的信和吳瑞雄先生的通訊。務必讓日本的「戰爭責任推卸論」不能得逞。 編者

關於《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自民國二十年爆發「九一八事變」，國民政府正式以白皮書發表之後，日本指為中國偽造，真偽的爭論，遂持續至今年抗戰勝利50週年，史學界仍未有定論。由於陳鵬仁先生在「歷史月刊」及華視公開宣稱《田中奏摺》的不存在，以及蔡智堪的「邀功說」，引起蔡氏後人的憤慨，以其並無充分的證據，即任意否定先人事跡，誣衊為邀功而說謊，損及名譽，遂由「台灣史研究會」，於9月17日在「台大校友會館」召開記者說明會，敘說身為蔡氏後人的心聲，並由筆者發表論文，論辯蔡智堪抄取「田中奏摺」的史實。

次日，《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自立早報》、《民眾日報》、《立報》、《自由時報》等，皆以明顯的標題刊登，引起史學界的注意。此後，筆者即與張力、陳鵬仁、劉廣定等先生，在《中國時報》展開論戰，為時兩個星期。由於《時論廣場》篇幅有限，不能引證史料，暢所欲言，幾經刪減，有斷章取義之弊，乃暫告終止，將由筆者撰寫長篇學術論文，以證其實。

大陸學者沈予先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對於《田中奏摺》真偽問題頗有研究，曾發表《日本東方會議和田中義一內閣對華政策－－評〈田中奏摺〉偽造說》，及《關於〈田中奏摺〉若干問題的再探討》等文，立論精闢確實，頗有見地，他對於台灣的《田中奏摺》論辯，亦頗關心，來函與筆者討論，並提出其看法，頗具史家客觀論證的風範。若能結合兩岸史學界，搜集更多史料，釐清此事，使不再成為歷史懸案，誠為史界盛事。爰將沈予先生兩函錄之於後。

一

程玉鳳女士：尊函及大作《台灣志士蔡智堪傳》等，我於10月6日收到（因為該件9月30日寄到北京。研究所在10月初休假，遲至6日始看到）。拜讀傳記及論文後，深感你的求實治學態度之嚴謹，研究《田中奏摺》問題、蔡智堪生平極為深入、執著。傳記收入大量第一手資料，甚為珍貴。

函中提到「我受日本侵害的中國人」不能讓日本人的「偽造說」掩飾真相，竄改歷史；若能合兩岸之力量澄清田中奏摺問題，大筆直書於史書將具有重大意義，我深感這些均為真知灼見，反映台灣歷史學人的愛國情操。我十分欽佩。

尊囑先將南京國民政府所編《民國21年外交大事記》一書中顧維鈞於1932年11月24日在國聯的演說全文複印件，隨函寄上。

目前，貴地有關田中奏摺問題的爭論資料已粗讀一遍。感到爭論一方擬以蔡王兩篇回憶文章在抄取地點和傳遞方式上不同的陳述作為口實，否認蔡智堪所述抄取《田中奏摺》的事實（栽上「說假話」、「邀功」的由頭），以達到證明日本並不存在《田中奏摺》的目的。報端所載你的見解，看來也相當有理、有力。理所當然，這一場論戰為我個人及大陸歷史學界同仁所關注。今後，深願得悉論戰之發展、動向（近些年來，田中奏摺偽造說的活躍與日本否定侵華罪責、否認1931-1945年那場戰爭為侵略戰爭的動態幾乎是同步的）。

關於蔡智堪、王家楨兩位先生自述的價值、存在的訛誤和有待查證的地方，我在今年北京《歷史研究》雜誌第二期上發表了拙作《關於田中奏摺若干問題的再探討》，作了闡述。其中專門論及兩篇自述，批駁了全面否定蔡智堪自述的論點。

80年代初，我曾訪問王家楨先生，老人頭腦清晰。我得到的印象是，有關田中奏摺問題諸說法，均如自述，未有改變。看來，蔡、王兩點不同的陳述，似難以用「查證」的方法解開謎團。只宜收集確鑿之旁證，用論證的方法肯定蔡一方的說法可信或符合實際。

目前，可供運用的史料就是遼寧檔案館所藏的有關「蔡智堪活動的文電」一組九件（該館編：《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1991年版，第100-107頁。你在報上談話提及上述史料）。這一史料根據確鑿，無懈可擊；電文當中，說明了蔡智堪與我東北地方政府的關係（遞送日本政情，並反映蔡有執著的愛國之情操）；尤其《趙凌勳給張學良的呈文》（1931年7月15日）一件，蔡提供「緊急秘密情報」，說日本若槻首相改變滿蒙政策，發出「秘密趣旨書」，並稱他回東京後「即著手運動抄錄」「必須待（7月）12日星期日，咱可手著手抄錄，到時將詳細抄呈」。這是證明蔡智堪抄取田中奏摺的有力的反證。又如《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致熙洽籌電稿（1931年5月27日），附有《蔡智堪呈》反映他親自赴延邊探查「日人橫暴行為」因無護照而被東北軍拘留。這可證明蔡為維護祖國權益，常到東北活動。以上史料可以作為蔡親自攜田中奏摺抄本到瀋陽的反證，並可證明蔡從事秘密工作的工作方法。運用上述確鑿史料旨在證明蔡智堪自述有關親赴東北遞交抄件是可信的。當然，還可以繼續收集證據，著文論證其他方面的問題。（《蔡智堪活動的文電》史料，如需要當可寄上）

我以為徹底解開田中奏摺真偽之謎的主要障礙是戰爭結束時，日本大量銷毀其檔案文獻。這為戰後歷史學者帶來巨大困難。我想經過歷史學者實事求是地辛勤耕耘，研究田中奏摺的工作總會一步步推進的。願兩岸史學家共同努力，相互交流，獲取豐碩成果。

因擬盡快寄出顧維鈞演說史料，謹先作此簡單復函。順祝時綏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沈予　1995年10月5日

二

程玉鳳女士：10月7日寄上復函及顧維鈞史料三頁。因再讀《中國時報》報導「偽造說」論者的發言有感，特再致函談些愚見：

一、1987年大陸有個別論者對蔡智堪回憶文章提出「質疑」，試圖以否定蔡智堪所述為突破口來根本否定田中奏摺的存在。這同貴地「偽造說」論者的手法、論點基本上相通。《中國時報》9月23日載該人聲稱：「我相信王家楨的話，所以我說蔡智堪講話不實在。」這句話只表明這是其個人的主觀認識，他提不出之所以「相信王家楨的話」有什麼根據。也說就是說，他提供不出論證其「主觀認識」的證據。我以為這是其論點禁不起深入探討的薄弱環節之所在。

二、蔡王兩篇回憶文章既有共同的基本點，又在抄取地點、傳遞方式上有不同的陳述。我以為兩篇陳述的主要價值（學術上價值）在於其共同的基本點，它們相互印證揭示和證實了一個基本事實：即《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抄件得自日本，是「日本貨」（Made in Japan ），不是中國人偽造的。中譯本有若干訛誤是翻譯、整理當中產生的技術性質的問題，不足以否定上述基本事實。

當然，兩篇回憶文章的不同陳述是史學研究者應當重視，並努力研究以求澄清的。如果抓住這些而採取「攻其一點，不計其餘」的做法，甚至把共同的基本點完全抹殺，這不是歷史研究的科學態度。

三、史學研究者都知道，古往今來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都有過諸多的矛盾的說法。研究者的任務就是充分佔有材料，去偽存真，澄清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是從矛盾的陳述中清理出來的。」這是先哲總結歷史研究的一句名言。蔡、王回憶文章同一般口碑、回憶錄一樣，它們既有撰寫人親身經歷的事實，又有由於種種原因造成的訛誤。經考證、鑒別和分析，肯定其中的歷史事實，進一步收集旁證，充分佔有材料，廓清其中的訛誤，才是史學研究者應持的態度。只憑個人主觀認識，提不出任何充分的證據，而作出武斷的論斷，這是不足取的。對待蔡、王兩篇回憶文章，也要像史學研究者對待一般口碑、回憶錄類史料一樣，要認真鑒別、分析，把訛誤揚棄，讓歷史事實清晰地顯現出來，這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做法。

四、照目前的實際情況看，收集有關蔡智堪活動的資料比較容易。遼寧檔案確藏有該項史料。因此，上次復函提到：收集確鑿的旁證，論證蔡智堪所述為可信、符合實際，更為適宜些。茲不贅言。

現將遼寧檔案館編《九一八事變檔案史料精編》一書第100-107頁《關於蔡智堪活動的文電》九件複印寄上。（其中，六、九兩則尤為有用）順祝

秋安

沈予　1995年10月11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