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也主張過「一國兩制」

蔣介石要斯大林向中共施壓

台北《聯合報》於7月17日發表一篇《蔣經國與斯大林會談解密》的報導，公佈了一項50年前高度機密而今解密的重要史料。報導說，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自克里姆林宮取得一批新近解禁的史料，涉及中蘇關係和中國內部的國共關係。從解禁史料得知，1945年12月，蔣經國作為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赴莫斯科與斯大林會談，涉及兩大問題：一個是如何促進中蘇關係，一個是中國統一問題。

蔣經國「希望斯大林能向中共施壓，促使中共與國民政府尋求妥協，使抗戰後的中國得以統一。」關於中國統一，蔣經國表達的一個重要思想是：國民政府可以與中共和平共存，它的另一個說法叫「容共」。蔣經國告訴斯大林，蔣介石還提出了「容共」的具體計畫：同意讓中共代表參與政府工作；准許中共擁有16至20個師的軍隊，但是中共軍隊必須接受國民政府的指揮；中國若干地方政府可由中共負責，但先決條件是，中共掌握的地方政府，必須服從國民政府的命令。

據解禁史料，斯大林回答說，蘇聯政府承認蔣介石領導的政府是中國合法的政府，他讚賞蔣介石的「容共」立場，表示國民黨如能邀請「民主主義」分子參加政府工作，對國民黨本身也有好處。斯大林又說：「中共從未徵詢蘇聯政府的意見，如果他們不需要蘇聯的建議，我們又怎能告訴中共我們的想法呢？」從而委婉地拒絕了蔣介石希望蘇聯向中共施壓的要求。

斯大林的態度如何，我們這裡不必討論。引起我們興趣的是蔣介石關於中國統一方案的設計。這個方案，簡約一點說，就是承認中共可以負責一定區域的地方政府，可以擁有一定數量的合法武裝，中共代表可以進入中央政府做官。這在四年前，或者十年前，一定是一個大受中共歡迎的方案。所謂「10年內戰」時期，中共要爭取的，實質上不也就是這些嗎？那時候蔣介石不答應這些，發動了10年剿共內戰。在九一八事變日寇局部入侵中國的形勢下，還發明了「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來支持其剿共戰爭。七七事變，外禍日亟，日寇發動全面侵華。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時候，廝殺了十年的國共兩黨，終於秉持民族大義和「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古訓，握手言和，實現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合作、民族統一戰線幹什麼？民族敵人在前，需要共赴國難。這是國共雙方可以接受的合作前提。光有前提並不能造成合作的局面，如果國民黨繼續剿共，即使前提存在，合作也難以成功。國共合作成功的關鍵在於，將共產黨領導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又改名為第18集團軍）和新四軍，將陝甘寧根據地作為中華民國治下的陝甘寧邊區，此後在1938年1月，又有晉察冀邊區政府作為「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註1〕建立起來，這些是實現國共合作的基礎。打好了這些基礎，國共合作才能建立，才能做到大敵當前，共赴國難。所謂基礎云云，不過就是國民黨政府承認並允許共產黨可以負責一定區域的地方政府，擁有一定數量的合法武裝。有了這個良好基礎，才在全國打開了合作抗擊日寇的大好局面。

但是儘管合作抗日，國民黨並未放棄反共主張。雖然國民黨的政治和軍事實力在抗戰中都得到了發展壯大，卻不忍見共產黨的政治軍事實力在抗戰中發展壯大。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開始使其政策重點從對外轉向對內，在這樣的方針下，國民黨採取實際措施，在各地製造反共摩擦和慘案，開始嘗試用軍事方法清除要害地區共產黨武裝力量的冒險。有計畫地消滅皖南新四軍軍部九千人的行動，就是這種種軍事冒險之集大成。皖南事變引起全國和全世界進步人士的震驚，形成國共兩黨尖銳對立，幾成破裂的局面，成為抗戰以來全國政治注目的焦點。皖南事變善後過程中，國共雙方展開了政治、軍事的攻防戰，高潮迭起。所爭者說到底無非還是是否允許共產黨負責的地方政府和一定的武裝力量的合法存在問題。國民黨把共產黨作為中國心腹之患，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1941年2月10日，蔣介石接見羅斯福總統特使居裡時說：「幸告羅斯福總統，余第一目的為抵抗日本求得最後勝利，第二目的為阻止中國成一赤化之共產國家。」〔註2〕蔣介石要抗戰與反共同時並舉，國共合作的基礎還能長期維持下去嗎？

抗戰與反共並舉政策行不通

國民黨內對抗戰期間如何處理共產黨問題，是有不同意見的。王世杰、張治中等人都曾分別向蔣介石陳述過自己的意見。在討論發佈解散新四軍命令的會議上，意見分歧，連蔣介石日記也記載說「文人多主緩和，而軍人皆贊成」〔註3〕。皖南事變引起的緊張局勢，還是由於日寇的加緊進攻，才把國共關係緩和下來。這證明抗戰與反共並舉的政策是行不通的。1941年7月31日，王世杰與蔣介石的政治顧問、美國人拉鐵摩爾（Lattimore）討論國際局勢和中國形勢，提出了對待共產黨的設想，他說：「予謂如共產黨有誠意，不到處擴充勢力，政府或可劃定一特殊區域，允其在該區域內試驗其理想，並保留若干軍力，同時並允其參政中央民意機關。此種辦法並可作為戰後解決方案。」〔註4〕這個思考，實際上是按照共產黨的要求和中國政治的走向來進行的。共產黨當時所要求的並不是全國政權，只是要求承認自己開創的地方政權和一定數量的武裝力量，至於參政中央民意機關，則國民參政會有共產黨代表，是國民黨主動邀請的。王世杰當時身負國民黨中宣部長、軍委會參事室主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等重任，他在考慮共產黨問題時比蔣介石及魯莽軍人要現實得多。這個想法如果能在高層達成共識，順利解決皖南事變之善後，則對此後中國政治走向的善化和聯合政府主張的實施，可能會有積極作用。可惜此計不用，發展到後來就時不我待了。

王世杰這個思考被蔣介石接受並浮上檯面，是晚在四年之後。前引解禁史料說的就是這回事。比較起來，王世杰允許共產黨參政中央民意機關，蔣方案允許共產黨參加中央政府工作，條件要更寬鬆些了。但時移勢易，經過四年之後，頑敵日本已經投降，國共兩黨在中國時局中所處的地位與當初已大不相同了。國民黨的政治軍事實力在全國雖仍獨大，共產黨的政治軍事實力的發展卻要令人刮目相看了。它已經不滿足於區區幾個地方政權，而有問鼎中央的心願了。據1945年9月的統計，共產黨有黨員120萬，有軍隊127萬，民兵268萬，佔有地區104.8萬平方公里，人口擴大到1.255億，建立了23個行署、90個專署、590個縣（市）政權、佔有縣城285座。在這時候，蔣的方案對共產黨來說，顯然已失去誘惑力了。

其實，蔣的方案在向蘇聯提出以前，早在1944年就通過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向共產黨提出過；在1945年9月，又直接向毛澤東提出過。1945年8月29日開始的重慶談判，到10月10日簽訂《雙十協定》，個中已包含有那樣的內容。但10月10日協定簽字，10月13日蔣介石就發佈「剿共密令」，自己又把那個方案扔掉了。國共雙方軍隊旋起衝突。但是蔣介石並未做好武力統一的準備，又不得不繼續討論和平統一方案，而為了討論和平，又不得不先討論停戰。於是1945年12月20日，美國特使馬歇爾使華，負責調處國共衝突；同時，蔣經國受命趕赴莫斯科會見斯大林，要求蘇聯幫助壓中共就範。

歷史事實就是這樣：停戰終於沒有停住，中共也沒有輕易就範。不過四年功夫，中國大地上發生了翻天覆地大變化：共產黨從在野的、不被承認的合法政黨的地位變成了執政黨，許多民主黨派則變成了參政黨，共產黨從幾個地方政權中脫穎而出，成了中央政權的執掌者；國民黨則相反，它失去了整個中國大陸，蝸居台灣一隅，只保住了台澎金馬的地方政權。真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換了人間。主客異勢，何其不留情也。

但是，中國的統一問題並未解決。從前是中國國民黨從中華民國的角度考慮中國的統一問題，今天則是中國共產黨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度考慮中國的統一問題。

以上討論的歷史過程，如果換一個角度，即從中國統一的角度來考慮，是否給人一些歷史的啟示呢？

中共只要台當局接受形式統一

三年前（1992年8月），北京召開過一次海峽兩岸學者討論中國統一的學術會議。台灣政治大學邵玉銘教授在會上提出報告稱，中國實行「一國兩制」無歷史經驗可尋。我在那次會議上發表論文，提出在1949年前中華民國的歷史上，恰恰存在過類似「一國兩制」的歷史事實的。〔註5〕讀了前述解禁史料後，不知邵教授作何感想，他似乎應修正自己的看法，我則認為上述史料加強了我的論點。

「一國兩制」作為一個名詞及其完整的涵義，當然是歷史上不曾出現過的。它是中共為解決港澳台與祖國實現統一而設計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形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方案的提出當然首先是從國際國內大量的現實需要出發的，也應該說吸取了歷史的經驗。就今天中共提出「一國兩制」而言，它對國民黨及台灣當政者允諾的條件，比當初國民黨在大陸形式上開給共產黨的條件要寬鬆得多多。首先，明言「兩制」，即台灣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不要求它像大陸那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這就保證了台灣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不變更，其經濟制度可照樣運轉。當初國民黨政府只准邊區政府實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允許它在政治制度方面實行民主改革；要求在邊區批准國民黨的新縣制，各縣仍歸相關的省政府轄治，等於事實上取消邊區政府。其次，明言允許台灣保留軍隊，這與當初國民政府對共產黨的軍隊進行攻剿打殺，多次提出不盡情理的限制、整編，完全不同。再次，除了對外建交權外，允許台灣擁有廣泛的國際生存空間，以改善其與國外的經濟、文化交往。這個條件當初國民黨完全沒有給共產黨，以至於共產黨不能從蘇聯取得任何援助。蔣介石1941年初向美國駐華大使詹遜密告：「中國共產黨迄今未得蘇聯政府任何財政、軍火或人員之協助」〔註6〕，可作證明。說穿了，今天中共只要求台灣當政者接受形式的統一，其餘均可大體照舊。當初共產黨負責的地方政府，當然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承認蔣委員長的領導，並無不承認中華民國的表示。

我在三年前討論「一國兩制」的歷史根據的文章中說過：「抗戰軍興，國民黨政府承認中共及其所領導的邊區政府，邊區政府也坦然地以地方政府自居，不去與國民政府較一日之短長，不以中央政府自詡。這是國共雙方在理和勢上做出了冷靜地正確判斷的結果。」今天台灣當政者也應該從理和勢的方向上來思考「一國兩制」問題，再像蔣介石當年那樣作為主人，從強勢者角度考慮中國統一問題，那樣的歷史條件早已不存在了，是勢所不能了。

這裡討論的是中國統一問題，如果有人如李登輝者流以謀求「台獨」或「獨台」為職志，將要得到如何下場，那就不在本題討論範圍之內，而是另外的問題了。

〔註1〕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編：《抗戰中的中國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翻印，第371頁。
〔註2〕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三編《戰時外交（一）》，台北，1981年版，第550頁。
〔註3〕蔣介石日記，見古屋奎二編《蔣總統秘錄》，第12冊，台北，1977年版，第115頁。
〔註4〕王世杰日記，1941年7月31日，《王世杰日記手稿本》，台北，1990年版，第121頁。
〔註5〕拙文載台北《海峽評論》，1993年第2期；北京《統一論壇》，1993年第2期。
〔註6〕秦孝儀前引書，第5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