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持 人:吳瓊恩(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演 講 人:張麟徵(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裘兆琳(中央研究院美研所研究員)
李哲夫(盛頓天主教大學社會系教授)
龔鵬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陳毓鈞(文化大學美研所所長)
時 間:10月22日14時30分
地 點: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50之1號7樓
主辦單位:中國統一聯盟、海峽評論雜社
張麟徵:我想江澤民接受美國媒體訪問而做這樣的表示,基本上就像今天題目所談的是有其政治涵義。我就政治涵義來做幾方面的解讀:
兩岸問題兩岸自己解決
一、在「克江會談」之前表態。
(一)很明顯的意圖是藉此向美國政府表達,中國的對台政策仍未動搖,統一仍是國家的主要目摽,中共並不想以武力來解決兩岸的問題。雖然在接受專訪之前,在台灣海峽以北的海域舉行軍事演習,可是事實上仍是願意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兩岸問題,中共並非如此好戰,只要台灣没有出現「國外的勢力介入」或「本土的分離意識增長」時,中共就不會動用武力。
(二)向美國表示中共將以什麼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完全是取決於台灣政府領導人的決定,只要台灣願意談,中共隨時可以坐上談判桌,如果台灣選擇「分離」這條路的話,中共並不忌諱以「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
(三)明顯的向美國表示:「對於兩岸之間的事務,美國最好不要插手,兩岸的問題由兩岸自己解決。」當然美國政府長期以來表面上還是執行這個政策,但隨著時代的不同,美國執行這個政策在積極性、消極性可能會有不同。
70年代美國跟中共建交之後,對於台海兩岸問題的處理上,先是對台灣維持不錯的實質關係,然而基本上重點則是放在中共身上。戰結束之後,美國的政策有些調整,因爲「中共牌」在後冷戰時期已經不再極爲重要,不過在國際社會上還是一個強權,例如在東亞事務上,是美國必須諮商的一個對象。因此中共的地位終究是與冷戰結束前是不一樣的,而台灣方面在冷戰結束後的内政情形也有不同以往的演變。
美國、台灣、中共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便是「分離呼聲、台獨氣焰越來越高」,使美國的政策可能搖擺在所謂「理想主義J、「現實主義」之間,在「現實」上是不可忽視中共的重要性,而從「理想道德」層面來講,台灣這幾年的經濟進步、政治民主化,符合美國的價値觀,所以在兩岸問題上美國有意、無意對台灣有些偏袒,尤其從1992年之後,首先打破了《八一七公報》軍售的限制,對台灣的軍售做出對《八一七公報》不同的解釋,雖然中共有所反彈,但不是很強烈,直到最近台灣政府所推動的政策如「參與聯合國」、「元首外交」等等,更是讓中共難以接受。
在「元首外交」方面,就像江澤民這次接受媒體訪問一樣,表現得非常悻悻然,總覺得美國耍了他一趟。原以為美國絕對不會讓李登輝到美國訪問,可是不旋踵便改變了態度,雖然克里斯多福表示國會的壓力很大,但事實上國會的壓力與行政部門的決定,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所以江澤民的不滿是有其理由的,至少覺得是被美國耍了一招,因此江澤民的談話即是嚴重警告美國在台海兩岸問題上,不要再耍任何招數。讓兩岸的問題由兩岸自己來解決。中共願意和平解決問題,就如同《八一七公報》所說的一樣(美國承諾對台軍售的限制,中共方面願意以和平方式來解決台海問題),希望大家能夠回到《八一七公報》的精神上。
二、顯然是衝著台灣而來。
(一)即是說給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媒體聽,國際社會相信中國有與台灣理性和平解決「内部問題」的誠意;也可以說給台灣聽,就是胡蘿蔔跟巨棒的政策,在中共的手裡可以應用自如的。在兩次軍事演習之後,對台商表示回到「江八點」,因爲「江八點」是希望兩岸的領導人互訪,以緩和先前劍拔弩張的氣氛。
(二)回應李登輝先生今年9月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的「歡迎江澤民來台訪問」談話,可是中共並不清楚李總統講這些話是謀定而動,眞的是想要請對岸的領導人來看看呢?還是演講到某一個程度不小心出了這句没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話也說不定。
首先,在消息披露之後,我們不得不對江先生的談話有一些聯想,就是經過了幾次的軍事演習、武嚇,及一系列的文批,甚至於中共新華社以高八階的語調揚言「要把李登輝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裡」、「不以李登輝爲談判對象」,如此嚴重、侮辱的話之後,江澤民顯然改換了和緩的口吻,似乎兩岸協商大門敞開,使兩岸關係低盪現象出現了轉圜的空間。
本來我們從中共一系列的文批、武嚇之動作裡解讀,中共不應該、似乎也不把李登輝作為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一個談判對手。後來為什麼作了這樣的一個改變又點名李先生呢?是不是江先生和我們李先生一樣,對於媒體記者採訪的時侯,没有看稿,他對自己有相當的自信。所謂「台灣的領導人」,在檯面上就只有李登輝先生,而未來在檯面上呈現諸多的民意調查看來,在明年3月總統民選,李登輝還會當選,所以是不是這個原因而使中共有這樣的轉變,表示願意互訪的態度。
又回到「江八點」
我們知道中共與台灣並不一樣。大陸再重要的談話,内部須事先做出整個的籌畫及沙盤推演,對於「領導人」與「李登輝」這幾個字之間,事實上是没有什麼差異,只有象徴意義的不同,就是對李登輝先生非常的不以為然,又被迫必須與他做一種溝通,否則兩岸的問題不能解決。所以從中共的說法變更上不難看出中共的難處,就是說李登輝是没辦法避免,但也不願讓台灣方面解讀得太樂觀,因為國民黨解讀說這個對李登輝的競選連任是有助益的而陸工會的說法卻不一樣,這樣把所有的壓力都加諸在李登輝身上是很危險的。
但是無論怎麼解讀,一個共同的看法就是認為江澤民先生的談話似乎使兩岸的氣氛有所緩解,因為一切又回到「江八點」的起點上。對於李登輝先生無論喜歡不喜歡,似乎非得和他溝通不可。中共爲了避免過於樂觀的解讀,所以中共做了文字上的修正。當然我們這邊解讀的時候,也故意跳過一個問题故意不去談,就是江澤民在他的談話裡頭提到的兩岸什麼都可談,唯一不能談的就是「一中一台」、「兩個中國」,或者「台灣獨立」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能談的先決條件,就是要台灣方面能夠接受「一個中國」。
自從「江八點」發表以來,我一直呼籲政府應對某些關鍵性的問題做出回應,在做了回應之後,我想有很多的情勢發展可能會不同。最關鍵性的問題是「一個中國」。「一個中國」如果我們可以給予回應再加以一個條件,就是各自表述。但是無論「江八點」也好,或者是現在江澤民的談話也好,我們這邊都刻意迴避去觸及「一個中國」的問題。這是讓中共方面覺得非常不愉快的事。江澤民先生的談話也向我們很明顯的提出來一個問題,就是說談「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台灣獨立」這些問題的話,任何一個中共的領導是没有辦法接受的。因為中國大陸在高漲的民族主義的情勢之下,任何一個領導人在台灣問題上做出不當的讓步,是無法面對12億同胞的。
在江澤民先生的談話之後,我們看到的是相配合的黃海軍事演習,這個軍事演習可以說是彌補前兩次軍事演習的不足。前兩次的軍事演習一次是飛彈,次是火炮實彈,這些都不是傳統戰術所應用的,但在黃海軍事演習中,是傾向於所謂傳統軍事戰的操演。雖然距離台灣遠了,我們不應該將其解讀為中共的飛彈越打越遠了,對我們是越來越没有威脅了。
江澤民先生的談話之後,繼之有黃海的軍事演習,是表明衝著台灣來的。也是清楚地向台灣顯示,如果台灣還不願在解決兩岸關係問題上,或是原則的問題上,不與中國大陸溝通的話,恐怕留給中國大陸的選擇就不多。爲何這麼說呢?因為從最近中共對台灣問題的一些反應可以看出來,中共對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急迫感是與日俱增。
在早年,中共的領導人說台灣問題不必急可以等五十、一百年解決都不要緊。這幾年來由於台獨的聲浪高漲,我們一再強調主權在民,明年3月又有總統的直選,在在的發展都指出來,如果再給台灣更多的時間的話,走向分離的這一條道路是愈來愈明顯,而這條道路可以說是愈往前走,愈難以回頭。在今日的中共來說,對於解決台灣問題的時間急迫感可以明顯感受出來。造成今天的情形,我覺得我們内部要做一個檢討,一方面是我們對内政,一方面是我們對外交的問題。
在内政問題上,最近這幾年來我們對於國家認同的問題,我們有非常大的一個放任。刑法一百條修正了,現在我們講獨立、分離已經没有關係。除非你訴諸行動,否則都不罰,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助長了分離意識的上升。而且我們也看到執政黨,在在野黨壓力之下,爲了選票做了許多讓步,很多的政策恐怕都値得檢討。
在外交上,最嚴重的政策就是爲了選票或是意識型態,而吸納了在野黨的一些訴求。例如「參與聯合國」、「元首外交」,無論參與聯合國或是元首外交,民進黨的熱心猶過於國民黨。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與對岸的一些問題之解決便愈縮愈小,而且讓事情變成没有什麼迴旋的餘地。只要我們回頭看一下,就知道我們做的一些所謂的「務實外交」,其實都不務實。因爲進入聯合國要一百二十個以上國家的支持,如此大家都知道我們是進不去的,而推動這個政策怎麼可以稱爲「務實」?不過是把島内的台獨、統獨的紛爭延伸到國際舞台上,只不過是讓台獨的陽謀能夠去推行而已。「元首外交」也是一樣,從去年的參加日本亞運開始,我們就在向不可能挑戰,去年没有挑戰成功,但是今年(訪美)挑戰成功,後果是讓人感覺不如不去反而對我們較有幫助。
凡事要能往壞處設想
因此我們看到江澤民先生的談話,應該要瞭解他政治用意是什麼?從現在開始到明年3月的大選,這一段期間内將有很多的變數,當然對在野黨大黨如民進黨或者執政黨的國民黨,他們都希望兩岸接觸,特別是高層的接觸,在明年3月總統選出之後時機比較恰當,因爲對他們來說無論誰當選都比較有民意基礎去跟中共周旋,而對中共來說,江澤民在兩岸關係低落到空前的狀況下,他突然改變態度願意高層的互訪,能夠在明年3月以前對台灣的選舉有一些影響。
(三)另一個信息在我們解讀的時候也應注意到,就是江澤民的這些談話在武嚇、文批之後,是對台灣表示善意,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他在中共内部的地位已經相當穩固。雖然台灣有很多人分析江澤民大概還不能整個操控中共的軍方,但是大致來講,他已把部分人馬安排進去,像遲浩田、張萬年。
我們常常把事情的發展往我們希望的方向去解讀,我覺得是很不健康,譬如對江澤民先生到底在中共的權力是否鞏固?我們卻一直是說他還没有穩定,等到他穩定之後,我們再和他會面。但是美國的解讀可能不一樣,認爲江澤民的地位已經相當的穩定了,即使在鄧後也不會出現太大的改變。因此我建議政府凡事要能夠往壞的地方想,可能比往好的地方想要來得好。
裘兆琳:美國的媒體在過去一年多來對中華民國各方面有正面的報導,因此對中共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和實際壓力。曾經有位德國駐北京的特派員表示,在大陸要訪問中國的領導者,會被先告知他希望被訪問什麼題目,即令是即時式的訪問也一樣,我想中共是希望採取主動。我們看到中共在國際媒體或是美國媒體上出現都是中共倒楣,中共做了很多惡事,不管在人權或是在國際核武擴散等等各方面都是中共的問題,而且美國的媒體包括News Week、《時代》周刊,在月底的時候刊出一個專文,其中認為應該對中共加以Containment,中共對這個很不高興。
其他英美重要雜誌,如《經濟學人》、《紐約時報》都刊出主張該要圍堵中共的文章。中共採取相對的因應對策,就是找出這些雜誌的競爭者,給他們主動訪問。這個用意是希望採取主動以影響美國媒體對他們的一些負面報導,更是希望藉此做一些澄清。
假如諸位有機會看到US News and Wolrd Report跟News Week的話,就可以看到裡面有非常詳盡的報導。其中包括江澤民是一個非常多采多姿的人,他懂得許多國家的語言以及各種音樂,同時他唱的歌也不錯。
記得在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發表了「葉九點」,那時國内感覺到這是中共統戰陰謀,事實上「葉九點」在那個時候,甚至在今天我相信也没有很多人瞭解「葉九點」的目的是什麼?
在1981年秋天,中共因爲美國準備出售F16戰機給台灣,雙方的關係便開始交惡,接著中共就準備對美國施壓讓未來對台軍售的質與量做些限制,並且希望美國訂出一個明確的時問表來停止對台灣軍售, 並在「葉九點」裏給美國一個下台階。1982年8月17日的《八一七公報》裡面,美國相當明白葉劍英發表「葉九點」是代表中共未來對台政策的大政方針,是走向和平的一個方式。大政方針基本上是不會改變的,因此美國覺得没有必要在台灣軍售問題上再與中共起爭執,最後在質和量都設限了。
「江八點」及過去的幾星期來江澤民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等美國媒體的談話,基本上是要塑造一個和平的氣氛,日前他在訪問中也希望美國做出一個新的承諾。所謂新的承諾,以美國來講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之下,不可以做這個、不可以做那個等等,目前所有訪問的意義,除了針對台灣、中共内部、及美國以外,除了影響媒體之外,也希望能夠影響民意及美國國會對中共的一些完全負面的看法。最重要的還是希望營造一個和平的氣氛,在這個和平氣氛下,接著要求新的承諾。
目前我們最擔心的是會不會有第四個公報?根據錢部長的說法及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講法目前不會有第四公報,然而我們仍擔心會不會有共同聲明?雖然不是第四公報、也不是聯合公報,但會不會有聯合聲明?目前美方的說法是不會有共同聲明的,不過我們還是擔心會不會有記者會呢?目前爲止國務院表示没有舉行記者會的凖備,究竟是不是雙方的交談就會變成無言的結局呢?旣然什麼都没有一個公開的儀式,我想基本上未來幾天便可明朗。中共外長錢其琛及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還會有另一次的會前會來探討雙方的主題。
很顯然的,中共在江澤民的談話裡面表明討論的問題是台灣問題,美國事實上就完全處於守勢。新聞媒體的報導給全世界的感覺就好像美國做錯了一件事,不斷的耳提面命,要求他不准再犯,可是美國礙於國内的民意和政治的運作,何嘗不希望透過這次會談,把美國所關切的問題包括中共人懽、中共出售飛彈、核子武器、科技等等給伊朗等等這些敏感國家的問題,做一個全面的探討,同時也希望雙方的關係能夠回到今年5月下旬之前的關係。
落實的協議並不多
這一次「克江會談」很可能和1993年11月在西雅圖時一樣,也是因為中共和美國的關係在1993年的夏天,美國認為中共出售M-11飛彈給巴基斯坦的銀河號事件及中共爭取2000年奧運失敗;雙方之間的關係開始跌到谷底。那一次就希望「克江會談」能夠談出一個結果來,那次會談共花了90分鐘,會後雙方共同發表聲明,聲稱雙方在友好氣氛下所交換的意見非常有用、具有建設性。不過1993年11月在西雅圖的「克江會談」並没有什麼戲劇的進展,反而是在克林頓和江澤民見面的時候表情相當嚴肅,原來克林頓在1992年競選總統的時候,表示他當選總統之後不會縱容從北京到巴格達的暴君,没想到他當選之後還是必須和暴君周旋,而且還喪失自己的立場於最惠國待遇談判。關於中共的人權問題,非但没有任何進展,反而是一個倒退的狀況,這之中原因很多。
8月1日以克里斯多福和錢其琛在汶萊見面時,克里斯多福主動提出未來希望促成雙方領導人的碰面。熟知國際事務者並不會給予高峰會議太大的期望,基本上這只是最後雙方領導者一個會面而已。所有一些基本的工作都要事先做好,顯然目前雙方的這些工作都還没有做好,所以雙方的外長都要再舉行會談。不過國際談判達到協議之後,並不是所有的協議就能夠白紙黑字簽下來實行。
1975年季辛吉語重心長的講了一句話:「1975年是美國從越南戰爭狼狽的逃出來」,尤其在1973年美國經過千辛萬苦在巴黎簽訂和約,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所謂越南問題,最後談判歸談判,戰爭還是照打,所以季辛吉說他看過世界上有很多協約簽訂之後,事實上能眞正落實的協議並不多。
即使没有達成協議也不表示兩者之間没有什麼重大的默契。彼此之間有默契用不著見面,對於「克江會談」有没有結果?我覺得不必要有太多的考慮,假如眞的有一些重大突破或有一些出賣台灣的重大事情,今天我們已經聽到美國國務院聲明過:台灣不會在一覺醒來之後才發現被出賣了,不過台灣已經被出賣多次!所以才造成對第四公報的緊張、敏感,也如此外交部才會說我們國内一直是自己嚇自己。
目前國內最關心的是「克江會談」以後的發展?大家盡想「克江會談」可能的後果怎樣,如果不怎樣的話,又是何種情況呢?下一步我們又應該如何應付?
如果中共達到他想要的目的可能會安靜一陣子,不過看來中共並不會對美方有具體的承諾,我覺得中共即使公開承諾,並且「克江會談」是在一個默契下的協議,而這個協議就是有條件的協議。從上一回錢其琛和克里斯多福會面之後,雙方各說各話。就高層的訪問,美國說是這種事情會稀少的、不會常發生的、非官方性質的,不過在未來的一年内,我個人的感覺,如果說我們最高的領導人要再訪問美國的話,這個機會雖然不等於零,不過相當趨近於零。
美國要求中共不賣武器給第三世界敏感國家,終止出售核子反應爐給伊朗。中共表面上答應,可是錢其琛又各說各話,他說:「我並没有同意終止,而是暫時停止。」因爲核子反應爐興建的廠地還没有找到。這一個找尋可以找五年、十年,可以永遠找不到,這個找可以今天找不到但明天就找到了。美國如果再度邀請我們的領導人,中共也很可能把他在其他國際政治方面的一些默契檵續去做。未來我們不要只看到表面上的問題,要看實質問題,要看未來的發展。
兩次導彈之後,國内的媒體很喜歡訪問美國決策者或者到訪的人說:「如果台海發生戰爭,美國會怎麼做?」今年9月我到維也納參加一項國際會議,剛好美國國防部主管政策的副部長對美國未來海外用兵提出七個重要的前提與考慮。基於時間關係,我只能講一點,也就是即使美國未來海外用兵,首先要看是否用盡了一切和平的方式,如果是用盡了一切和平方式還不成的話,美國再來考慮對外用兵。
未來兩岸的關係是打?還是談?依我估計即使有《台灣關係法》的底限,很可能雙方會採用和平的方式。我想國内是不希望有任何戰爭發生,所以我們解讀江澤民的這幾點及「克江會談」,最重要的還是我們要把握住自己和平的契機。
龔鵬程:剛剛兩位先進都從中美關係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而我是一個研究文學的人,當我看到這談話時覺得非常的有趣,因為這些談話表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即是語言自我瓦解的功能。譬如《聯合報》前幾天做了一個統計表,表示李總統過去談過多次要邀請江澤民先生來台訪問;列出一個統計表說明從民國83年9月至今,總共講了九次,其中最少有兩次明確的邀請中共領導人或者是江澤民到台灣來看看。
李總統眞的歡迎中共領導人到台灣來看看嗎?其實不然,他的目的是說你不會來、不願意來、不敢來、不想來,所以故意這樣說。等到人家願意來的時候,怎麼辦呢?只好用另一個話來講,語言的第一個功能就是虛飾功能,即是講這個話的意思是假的、是裝飾性質,就像民進黨歡迎江澤民來,其實是歡迎中國的民選總統來台灣,目前没有中國民選總統,所以歡迎他來,其實就是不歡迎江澤民來台,這就是語言的一個虛飾功能。
語言的自我消逝功能
預估李總統選舉一定可以選上,於是將江民要來台灣的事情轉移一個方向變成李登輝競選下屆民選總統的一個工具,於是江先生要來台灣的問题在國民黨内部就變成李先生競選總統的一個大利多。因為江澤民還是以他爲對象,没想到對方馬上就修改歡迎「台灣的領導人」到北京,不以李登輝對手,這該怎麼辦呢?於是出現了語言的第二個功能叫做語言的自我消逝功能,自我消除、自我虛飾,就是當語言轉折的功能没有辦法達到目的時候,提出另外一個東西來解消前面的談話。
譬如說李總統一再歡迎江澤民到台灣看看,可是現在再說這個問題,再問說過去我們不是說歡迎他來台灣看看嗎?兩岸的頜導人不是可以見面進行談話?我們就說時機不成熟。我們聽到每一句話都非常的含糊,不清楚他的含義在那裡,要就是不要,歡迎就是不歡迎,願意繼續做就表示他不要做。這樣語言的一個重要功能就被完全顚覆、瓦解、崩潰。所以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我剛剛所講的不是玩笑話。
過去我們也是堅持一個中國,還是講中華民國,來展開海基、海協的談判,中共也知道你講中華民國,還是願意繼續談判,是什麼緣故?因為他認為兩岸之間還有一個互信的基礎,當我們的語言產生了一個扭轉滑溜以後,兩岸之間的互信基礎就會崩潰,這是海峽兩岸造成非常緊張的一個因素。
其次就是說在這些談話之中,語言的歧意及誤解正在逐漸被擴大。什麼叫語言的歧意和誤解呢?語言本身可以做多種的解釋,歧意就是分歧意思。本來在語言的溝通中就可能產生很多的誤解,可是一個有效的溝通應該是盡量減少語言的歧意和誤解,可是現在往往不是,而是盡量採取一種缺乏溝通能力的言語,我們所有的講話多半只是自我表態,自說自話,盡量去選擇一些對方不能接受的話。如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與大陸是分裂分治的。我們對於分裂分治有自己一套的看法,大陸的認知也有其一套的看法,爲什麼我們不能轉換使用一些更能夠避免誤解的言語呢?
現在兩岸對於言語的誤解及歧意正在逐漸擴大,如江澤民講的一段話,本來語意相當清楚,可是經過陸委會、陸工會和行政院的解釋之後,大家愈糊塗了。
另外我們忘記了語言有它的實踐性,就是我說我要喝水,這句話可能是表達了我的意願,同時也表達了我行動上的可實踐性,表示我要喝水這件事有行動意義。他們忘記了語言的實踐意義,譬如江澤民說他隨時願意到台灣來,我們好像要應付他這段話,我們好像只要去解讀完了以後就没有事了。我們都忘記了語言有其實踐性的功能。就好像過去中共常常說台灣如果如何如何……,我不放棄使用武力,可是每個人都不相信,覺得中共是隔海放話,從來不覺得這段話有其實踐性,等到飛彈打到台灣附近的時候,才會這麼恐慌,忽然之間發現中共眞的玩眞的。
兩岸溝通用語一定要清晰
語言本來是虛假的,大家只是講話而已,大家都忘了這些。常常對於很多事情都是拖、不相信,或者解讀完了一遍就各說各話没事、講講立場就没事了。這是台灣過去這些年來所有的兩岸關係的思考和政策的一個基本模式。我們的政府從來没有因為推動務實外交如到美國去訪問的這件事情,總統、元首要走出去,要達成不可能的事,在他的想法當然是很好,但是原先因為錯估了整體的形式,也忘記評估中共可能的反應,所以造成了今天這樣的一個效果,使得我們每個人口袋裡的錢都薄了。
主政者從來都没有道歉,都是把這些民怨轉移到中共的不當打壓,這樣的做事人家會有反應,你難道不知道嗎?這個主政者是不是不負責任呢?我們總是把這個問題轉移。我們看到中共對我們的台灣經濟確實有影響的時候,或者是内政有問題的時候,就說是中共介人。我們的金融如農會、信用合作社發生問題,那麼高比率有問題的,而我們的反應說為什麼到最後有問題,就說一定是有匪諜,充份使用了轉移的功能。下面我想談些比較積極的問題:
第一、兩岸之間應該重新重視語言溝通的價値與意義。當我們表達我們意見的時候,我們要清晰、穩定而正確。不能夠忽然間東講一段、西講一段,到處亂放話,講錯了又不更正,而別人有所質疑時就說別人是混蛋、台奸、是中共同夥、是匪諜介入。每一個政治人物都要為他自己的語言負責任。
「民無信而不立」,政治上應該重視語言的溝通原則,重視語言的互信,對內也要讓民衆相信我知道你在講什麼,才不會產生說要統一說了一百三十多次,爲什麼大家還覺得他在說謊。因爲這個語言讓大家覺得你說要統一就好像不要統一的樣子,特別是在兩岸溝通上,語言上的溝通一定要清晰、穩定跟凖確,當某些語詞雙方在認知有差距的時候,我們應該想辦法尋找到一個比較中性或者更明確的語言方法來尋找雙方可以溝通的基礎,這才是有創意的、有建設性的,不能一味的抹黑或者放任這些語言無限擴大。
第二、兩岸關係應該做一個調整,譬如爲什麼江澤民談的一段話是兩岸的關係,而陸工會的解讀為兩岸的發展都集中在李總統身上;而陸委會的解讀爲可見他相當重視李總統的地位,我們爲何如此的解讀呢?就是因爲我們過去幾年在討論兩岸關係的時候,一直缺乏眞正的兩岸觀點。我們都是内政觀點,從台灣本身的發展上來看,然後把大陸兩岸關係視爲將來慢慢解決的事情,我們先處理台灣内政,在兩岸關係對台灣產生影響的時候,才應付一下,從來没有在兩岸關係的架構下來思索台灣未來的發展性。
從兩岸關係上來思索台灣的發展,譬如說台灣經濟的發展,從與大陸兩岸的關係來思考未來台灣經濟的發展性,而不是從台灣本身經濟的發展上來看兩岸的關係怎麼樣,如要不要根留台灣?要不要到大陸上去投資等等?不是這樣的處理。這種內政觀點把一種内視性的看法影響到我們整個政策。所有大陸的談話,我們都把它轉移到内政,所以我們在内部尋找敵人,這樣的觀點如果不調整的話,將來台灣絕對無法妥善的處理兩岸關係,更不可能找到台灣的未來。
第三、我建議我們應該重視語言的實踐性功能,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應該眞正面對現實、面對問題,不要只是耍嘴皮子而已。想出一套辦法出來不要直航,從來没有想到過要怎麼直航,這樣的處理方式從來不曾眞正的面對問題,大都是在語言上放話而已。「江八點」提出以後,搞了半天,弄了一個「李六條」。而「李六條」到底做不做?從來都不做。把語言的實踐性不當一回事。
第四、我們絕對不能把希望寄託於他人,今天我們討論江澤民訪台,他的談話因爲是面對美國記者談,又因為他要去美國,所以談話勢必涉及整個大陸與美國及美國與台灣的關係。我們可以去揣測、了解、研究美國對台政策的態度等等。但是我們從過去說到現在,我們面對中共的思考,我們往往把希望寄託在美國會保護我們、美國會出兵、美國絕對不會接受中共的要脅。
我們會找很多理由來安慰、說服我們自己,說美國絕對不會爲自己的利益而順著中共的意願。但是這樣談有什麼用呢?萬一發生了呢?如這一次我們絕對不會一覺醒來就覺得又被出賣了,可是下一次呢?對於中共或者美國基於他們本身利益的考慮,這一點我們旣不能希望中共忽然之間恍然大悟而接受了我們的一些條件,也不能夠相信美國不會有其他的考慮。我們應該面對我們自己的問題、面對我們自己的需要,設計我們自己的政策,不能夠寄希望於他人。
第五、江澤民訪台談話發表以後,我們的行爲有點亂了方寸,各個機關部門隨意的放話。過去這樣,現在也是這樣,將來面對兩岸關係愈來愈複雜、棘手的過程中,我們應如何來應對呢?我個人有一個建議,就是希望政府行政部門不要再隱瞞事實。我們與大陸的整個經貿發展、和大陸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不要老是挑雙方有敵意的關係來擴大,在雙方共同發展經濟,互利、互相配合的地方卻不談。必須包容經濟、文化、民族感情等複雜觀點,而不是單一主權政治分配的觀點。
另外我們整個政策發表過程有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出現,一個大的政策談話,私底下的行政部門卻找一大堆理由來辯護、圓謊,或者圓滿這些語言的功能。這完全違背了公共政策的原理,特別涉及這麼複雜的兩岸關係。現在李總統說要邀請江澤民來台訪問,這個話已經講了兩年,為什麼行政部門從來没有好好分析,我們要在什麼情況下邀請他來?能不能邀他來?邀他來幹什麼?而當對方願意來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完全不曉得要他來談什麼、看什麼?行政部門反而慌了手腳,上面講了一個話,下面該怎麼辦?我們的政策應該倒過來,上面的人不要亂講話,底下的人好好做各種分析、各種情況的研判跟評估,再根據這些研究及分析來制定政策。
搞不清楚「我們」是指什麼
李哲夫:我是台灣嘉義長大的,在海外已經生活了30年,我這第一次回到台灣客座任教就待了一個多月,在這一個多月的期間,我發現台灣有很多時候在講我們、我們剛才的幾位教授都講到我們,我開始對我們的定義感到混亂,我搞不清我們台灣在講我們是指我們中國人、我們的政府、我們台灣入、我發現在我聽起來有時這個我們也把政府包括進去了。
我非常贊成龔教授的說法,特別是台灣這一邊更是會玩弄語言。我們對於兩岸關係不是在分析對岸採取什麼態度,把我們的什麼利益犧牲或者是美國把我們台灣犧牲掉,美國會犧牲掉我們什麼利益,是犧牲總統府的利益還是我們老百姓的利益呢?我們到現在也没有搞清楚。台灣認同的錯亂問題在我短期回來以後帶給我很大驚奇,這個問題没有釐清之前,我們没有資格與對岸談,我們自己要做什麼人都不知道,如何和對岸談呢?
今天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些鄉親、前輩的人是否願意做中國人,要不要繼續做中國人;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希不希望看到兩岸武力衝突?第三個問題是台灣有没有什麼眞正人民利益的理由來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三點弄清楚就好談了。
台灣認同問題的錯亂,不只是國家民族的認同,電視上三台的廣告裡面,從喝牛奶、買汽車、跟吃藥都有洋人做廣告,講的是講不通的中文,人家看起來還很舒服呢!演娛樂的有很多就像我的孩子一樣叫做ABC,美國生的回台灣演戲,中文講得不好,觀衆還認為相當可愛呢。我回台灣這短暫的時間裏,我已感覺到我們没有把這個認同問題整理好。而我們和對岸談,要談什麼呢?自己都没有立場談什麼嘛。現在不只是國家民族的認同的問題而已,文化上、思維上自己要做什麼人都搞不清楚,我們把這個都傳到第二代身上了,第二代都搞不清了,從娛樂界的那些年輕人就可以看得出來,往往中文講不好的,有洋腔還顯得更受歡迎。
我們如果失去自己的文化根、失去自己的傳統認同根,没有談的餘地而只有挨打的餘地,台灣的二二八會再出現。當初兩岸有誤解,今天我們繼續再加深歷史上第二次的誤解,然後等到兩岸非得統一的時候,我們的後果眞是不堪收拾,所以現在要把自己的根拔掉的人、要告別中國的人,這些人是台灣的禍源及將來歷史的禍源。
第二點,我覺得我們老百姓太乖了,今天大家在選立委、選總統,記不記得我們去年才選了一個省長,同一批人民選好幾層的官員,人民交稅是幹什麼的?是養官的嗎?怎麼還有中央政府、還有省長、還有立法委員、還有省議員等等,你要養幾層的官員眤?竟然選得高高興興,也不覺得奇怪,我倒是覺得奇怪,我如果剛剛選完省長,地理範圍和總統一樣,而明年我還要去投票,投一個同地理範圍裡面的總統,你不覺得難過嗎?這個問題是屬於自己内部體制的問題而不去解決,你有什麼資本去和對岸談?
中國傳統從不吹自己有錢
如龔教授剛才說過的,我們和對岸談台灣的將來和兩岸的關係是不能夠拖的,台灣的將來不是主導者,兩岸的關係才是台灣將來的主導,你不肯承認有什麼辦法呢?不肯承認就只好跟著現在騙人的執政者跑。所有搞政治的並不是說選總統選那一黨,我們要考慮說我們到底在選什麼,是不是全給騙了,從頭到尾騙到底。今天認眞的完全是私利,是某個集團的私利。
我回台之後,坐計程車每次談的都是選舉問題,我想這個選舉是不是該選呢?怎麼接著棒過來,自己都不自覺,就直接接受了呢?這個問題我提出來大家考慮。
第三點,因為台灣經濟好了以後,什麼「台灣錢淹腳目」講了一大堆,在中國文化傳統上面,從來不吹自己是有錢的,今天的這個文化是那裡來的呢?竟然是有錢可以買洋貨,我剛才講的那個廣告有雙重扭曲,一個是崇洋,第二層扭曲是今天台灣有錢可以買洋模特兒。這第二層的扭曲也是很可怕的,我有錢什麼都可以買,可以買聯合國,甚至要買大陸,但是世界還没有到這種程度,有錢買不了全世界,包括買對岸也不容易。
陳毓鈞:1988年蔣經國去世的那年,台灣的外匯存底只有美金890億還不到900億,後來李登輝當了總統,幹了將近八年好不容易增加到近一千億。過從6月兩岸關係一緊張到9月,四個月台灣外匯存底一百億就不見了。現在只剩下九百億。台灣有多少錢,再來幾次這樣的危機,我看過去數十年來節儉所存的外匯就不見了。
李登輝整天吹牛
今天的新加坡人口只有250萬,而它的外匯存底有980億美元,比起台灣是高出很多,所以台灣整天都在吹牛,事實上都是李登輝吹起來的。從他當了總統之後一天到晚都在吹,使得我們的第二代、第三代以爲我們眞的很有錢。不過中共幾次導彈試射,僅四個月的危機,才發現我們的錢原來是那麼的脆弱。
關於「江澤民訪台的談話」,可以用沙士比亞的一個名劇《庸人自擾》來形容台灣過去一個禮拜的情況,尤其從政府官員、傳播界、媒體及民意代表都在搞庸人自擾的遊戲。
李登輝的人馬講的很清楚,這是對李登輝的大利多,連劉泰英都放話了,說台灣綜合研究院和國台辦合組投資公司,要通中共中央。後來人家發表聲明否認,說劉泰英在公開造謠。台灣昂奮了兩三天,突然中共的新華社的官方版本出來,一下子情緒又低落了,又在那邊硏究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江澤民講話英文版是給美國人看的、聽的,旣然美國人已經呼籲兩岸要公開進行談判,用和平方法解決兩岸爭議,當然在克江會談的前夕要讓美國老百姓看到中國大陸對台灣很有誠意。另外江澤民利用這一次美國的新聞媒體,特別提到美國今天有圍堵中國、反中國的情緒。美國的媒體,尤其是保守派媒體,加上日本和英國,世上只有這三個國家,有所謂圍堵中國的言論。美國最多、英國的保守黨還有日本的右派。包括被李登輝譽爲本世紀日本一個很偉大的作家岡崎久彥。
今年5月岡崎久彥還來過台灣參加《馬關條約》一百週年,發表一篇台灣地位未定論的文章,被李登輝接見。岡崎久彥是日本極端右派份子,日本外務省情報官出身,最後幹到大使。他父親是關東軍出身,和司馬遼太郎一樣。岡崎久彥在日本專門搞圍堵中國,最近發表了很多文章,鼓吹日本、美國聯合,再加上台灣來圍堵中國。所以李登輝說這本書不得了,要我們第二代去看這本書,是從悔恨的世紀到希望的世紀。奇怪?爲什麼李登輝不去介紹歐洲國家眞正大師級的著作,為什麼偏偏要去找日本主張台灣獨立,圍堵中國人的書給我們下一代看,難道不是別有目的嗎!
江澤民在訪問裡提到美國有一批保守的右派,帶有圍堵中國的戓份。美國的保守派有一個特徵就是種族優越主義,白人優越主義,這種意識型態形成的外交政策就是美國的霸權。江澤民透過美國媒體告訴老百姓,美國確實有這個右派。但是包括美國那些溫和與自由派的人並不是這樣看法。告訴美國那些右派國會議員,21世紀要圍堵中國是大作白日夢。
「江八點」發表,台灣只注意到八點,從來不注意江八點前面的大原則,「江八點」的一個中國立場、歷史的大原則都講的很清楚,我們偏偏不去注意,只注意裡面對台灣有利的,也許過去四個月太緊張了,緊張到使每個人的神經都有點怪怪的。我們希望這些人研究大陸對台政策時,一定要掌握一個核心,就是一個中國。
從1949年毛澤東時代,到現在中共的對台政策,它的本質没有改變,但是它的策略上有改變。從武力解放到爭取和平統一,到現在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本質上一個中國的立場没有改變。
我認爲大陸在經濟路線上或許有改革、強硬的派別之分,在對前蘇聯、對美國的外交路線上確實有所謂的鷹派及鴿派,譬如劉少奇比較偏鴿派,而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就比較偏鷹派。後來1972年中美關係改善之後,林彪、江青就比較屬於鷹派,周恩來就比較屬於鴿派。但是我敢這麼講,在對台灣問題上,中共内部絕對没有鷹、鴿派之分。只有一個派別--民族主義派。
最近我到大陸參觀,居然碰到過去民運時跑到美國活動的留學生。結果發現即使他們對中共政權人權及各方面的批判還是像以前那麼銳利,有很多不滿,可是一提到台灣問題,這些民運份子的立場就和中共當局没有兩樣。今天中共的導彈打到台灣來,我還聽說裡面有些建議是大陸留美的學生共同的意見,上書中央,一定要對台灣打導彈。爲什麼?警告台灣獨立運動,警告那些認爲自己不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台獨人。
1995年的中國大陸不管在政治、經濟、國防戰備力量,不管在國際社會,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或第二世界的聲望,都不是198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相比的。所以中共有本錢和美國進行一個比較強硬的討價還價。美國因爲保守派的議員掌握了國會的權力,給克林頓政府很大的壓力,使克林頓不敢在台灣問題上作出很多讓步。可是美國大企業需要大陸龐大的市場,像這次商務部長布朗到中國就簽了240億美元的協議,就是為了他們的需求。
1996年大選裡,大企業利益團體的力量很大,克林頓可以完全不顧他們跟中國進行更廣大的經濟交流合作的要求嗎?美國企業界緊張得不得了,因爲有很多重要的生意現在大陸願意給德國、法國、澳洲那些國家,有些扣著不給美國。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也很清楚大陸的經濟改革勢頭是一直往前走的,克林頓在這樣的一個倩況之下是有壓力的。
為什麼克林幁不敢要江澤民到華盛頓去訪問,甚至在這次的訪問之後也不會有聯合記者會、聯合聲明。基本上兩個人只是希望象徵性的會談來表示中共和美國的關係已經從谷底慢慢的回升,以後還有機會如APEC,未來還要談,大家注意到李登輝先生最好的朋友李潔明先生講了一個很有趣的話:「你們台灣不要以為以後就没有第四號公報。」
10月1日在蘭州軍區搞個空降部隊大演習,跟台灣没有關係嗎?大陸的空降部隊要降到俄羅斯、日本、中南半島嗎?不可能吧?前幾天第二個濟南軍區炮兵部隊大演習,然後再黃海的海軍大演習。中共還是認為台灣問題是主權和領土的問題。台灣當局不了解中共對台政策的核心本質,很難去和中共談,就像李哲夫教授講的,你憑什麼資格和中共談。
這次在美國阿拉斯加開中美工商協進會議台灣很漏氣。所有美國企業老闆都告訴我們的官員說台灣如果要搞亞太營運中心,而不願三通、要與大陸對抗、要和大陸衝突,我們美國人統統不來,你們台灣亞太營運中心就没有前途了。企業家最現實的。
香港97後年就到了,台灣今天的經濟命脈就是依靠香港做為轉運中心,99%的資源靠海運進口。你不認為你是中國人,假使中共眞的狠起來,把香港這個轉運中的connection切斷,台灣的經濟怎麼辦呢?假如更狠的話,切斷兩岸的經貿交流,台灣不能再賺中共的錢。
要懂得從「天下看台北」
大陸也可以幹這種事,台灣有多少能力與大陸搞對抗?台灣能不能放棄這一個中國,確實是個很大的問題。
裘兆琳:50、60年代時美國國會在外交政策上是行政當局的橡皮圖章,基本上美國行政當局要什麼,國會就做什麼,可是從70年代之後,美國國會就覺得在外交上也該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經過「水門事件」、「越戰」,到今天美國國會在很多事情上覺得行政部門有所缺失。國會有535位參、衆議員,每個人都認爲自己是很重要的國務卿,所以常在各種不同情況下表達個人的意見,不過多半通過的決議案(如西藏、香港)是不具有約束力的,只做一個參考而已。
過去幾年來,中華民國在其他方面與美國關係提升的時候,美國國會基本上都是站在幕後一個支持者的角色,但是國會對事情的了解可能也是片面性的,往往會做出令人詫異的事情來,不過決策在行政當局手中,雖然國會裏面有支持我們的,也並不能眞正成爲強有力的勢力,主要還在行政當局方面的作爲。
張麟徵:爲什麼我們會把江澤民的話轉化、稀釋、淡化,或把整個語言的内涵改變掉,我認為玩這種文字遊戲,其實反映的是一種深層的政治動機,政治動機就是台灣的在野、在朝者確實就如美國與大陸所說的「分離意識抬頭」,對很多話都是朝著自己的政治立場去解釋。我對於台灣的分離運動有些觀察,所以就特別去了解全球各個地方的分離運動,其中有種分離運動是屬於所謂浪漫性的,即是明明知道分離運動没有前途,而且可能會付出非常沉重代價,但是在一種浪漫主義的驅使之下就像飛蛾撲火一樣。台灣現在有一批人確實有浪漫主義取向的情勢存在。但是對大陸如果刻意去做一種錯誤的解讀,最後我們所有的人都要承擔所有的風險。基本上資訊應該是很清楚的,假如從不同的觀點去解讀的話,可能眞的是犯上嚴重的錯誤。
有幾位先生都提到兩岸經濟依存度非常的高,我提出幾個數據給各位參考。今年1月至7月底兩岸直接貿易總額是123億美元,而貿易總額中有85.47億是對中共的出超,整年兩岸的直接貿易會超過210億到220億,其中對中共的出超大約達到150億,加上兩岸的轉口貿易,也有相當的出超。
今天台灣的經濟還能維持不是雙赤字的情形,完全是靠中共所賜,而且中共的經濟發展在未來的幾年還會上升,爲什麼美國非與中共談判不可,因為今年中共對美貿易出超會達到380億,明年預估會有550億。目前日本對美國的貿易出超是660億,本世紀末2000年時,中共會超過日本成爲美國第一大的貿易出超國,這是爲什麼美國不能忽視中共,中共也不能忽視美國的因素。因為雙方面的巿場都有這個需要。
從兩岸的經濟依存度來看,兩岸的緊張關係是可以解,但爲什麼我們解不掉?我的觀察是,在台灣的台灣人、中國人都自我膨脹得非常很厲害,我們覺得40年來的經濟奇蹟,是舉世傲人的,貿易額是全球排名第13、14,中共則大摡超過我們前一名。在對外投資我們是第七大的對外投資國,我們的國民收入所得大摡排名在全球第20名左右,所以從這角度來看,在台灣的中國人感到自傲,也不是說没有原因的。
但是在基本上我們的心態要改變,兩岸的關係才有轉圜的餘地,唯一的心態就是我們不要事事以「台北看天下」,同時從「天下看台北」,看一看後冷戰時代中華民國在國際新的權力架構下所具的地位是如何?中共所具的地位又是如何?如果能夠「知己知彼」的話,我們政策應該做一番大幅度的調整,也有利兩岸關係的緩和。
剛才李教授提到「台灣的認同」危機是件麻煩的事,不僅僅是政治上的認同有危機,文化上的認同也有危機,基本上我覺得台灣是一個殖民地文化,雖然在幾十年來由中國政權接管台灣,前50年(1945年以前)受了50年日本人的統治,所以今天日本文化在台灣還是餘韻猶存,最近幾十年來我們受到美國的文化影響非常大,這是喪失民族自尊心的一個很可悲的現象。我們如果認清這種文化不健康發展的話,就可以在兩岸關係中不要去談政治問題,而從經濟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去著手,應該可以有很多合作的機會。
不做中國人台灣沒前途
我一直反對用「分裂」兩個字,但我也不贊成陳教授剛剛所講的「分立」兩個字。「分裂」也好,「分立」也好,都會引人誤解,而且也會有「畫蛇添足」的味道。我覺得「分治」就已經夠了,說明了一個中國之下有兩個政權,各自統治著中國一部份的領土。這個觀念很清楚,從這裏出發來談統一、交流可能要好得多。
總之,在兩岸關係裏没有比維持和平更爲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覺得維持和平是最重要的道德。在兩岸關係處理上如何避免引爆衝突,是兩岸執政者都需要冷靜思考的,由於我們是勢力比較弱的一方,我們執政當局尤其需要智慧。最近幾個月來緊張的情形,就是智慧不夠,没有做全盤的考量,而引發出來不必要的一些緊張。如果我們的政策能夠從更全盤、更宏觀,從21世紀中國要扮演的角色,從台灣在中國未來的前途裏到底要做一個「圍堵中共」的棋子,還是要襄助大陸發展21世紀、中國人的世紀。
假如這個釐清的話,我們的政策應該很清晰地可以訂得出來,但是今天殖民的餘韻還留存,很多受殖民教育的人,腦筋裏可能覺得做日本人比做中國人好;也有很多人覺得做美國人比做中國人好,希望台灣成爲美國的第51州,這是很糟的事。如果你不以做中國人為傲,只是想做日本人、美國人話,我想台灣眞的是没有什麼前途!
陳毓鈞:關於「圍堵中國」政策,確實是美國保守派、右派極為喜歡的,季辛吉曾經寫過文章說:「1969年他上台就幫助尼克森與蘇聯、中國處理和解問題,但是有很多美國的白人(不屬於猶太人)反對他,原因是白人對他不放心,因為他們不是純粹的白人或是歐洲白人而是猶太人,尤其保守派的白人有白人優越感,根本不相信我。」這個觀念非常的強,認爲美國應該是世界上的超級強國(即中共稱之霸權主義)。
美國從1898年以菲律賓爲殖民地後,便在全世界進行干涉,甚至跑到遠東地區到處進行干涉,早年美國還緊跟著英國帝國主義後面走,國力還不是很強大時,就曾經來干涉過我們的太平天國内戰。
本世紀干涉得更多,尤其干涉中國的内戰、台灣海峽兩岸,變成是美國的慣性。美國最近在蘇聯解體後進行對前蘇聯內部的干涉,結果越干涉反而使俄羅斯與美國的距離越遙遠,俄羅斯反而有一個所謂「俄羅斯祖國派」,祖國派的力慢慢在興起,就是因為美國干涉得太過火了,總覺得世界上所有就好像是美國的一切。
美國不願再介入中國內戰
1980年代中國大陸最主要的任務是在改革開放,建設經濟,所以中共在當時對雷根政府賣給台灣一些防禦性武器,只能提出口頭抗議而已,在很多問題上中共覺得還是内政、經濟建設爲優先。當時雷根總統並没有作出如克林頓讓李登輝赴美訪問的決策,10年之後的今日做出這樣的動作,是過去所没有過的。
1972年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以來,美國政府所不願意做的事居然在克林頓手上批准,所以中國就必然要採取應該採取行動,而且藉著這個行動向全世界、美國、日本宣告中國的武力已經很強大,由幾次軍事演習當中就已表達得非常清楚,這一點正好是美國最為懼怕的,因為美國從1950年介入韓戰以後,對華政策有一個最高原則,就是不願意再介入中國的内戰。美國可以賣武器給台灣、可以挑撥,就是絕對不敢再打這個戰爭。
今天我們看到美國對兩岸的干涉主要在外交、政治上,而在兩岸發生戰爭危機以後,美國是否敢嘗試以軍力來幫助台灣,我的看法是不太可能,甚至美國民意調查顯示,若台灣海峽發生戰爭有71%的人反對美國出兵,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的干涉是有一定的限度。今天中共對美國就是從政治、外交的干涉來採取嚇阻的作用,也明白告訴美國說:「你假如要超越我們所能容忍的干預,很可能就是戰爭。」美國大概是踢到了鐵板。
1950年開始英國在香港問題上便與中共採取合作的態度,也是西方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現實問題是香港離中國大陸太近了,所以英國一直在配合,1984年因為英國簽署了《香港基本法》,1997年要將香港歸還中國,而英國的保守黨也是「白人優越主義」很強烈,想在歸還香港以前做一些動作讓中國感到難堪。97以後香港還是會繼續繁榮,不致因為交給中國人以後就不會繁榮。
假如没有馬克思就没有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當然有它的歷史的價値,不過台灣把共產主義拿來作爲過去冷戰時期不恰當的教育,使得台灣老百姓對共產主義產生不正確的認識,連帶著對社會主義也不正確的去理解,美國前總統布希說:「今天的中國大陸已經不是共產主義的社會,而是一個比較強硬、威權的社會主義,而且會慢慢地改進。」因此我瞭解台灣的領導人每天喊「反共」、「反共產主義」是何用意,事實上美國有很多的知識分子越來越清楚中國大陸已經不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最重要的一點,假如台灣繼續用共產主義這個觀點來看待中國大陸,最後倒楣的還是台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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