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雙贏與「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

當兩岸關係仍停留在春暖花未開的時刻，美國總統柯林頓擬議中的北京之行，卻為今夏的台北政治氣候，提早帶來一股燥熱的空氣。由於擔心柯林頓在會晤中共領導人時，會把美國政府「不支持一中一台和兩個中國主張」、「不支持台獨」，以及「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三不政策」，正式納入一個新的「聯合公報」當中，台灣內部有些人在飽受虛驚之餘，似乎已無暇顧及「戒急用忍」的古之明訓，顯得心浮氣躁起來。

柯林頓此行葫蘆裡裝的是什麼膏藥，局外人恐怕無法一探虛實。但對於一向習慣在美國保護傘下才能思考國家大政方針的人來說，柯江會談就算是單純的交際應酬，也不免會有擔心受怕的感覺。何況，中共與美國已進入「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階段。誰知道台灣這次又會被「出賣」到什麼程度!?

如果把台北當前的務實外交和大陸政策，綜合起來觀察。台灣對於柯林頓此行產生的任何疑慮，都不應看成是杞人憂天。由於缺乏一套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具有前瞻性的大陸政策，台灣民眾的免疫系統已失去了應有的功能。來自北京和華府之間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令台北感冒不已。對於美國這個外力因素的介入，更帶有「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矛盾情結。

涉及如何正確看待「中」美關係的問題。台灣方面除了加強心理建設之外，最重要的恐是深入瞭解中共與美國發展彼此關係的意圖所在。讓我們先從這個部分切入。

美國對中共的雙重戰略目標

根據「中國戰略與管理研究會」針對1997至1998年所作的一份《國際形勢分析報告》，1997年是兩國關係自80年代末以來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1997年當中，有三個事件對中美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是香港的平穩回歸；二是中共召開了黨的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三是中共主席江澤民對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其中，江澤民的美國之行，意義最為重大。因為，在江澤民與柯林頓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雙方同意將共同致力於建立一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究竟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呢？中共與美國官方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詮釋，而當時擔任中共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的說法，最具玄機。錢其琛表示：「夥伴關係是這次聯合聲明中的一個很重要的提法，因為準備這個聯合聲明也經過很長的時間。美國方面主張提戰略性夥伴關係，我們提建設性夥伴關係，達成的協議就是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這個用詞裡面就是要建設這一夥伴關係，也就是不一定說現在已經是戰略夥伴關係，是向這個目標去努力。即使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建立一種建設性夥伴關係，並不等於完全說他就是好朋友，完全結盟沒有矛盾了。」

解讀錢其琛的說法，我們瞭解「中」美在發展新的關係型態時，美方強調的是「戰略性」；而中共則著眼於「建設性」。前者較具主動意義，而後者則帶有被動的色彩。雙方不僅沒有「結盟」的意向，連「好朋友」的程度都還談不上。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經過1996年台海危機的緊張對峙後，美國已經從中吸取了教訓，並採主動步調，希望能縫合與中共之間產生的裂痕。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卿謝淑麗去年11月7日在華府外籍記者中心所作的一項簡報中表示：所謂「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實際上是指外交政策上的共同合作。因此，戰略一詞是屬於外交政策意涵上的戰略，而非軍事意涵中的戰略。如果把美國眼中的戰略和其對外政策結合起來看，則發展與中共的戰略關係，顯然符合當前美國的對外政策目標。在美國外交決策過程中，產生這樣的結論，顯然經過了一段曲折的過程。

首先，讓我們分析一下美國對外政策中屬於戰略性的兩個指導綱領。「最高綱領」即美國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標。這是充滿道德主義色彩的部分。美國期望經由各項對外政策工具的運用，讓全世界分享美國所擁有的崇高價值，包括議會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經濟。美國自認這是他的國際責任，並且責無旁貸。「最低綱領」則代表現實主義的立場，是美國所要追求的短程或中短程目標。在此必須強調的是，「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兩者並非相互排斥，它們可以經由一段時間的辯證過程，而最終得到統合。

在東西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時期，美國即根據其最高和最低綱領，擬訂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所謂「一體對待」（non-differentiation）的政策，即把所有的共黨政權都看成敵人，美國即在反共的大旗下，扮演自由世界的領導角色；與此同時，美國也以「區別待遇」（differentiation），來分化社會主義陣營，對於那些反蘇並具自主性意識的東歐國家，美國在經濟方面給與獎賞；至於那些對內鎮壓異己，對外採親蘇路線的國家，美國則運用各種手段來加以懲罰。為了配合美國的戰略目標，華府的人權外交，自然出現了雙重的標準。

對於擁有超強地位的蘇聯，美國實際上也在運用合作與衝突的兩手策略。從70年代一直延伸到80年代，美國學術界曾針對蘇聯的威脅問題，展開過激烈的政策辯論。以派普斯（Richard Pipes）教授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主張對蘇聯採取一種「新圍堵政策」，即運用美國強有力的經濟工具，對蘇聯實施制裁和杯葛；另外一派學者的看法則以舒曼（Marahall Shulman）教授為代表，他們倡議美國與蘇聯廣泛交往，認為透過雙方的經貿與文化交流，可以使自由的空氣穿透鐵幕，讓蘇共政權從量變到質變。表面上，舒曼這一派的主張佔了上風，揭開了東西雙方和解的序幕。但實際上美國也沒有放棄對蘇聯從事圍堵的策略。所謂聯中共製蘇聯的戰略設計，也代表了另一種形態的對蘇圍堵政策。而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非共化，則說明了美國戰略運用的成功。

進入後冷戰時期，如何制定一套有用的對中共戰略，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優先課題。如同過去的對蘇政策辯論，美國國內亦針對「中國威脅」的問題，出現了不同的看法。主張對中共實施遏制戰略的人士，誠如中共學者形容的那樣，是「由蘇東劇變所激活的美國對外政策的理想主義傳統，表現為意識形態的進攻性和『追窮寇』式的十字軍討伐。」但與此同時，另外一派學者亦提出與中共進行戰略對話和戰略交往的必要性。他們認為美國在建構世界新秩序的過程中，無法忽視中共的存在。為了維持國際權力平衡和地區的和平穩定，美國必須取得中共的合作和支持。

柯林頓政府決定對中共採取「廣泛的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似乎代表了現實主義的看法居於上風。但冷戰時代的美蘇關係提醒我們，美國並未因此放棄其對外政策的最大目標。當中共綜合國力大為增強的時候，我們預見美國對中共政策中的遏制因素，亦會隨之加重。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教授曾撰文批評柯林頓政府未能提出一套優先秩序的行動方式來達成對中共「廣泛交往」的目標，結果造成行政部門的各行其是。例如，當「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針對市場開放和智慧財產權問題，威脅對中共制裁時；商務部卻以同情之心，增加美國在大陸的投資；當國務院以違反人權和核武擴散問題的罪名，對中共痛加鞭伐時；美國國防部卻在努力發展與中共軍方之間的聯繫。

李侃如教授對美國決策當局的評論，從另一個角度看，不正反映出美國對外政策當中，看似矛盾，但又具有相輔相成效果的高低戰略目標嗎？很明顯地，歷史的經驗讓美國的外交決策當局能夠彈性地運用民主政治的多元化特質，將其轉化為對外政策的一項資產，增加了美國與中共討價還價的籌碼。相形之下，中共的對美政策，即受到各種內外因素的制約。

中共採戰略守勢 戒急用忍

到目前為止，避免與美國對抗，仍是中共處理與美國關係的主軸。一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大陸學者認為，中共如與美國形成對抗的關係，將會威脅到北京的戰略安全利益，其中包括：

第一、會導致美國在亞太合作中強化日美聯盟，以日本平衡中共在亞洲的大國作用；而中共則失去利用日美矛盾的可能；

第二、會造成美加強對「台獨」、「藏獨」等「中國分裂勢力」的支持，從而加劇中共維持「國家統一」的困難；

第三、會被其他國家用來增加他們在與中共解決矛盾時討價還價的籌碼。例如，在南沙問題上，美國的支持會提升那些與中共有利益衝突的國家的強硬立場，使矛盾更加複雜。

上述的說法誠然有其客觀存在的理由，問題在於中共主觀上的避免對抗，能否改變美國長期以來對外政策中的雙重戰略目標？答案恐怕不是那麼樂觀。進一步推敲的結果，我們認為中共的外交行為，主要受到下列兩項因素的制約：

第一、中共的世界觀長期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當這套「革命的理論」在現實環境的考驗下逐漸趨於式微後，中共本身未能發展出另外「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世界觀」來取而代之。無論是中共建政初期的「一邊倒」或是隨後出台的「三個世界理論」，基本上都是中共對現實國際政治的一種反應，缺乏宏觀的設計，更談不上理想主義的色彩。「一邊倒」是寄望於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保護：「三個世界理論」則是中共面對「美帝」和「蘇修」兩條戰線時的圖存之道。

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的外交如同其內政一般，同樣處於「摸著石頭過河」的轉型階段。雖然，北京聲稱其「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建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最佳準繩，但以這種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原則，作為規範國際事務的方法，顯然有點「小題大作」。平實而論，中共在因應形勢變化時所作的權宜之計，誠然有其靈活彈性的一面，也屢有建樹達成其既定的策略目標。但整體看來，其戰略的思考，則是相當地欠缺。

第二、制約中共外交行為的另一因素是中共綜合國力的不足。北京一再強調不作「霸權」，事實上中共至今沒有成為「霸權」的能力。面對美國在九六年台海危機中的過度反應，中共無意也無力與當前世上的唯一超強進行一場軍事攤牌。北京理解與華府針鋒相對的代價不僅是「兩敗俱傷」而已。如果出現「一傷一亡」的結果，中共必然屬於「災情慘重」的一方。

中共面對壓力表現的戒急用忍，顯示北京對外政策中現實主義的部分。而江澤民領導核心能夠有效抑制內部的反美情緒，也凸顯出中共本身已形成「共體時艱」的外交共識。對中共而言，今後的外交課題是如何配合全盤國力的提升，塑造一個相互配套的國際角色。這點有賴於一個前瞻性的全球戰略思維。

台灣的利益和價值在那裡？

與國企改革和機構精簡來比較，中共「十五大」對於外交政策的部分並無太多的著墨，也無任何創意可言。因此，柯林頓的北京之行，注定是一次形式重於實質的訪問。無論中美雙方如何為這項訪問營造有利的氣氛，兩國之間「既聯合、又鬥爭」的關係型態，短期內不會發生重大改變。

中共與美國關係的這項定位，決定了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台灣不必擔心因美國與中共任何形式的接觸，而遭到被賣的命運。也不需要因來訪外國政客的「說三道四」，而產生精神錯亂的感覺。就以台灣關心的兩岸談判為例，台北雖然承受了來自華府的談判壓力，但美國並不期望這項談判會產生石破天驚的結果。相反地，美國希望見到兩岸談判的步調，能沿著美國鋪設的戰略軌道來進行。不要超前，當然也不能夠停滯不動。至於台北和北京皆表關切的美國對台軍售問題，我們相信美國所稱軍售符合美國利益的說法，並非違心之論。時至今日，軍售在外交和心理方面具有的意義，已大大地超越了軍事的範疇。

對台灣而言，眼前的當務之急是如何擺脫為他國利益服務的宿命論，重新界定本身的利益，以及思考台灣存在的價值。我們必須承認，無論美國實施的是最低或是最高綱領，台灣與美國皆有利益重疊的部分。但並非表示，台灣的價值只存在於為美國利益服務的角色。例如，在維護地區安全和權力平衡方面，台灣也應主動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推動大陸現代化的過程中，更應積極有所作為。

從長遠的、戰略性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最大價值應取決於對中國大陸發展能夠擁有多大的影響力，以及建構未來中國人的世界觀時，能具有多大的發言權。根據此一假定，台北和北京的關係不應屬於「零和對局」的狀態，雙方的利益，亦應擁有相當大的重疊部分。誠然，兩岸目前確實存在著許多難以化解的矛盾。但如果雙方執政當局能有效地將這些矛盾局限在「內部矛盾」的範圍，不讓它們升高到「敵我矛盾」的地步，則兩岸雙贏的境界，還是有可能達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