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古惜今

幾近一個世代前，名史學家吳相湘教授在「五四運動」60週年（1979）撰文說：「國父孫先生公開宣言：這一運動是『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不料時至今日，台灣刊行的多數中國現代史教本於此重大事件都語焉不詳。……如此不注意自己光榮歷史。民族精神教育自然少見成效。」

導致台灣20年後今天，國家民族認同的混淆，其來有自。被共產黨政權取代的國民黨政權，逃至台灣之後心有餘悸，認為五四運動有助於中國共產黨的興起，而患了政治過敏症。把五四的青年愛國救國熱情的喚起，反傳統文化和新文化思想運動以及這些對於中國近代史轉捩性的意義，統統摒除於普通高中等教育之門外。基本上扼殺了原先從大陸遷移台灣的五四第一代和第二代見證人對於台灣子弟應該發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影響。

由於斷層的歷史教育，近30年來台灣的鄉土文學也發生了弔詭的異化。台灣文學家黃武忠在五四60週年時，也發表了題為《剪不斷的文化臍帶：五四運動與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發展》。1920年代起的台灣文學運動，就是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的組成部分。在台灣當時也轟轟烈烈地引起了新舊文學論戰，白話文論戰等。事實上，直到70年代末，台灣鄉土文學整理出來，光復前的台灣本土作家，如賴和、楊逵、吳濁流、葉榮鍾、王詩琅、鍾理和，等等，就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產物，這些老一輩的台灣本土作家，除了注重鄉土民間色彩之外，他們都有強烈的抗日意識和中華民族主義精神。這些人的心路歷程可以用來代表台灣的本土意識，但怎麼能作為支持分離主義，與中國斷絕，不作中國人的憑藉呢？

自從60年代以來，海外華裔學者以五四題材做研究發表文章（可能以外文著述多於中文），已經難計其數。其中對於中西文化論戰，對中對西思想文化成熟度的評價等等都有過深刻的分析，但對於在思想文化要求變革的基本動力──愛國救國的民族主義精神則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有些觀點則自貶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份子救亡圖存的緊迫感，造成他們在「中體西用」的自大和「全盤西化」的自卑之兩極端彷徨。更甚者，把中國的愛國民族主義說成是一種「怨與羨」的症候群，而成為中國政權可資利用的排外攘內的政治工具。這種醜化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調，不僅無利於中國人在愛國主義的鞭策下，謀求自強自立的建設性發展，並且極盡挑撥中國對外關係謀求互惠互利的冷戰後國際新秩序的能事。

美國的行政官員，對內口口聲聲為納稅百姓的利益服務，對外則以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來正名所有的國際經貿，政治軍事的政策。這是坦承愛國主義的政治原則性。那麼，為什麼有些海外華裔知識份子，一方面接受西方價值觀，另方面對中國的愛國主義採取懷疑和恐懼的態度呢？

1919年五四事件發生時，年方15歲的鄧小平在重慶留法預備班學習的時候，他在臨赴法國工讀時對他父親說：「我要去學習西方的知識和真理，以圖解救中國。」有些對五四運動有研究的專家學者，以嘲諷的態度看待這種「純情」派的愛國主義，說這樣的民族主義，並未能在五四以後貢獻於融和中西文化的新中國思想傳統。殊不知，中國自本世紀初期，傳統封建的政經社會體制解體之後，儘管有各種各樣的新引進的思想意識，也沒有適當新的結構體製作為載體。回想五四時期青年的抗議活動，不僅要「外抗強權」，還要「內除國賊」。軍閥政權作為中國國際上的代表的政軍資本。

五四至今，未到百年，中國從愛國民族主義的啟蒙，歷經北伐、抗日、國共內戰、冷戰期霸權的圍堵……曾幾有多少時間，建設新的政經社會體制的文化思想載體？近20年來的開放改革，不僅經濟建設有一定的成就，在國際環境有了明顯的改善，並且，體制建設，在法治民主，政府職能和人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都已確立了方向。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要有適合中國國情的體制建設，不單憑思想文化的突破。兩者需要時間過程的相互調適。而在近百年來，容許這樣相互調適的時間過程，五四以來堅持茁長的中華民族精神，其功不可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