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一本中國人的《外交季刊》

3月中，我從大陸回來台灣後，收到了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米鎮波教授寄贈的《周恩來與中國外交》，這是米教授與他所指導的兩位碩士研究生合作寫成的一本書。

雖是三位作者分工合寫的書，但整體而言，都維持著「講故事」的寫作風格；對「外交決策過程」、「歷史背景及演變」的敘述，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客觀，既有學術價值，也適合一般大眾閱讀。

最近，米教授問我能不能給它寫點「書評」，我瀏覽了一下，考慮到自己平時只對「中美關係」稍有研究，便決定僅就本書的前兩章，談一些個人的「雜感」──非正式的書評。

一、周恩來與中國對蘇聯外交

對中、蘇的衝突或拆伙，西方專家一般認為，基本上是共產集團的領導權之爭；中共不但想爭取與蘇聯平等的地位，而且希望能獨立制定外交政策。

本書第一章提到：「歷史走進1956年，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中蘇兩黨之間在意識形態上開始出現分歧。」然而，書中並未具體說明或詳細辯解各項爭論的內容。作者強調的是，周恩來竭盡心力，試圖挽回、維護與蘇聯的結盟關係，但收效不大。文章闡明周恩來為改善中蘇關係所採取的「務實外交」態度：「意識形態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要區分開來；政府與政府之間可以有不同的見解，但不應該影響兩國之間的國家關係。」

實際上，意識形態與行動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意識形態往往決定行動的目標。史班尼爾（John Spanier）教授指出：「假如一項意識形態聲稱代表真理，則其正確的解釋便只有一種。因此，主義的正確解釋及運用，也只有一種。沒有一項意識形態──神學的運動，能容忍同時存在兩個首都與兩位領袖。」

「長久以來，莫斯科一直是共產主義的首都；莫斯科的統治者即位之後，便成為共產主義者的領袖。」所以，「中、蘇意識形態的分歧，必然導致分裂及領導權之爭。」

當赫魯曉夫決定從中國召回所有的蘇聯專家和顧問時，蘇聯在華專家組負責人阿爾希波夫說，中蘇關係由最初的「一邊倒」到以後的「惡化」，對周恩來個人來說，確實是個辛酸、痛苦的過程。

於是，1969年，周恩來決定「打美國牌」──與美國和解，以緩和日益緊張的中蘇邊境衝突。

二、周恩來與中國對美國外交

根據本書第二章的說法，1970年，中共為了向美國傳達「邀訪」的訊息，把毛澤東與斯諾夫婦在天安門國慶典禮上的一張合照，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的顯著位置；可惜，這個「暗示」，竟被尼克森和基辛格忽略了。

其實，錯不在美國白宮，而是北京對美國的瞭解不夠，以致選錯了「表達方式」。誠如幾年後基辛格所說的，「中共過分高估斯諾在美國的重要性。──由於斯諾長期同情中國共產黨，美國朝野大多認為他是共產黨的工具。」美國的社會基本上是保守而反共的，他們懷疑斯諾的「客觀性」，可說是「大環境使然」。

我覺得，在《人民日報》刊登這一張照片的作用，與其看作「向美國傳達訊息」，不如視為「向中國人民傳達訊息」──中國願意與美國修好──讓人民對這個即將到來的大轉變，有個心理準備。

可以理解地，雖然，毛澤東在接受斯諾訪問時，表示了他有意邀請尼克森以遊客或美國總統身份訪問中國，這個訊息同樣未受到美國媒體的重視，因為他們「不願相信斯諾個人享有的秘密」。

其次，文章中提到，《上海公報》各自表達不同的觀點，更能表明雙方的真誠，而使公報本身顯得較為真實、可信，並讓雙方的盟國較能安心，「他們的利益未被犧牲」。基辛格承認，中方的這種做法及堅持，的確比較高明。他說：「雙方見解不一致的部分，反而使得某些共同的立場和主題，更為突出、更為寶貴。」

書中未提到，而我認為非常有意義的一點是，基辛格比較了中國領導人與蘇聯領導人的談判風格：「蘇聯的外交官幾乎絕口不談觀念問題。他們促成協議的戰術是，選定莫斯科當下關切的一個問題，然後，糾纏不休，目的在令對手疲乏，而非被說服。中國領導人則比較不斤斤計較小節，而著重建立信心。」

基辛格從中國領導人學習到了新的談判技巧。他說：「我不久就發現，和周恩來談判的最好方法是，率先提出一個合理的立場，加以詳細解釋清楚後，便堅持下去。……一步蹴及防守位置的戰術──明白地確定不再退讓的態度，比經過一段漫長時間的步步退縮，更容易防禦，也比較不會讓過程侵害到實質。」

基辛格還發現到，中共的宣傳或言論，有時相當囂張、狂妄，但其行為往往十分謹慎、理性。《基辛格回憶錄》有這麼一段記載：

與毛澤東會面時，他曾自我嘲弄地說：「一般說來，我這種人說話，就像大炮放空炮彈，譬如什麼『全世界大團結』、『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一切反革命』、『偉大的社會主義』……。」當問到可能有人把幾十年來標語上的老口號當真時，毛縱聲大笑，周恩來也隨聲附和。

基辛格顯然比較欣賞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和「坦率」。他說：「相較於蘇聯領導人，中國領導人所代表的是一個比較有安全感的社會。」

三、紀念周恩來的最好方式

1976年1月，周恩來病逝，引起中國大陸「全黨和全國人民最深沉的悲痛。」22年後，大陸最近一次的民意調查顯示，已故的周恩來總理，以其「無私奉獻，為民服務」，仍然深受敬愛，成為人民心目中第一名的「英雄」。

在國外，周恩來的聲望，也歷久不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合國前秘書長哈馬紹，曾讚譽周恩來的人品和智慧，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今年2月底，我不避嫌海峽兩岸的矛盾和對立，應邀去天津參加南開大學為紀念周恩來誕辰一百週年所舉辦的「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議」。在大會上，遇到了一些退休的外交官和採訪過周恩來的資深記者，以及中外學者。我興起一個念頭，就是周恩來的母校－－南開大學－－應該籌辦一本全國性、非營利性的中國《外交季刊》──如同76年前，在美國誕生的《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人發覺他們無法避免全球性的角色時，創辦了一本結合政治家、外交家、學者的知識及經驗的《外交季刊》。從此，這本刊物便無時無刻在塑造並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政策。

同樣地，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中國人也瞭解他們無法避免越來越吃重的全球性角色，此時此刻中國人不也應該創辦一本累積智者的學識及經驗，能夠鑒往知來的「外交季刊」嗎？

周恩來一生最光輝燦爛的成就，是在外交方面；周恩來被形容為現代中國的「外交之父」。周恩來的外交政策代表著溫和、實用、周延的外交路線。紀念周恩來的最好方式，就是創辦出一本符合全體中國人期待的《外交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