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方能多助

柯林頓浩浩蕩蕩即將走訪北京，算是所謂「戰略夥伴關係」的體現。但是究竟什麼是「戰略夥伴關係」的定義，所有國際關係的教科書都未觸及。反正，「戰略夥伴關係」絕不是聯盟關係，甚至還蘊含著未必長久穩定的意味。俄羅斯和中共兩者今天亦把他們之間的關係，形容為戰略夥伴關係。其實，戰略夥伴關係，亦可說是形容眼前關係仍不夠好，但兩者皆有意「發展合作，縮小分歧」，也算是決定「不搞對立」。

台灣方面近來對中共要求和美國發佈「第四號公報」，的確是感到緊張的。因為當年的《八一七公報》就確實曾經讓台灣吃足苦頭，買不到亟需的武器。

柯林頓這次訪問大陸，總是會帶去一些禮物。柯林頓應該會在中共加入WTO問題上，以政治解決的原則大而化之。

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在國際及美國媒體強烈聚光燈的照射下，會不會有沉重的心理壓力，或時間壓力，當然尚待觀察。

倒是柯林頓與江澤民之間倘若設置隨時可以直接溝通的熱線，會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且對台灣而言，亦非壞事。美國與中共之間應具有一旦危機爆發時作理性溝通的空間，台灣的安全可能愈有保障。

至於所謂的「三不」問題。美國至少在1996年3月之後，便已經不再鼓勵台灣走上法理上的獨立。在連民進黨相當一部份人士都主張「大膽西進」的今天，在台灣醉心台灣獨立幻景的人士已經愈來愈少。因此，美國聲明不支持台灣獨立，未必會對台灣帶來太大的衝擊。然而，今天大多數台灣居民總還是希望到時機「成熟時」才統一。

台灣方面最關切的問題，還是美國是否會在對台灣軍售原則上作出有所限制的承諾，尤其是否以「聯合聲明」方式為之。政策的「創新」（innovation），常常都是由一些跡象不顯著的小改變所帶動。因此，就算「軍售」等問題，只是在所謂「聯合聲明」中出現，其重要性都不容忽視。公報的影響力和「聯合聲明」，其實根本相差不大。君不見1923年1月26日的「孫越聯合宣言」，就大大的影響中國其後近四分之三世紀的命運。

中共在未來的柯江會談中，當然希望美國最好停止對台灣出售武器。但是，中共亦知道美國現在是不會同意的。所以中共可能退而求其次要美國未來對台灣的軍售，不要超過眼前的水準。而美國對中共這種要求，有無可能含糊地答應，可能性總是不能預先完全排除的。倘若從官僚暨組織模式的角度來看，柯林頓政府各涉及外交與國家安全的單位中，應當有一部份人是至少會主張可以籠統表示美國已經注意到中共的立場。當然，情況的發展亦有可能像美國以往處理《八一七公報》的態度一樣，先敷衍中共一番，而以後再看著辦。

兩岸之間的軍備競賽，是應當有所緩和的。兩岸的領導人都有一定的智慧且願意溝通，問題才有出路。在外交上競相大行「凱子外交」之道，亦無必要。

曾經在1950年韓戰爆發之前對台灣的前途都抱著「靜候塵埃落定」政策的美國，當然有可能出賣台灣，但現在畢竟還不是時候。月來日本對《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圍的態度，即可看出若干端倪。而美國同意連戰在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的前夕，假道美國到哥斯大黎加，亦是一種跡象。

美國今天出面要調停兩岸之間可能衝突的實力，可能不如馬歇爾當年使華調停的情景。但是，美國今天倒是可能比馬歇爾當初更加能夠對兩岸當前的各種層面關係有正確的認知。

另外，大陸的外交智囊機構人才，對美國政策的認知，亦趨於務實。已經有人明言：在柯林頓政府的外交決策人士的眼中，中國大陸既不是民主國家，亦非「正在進行民主改革並終將走向民主的國家。他們只是承認，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國家』，而且將來會更重要。」

中國大陸不必擔心列強在「台灣問題」上加劇分化或對立的行動。只要中國大陸朝民主與進步的方向一步步穩定的前進，就不必怕列強見縫插針。

而台灣要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與支持，便不能有開民主倒車的任何念頭。得道方能多助，貫徹憲政精神，是絕不可說的是一套，做的卻是另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