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薯人的故事》讀後

今年1月11日的《世界週刊》，在專題報導中，介紹了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長及院士、哈佛大學考古學講座教授張光直的回憶錄──《蕃薯人的故事》。文中特別細述了張因四六事件被台灣警總拘捕將近一年的前後經過。筆者為少數與張教授同時在台大文學院大樓同學數年，又與張夫人李卉在歷史學系同班，也一向以張教授為我輩中之驕傲。對此介紹讀後稍有感想，特記下來。其中提到的一些史實，若記憶與事實有所參差，尚祈知之者指正。

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人

知道張教授近年情況的同學或朋友，最關心的無外是記者在專訪中所述及他的罹患帕金森症。經手術服藥雖對病況有所控制，像雷根總統要達到完全康復如常是很不容易的。由於其夫人健康亦欠佳，他本人在學術界的責任又多，今能抽暇快速將回憶錄出版，是人人為他稱幸的事。

在今日獨氣橫流的寶島台灣，這位考古大師，雖屬台籍，但他的台語自稱帶北京腔。他的考古理論，也包括史前的台灣文化，早已與江南太湖一帶的大陸文化同源。在他出任中研院副院長時，亦不知在國籍問題上，曾否遭到院內外獨派「綠衛兵」的騷擾。無論如何，那兩年勉為其難的中研院副座的日子，至少心理上是不會十分好過的。故深信這本《蕃薯人的故事》今後必要時或可以用作對「綠衛兵」有力的擋箭牌。

因為至少他是與獨派舵手、台灣報導中，《聯合報》系記者江中明對張光直之專訪指出，張之坐牢事件只有李濟老師和李亦園同學知道。我想，這是不準確的。

記得在大四有兩件事引起同學們注意到張君在建中讀書時吃過公糧的事，起初可能知之不詳，唯風聞而已，但在他畢業、受訓、出國時，同學中已知之甚多了。

第一，我是1949年進台大的，考古系是1950年開始招生的，張光直是考古系第一屆，所以低我一班。專訪中所提到的李亦園院士則早一班進台大。大四時，張與我班女生李卉過往甚密，當時在我們那一輩對男女關係少見多怪，有人心目中就起了疑問，怎麼會有低班男生追求高班女生的事呢？可是不久之後，好奇者得到圓滿的解答，原來張光直本應和我們同年，因為在建中做學生時領導學生運動，吃過一年公糧，耽誤了一年，故其實和我們同班。如此才平息了我們的疑問，但此答案來自何處，則沒有記憶了。

第二件事是同系同班同學金炳升的被捕。大家的猜測一面是因我們談時事時他常對政府有所批評。同時在大三時他加入了樂群合唱團，而且相當活躍。那時候「張文」中所提的「麥浪」在台大已瓦解；樂群之中有一些思想稍左的學生，也有不少國民黨學生在內。和我們差不多時候同學中，在社團較為活躍的女生如汪✖年和陳✖琴都因參加活動，曾受牢獄之災，還有另一個歷史系同班的大好人，後來也轉到考古系第一班與張光直同屆的唐美君，進台大不久也吃過一陣公糧，唐畢業後，在中央研究院作研究，在台大教書，在美國讀學位，三方面皆有所成。可惜斯人早逝。另一位，歷史系同班，黎本真，畢業後曾到德國漢堡大學教中國語文，後改行經商，開過連鎖飯店。黎在進台大不久，也失去過短期自由。此外是與李亦園同班的呂士朋兄，東海大學的名歷史教授，對東南亞歷史特有研究，也吃過公糧，並且不只一次，時間則在剛離台大未久。其實以上所舉都是熱血青年熱愛祖國，沒有任何政治色彩的人。所以張光直的經驗，在同學中並不新奇，只是未被大肆宣揚過。

張君在學生時期不僅品學兼優，也為師長器重。記得李濟之先生就曾對同學說過，在他教過的學生中，包括在大陸時清華和北大的在內，光直是最傑出的。台大畢業後到了預訓班第三期，張君的學科與術科同是第一。據他同屆史學系同學，又曾同過宿舍，預訓班時同隊的謝培智說，張在受訓時的傑出表現是不時被選充任示範班長。張能在演習時，一面背了全副武裝，一面行動，而且可以一面複述從排長處所得之長而複雜的口述命令，且能全文背得一字不漏。而今反思，不知軍中究有幾個真班長可以做到？可憾培智兄去年在台因車禍故世，如今已不得出來證實矣！

究竟有沒有真正的共產黨人

張君在預訓班的表現，不僅因他讀書、辦事學習樣樣認真，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警總紀錄的影響。因他畢業受訓完畢後，雖得到了哈佛的獎學金（不記得頭兩年是否為李氏獎學金），究竟出境證那一關，在50年代確可能是個問題。他出國不久之後，聽同學說起，除了李濟之先生的面子，為了出境證張特地找了台灣五名台籍最高官員作保。名單中我只記得有蔡培火、楊肇嘉，其餘應包括連震東、游彌堅、謝東閔等，聽的時候彷彿千真萬確，究竟沒能證實過。這至少說明，50年代中期，同學們知道早年張光直吃過公糧，是毫無疑問的。奇怪的是這些消息，沒有一項是來自我同班的許倬雲院士。許與張後來交情頗深。

為了加強我的論證，還有一件與張之牢役有關的事，是在他得了哈佛的博士學位之後，並獲得了幾處名校之聘，印象中有賓州大學和耶魯大學，該校等不但請張任教，還要他兼管學校的博物館。當他學成名就後初次返台，前後秩序與那一年已模糊。傳聞張抵台未久，就收到預備軍官的六周教育召集令，有如給他一個下馬威，謠傳與他以往紀錄有關。此事我從未對證過，教育召集令依常識判斷是有可能，但如何去解釋則姑妄聽之可也。我文中所舉之例，張自己皆可證實或推翻。我的目的不外說明張君的四六冤案，50年來不斷被人提起，且有如此多外加之配料。如今他能親筆將經過寫下，當然更有價值。

說了這麼多的張案，讓我們再簡單的看看白色恐怖時代的台灣。就如四六事件，究竟是否有真正的共產黨人，或共產黨人被抓到？台北出版的「傳記文學」近年來收集了不少中共地下黨員在藍區活動的資料。下面是我親身的經驗，或也可供小小參考。

時在80年代後期，我去深圳訪問，北京的台胞聯誼會為我介紹了當時深圳大學的副校長方生接待我。方今是人民大學的名經濟學教授。在我們訪問時的談話中說起我是台灣大學畢業的，中學是昆明師院附中即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附中畢業，方即問我認不認識蔣恆，蔣當時是北京鋼鐵學院的研究生部主任，經他多方解釋後我方知他所指的是我在聯大附中時同了四年學的浙江人蔣子瑜。他未畢業就轉學他去了。

原來他們二人，即蔣與方，都到了台灣，在台灣大學領導學生運動，二人都是中共的地下黨員。但在四六前，都已潛返大陸。後來我到了北京，附中的同班同學，如聞立雕（聞一多的二兒子）、潘乃穆（潘光旦的二女兒）、孔令憫（孔祥熙家的近親），還有蔣子瑜等邀我相聚。聚時與蔣談起他在台大的熟人，他的名單中就包括了汪✖年、陳✖琴等。第二年蔣到加拿大的多倫多做訪問學者，其時他曾與我聯繫，並當我的面與汪、陳通電話，態度十分熟悉。

由上所述可見，在四六前的台灣學生運動，確為中共地下黨所操縱。這些地下黨，到了緊要關頭，多已溜之大吉。留下為警總所抓去的十之八九，大多是被冤枉的真正的熱血青年。如汪✖年，只記得是我在台大做學生時校中少有的美人，今嫁給胡✖✖，胡在台大與我同過宿舍但無啥往來，只知道這些人都和樂群關係密切。據知汪受冤期間，胡天天前往探訪，有情人終成眷侶，終為我輩中有名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張光直在他回憶錄中，感歎他所提到的老輩，其中多人已作古。其實同輩中，張所熟習的唐美君、謝培智，和汪、胡所熟知當年樂群大將之一的言頂松，不亦多作了古人？況且我們自己不都上了第一線，在進入歷史的大門口徘徊？只是能像張光直那樣出版有價值的回憶錄的人，恐就無多矣！不論怎樣，我們這生當中，確有不少值得回味的地方，若能寫下來與後人分享，豈不是退休後人人可做的一大樂事!?

〔後記〕

九五年初，本人應邀參加中研院近史所主辦的第三屆近代中日關係國際學術討論會議（第一屆在香港、第二屆在北京、第四屆在東京，每兩年舉行一次）。故在南港住了數日。此期間，得與史語所、近史所和民族所的一些朋友同學閒談，也聽到了不少會議之外的小道消息。

一日有位外埠前來開會的老同學說起當日曾專門前往拜訪了中研院副院長張光直兄。當時就聽到了在場其他朋友提供的附帶消息，如張光直只做兩年副院長。而且他的身份是中研院向哈佛大學借用的。因在哈佛尚有幾個博士生在他指導之下。他之所以只做兩年，也為了他不便放棄美國國籍。因他的考古研究多在中國大陸，美國護照出進比較方便，等等皆是合情合理的事。故準確性似無必要去追究。但在此同時，另一點使我聯想到的是張光直對於台灣史前史的理論中，曾述及台灣的史前文化與大陸太湖一帶的某一種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同出一源。這好像是一次在台灣舉行之學術會議中他的一篇論文的主題。

我所以要提到這些事是因在同一次旅台期間，還聽說近年來，中研院出現了一批「紅衛兵」。他們不僅對老一輩的院士們不恭，如老一輩覺得台灣史研究範圍較窄不足以成立研究所，只成立一個研究中心就足矣！誰不知這個意見竟為「紅衛兵」們大轟了一頓，全然被壓倒。同時「紅衛兵」有主張院士當中，台籍人士當有某個數字的配額。有想把我輩當年在院中具「地頭蛇」勢力者清理乾淨的意圖。我們學歷史的也深知中研院對人文學科院士們，從吾人最尊敬的胡適之輩開始，就被「誤解」有搞小圈子的傳統。但以往選出的院士，究竟多為飽學之士。這些帶革命性的「紅衛兵」卻是有眼不識泰山，令某些準備在美退休後回台安度晚年的院士，也被迫改變了主意。

故當我今年年初看到張光直離開中研院副座之後，在工作繁忙、責任眾多之情況下，首先的要事是去完成他的自傳，並稱其為《蕃薯人的故事》。在台灣住過的人皆知「蕃薯人」應是台籍人士「最道地」的自稱。其起源好像是因寶島的形狀有如一個蕃薯之故。在記者向大眾介紹此自傳時，特別強調了光直當年在白色恐怖時代所受到的壓迫，所謂四六事件。

在美歷史行中混了多年，受到一些60年代心理分析學派的影響，覺得張光直此舉即如他寫自傳一事，必然是在中研院副座任上，一因未放棄美國國籍，二因其「台陸老早就一家」的理論與事實，與教父彭明敏的理論：台灣人並非中國人而是「中、日、葡、荷、高山……等等大混血」，又「中國是大陸性文化，台灣是海洋性文化」（閩、粵、蘇、浙、魯，不知稱何等文化？）正好針鋒相對。兩年勉為其難的副座可能有形無形的受到那批「綠衛兵」的明整暗算。

故急不待緩的要「綠衛兵」認清，雖然他的台灣國語帶有京腔，他可是一個道地的「蕃薯人」。並且他與「綠衛兵」的舵手，解救當今被苦囚的台籍同胞的摩西，同樣是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以此來抵擋那些猴急的「綠衛兵」的騷擾。這種苦衷，是可以明白的。但是這樣的話又不好直說。所以我把一些有關的瑣事混雜在一起拼湊了一篇，寄給《世界週刊》。不及兩周，此文即蒙刊載。興奮之餘，還想享受一下讀自己文章之樂。孰不知，興奮之餘讀後令人冷了半截。原來週刊的編輯，未經我同意，擅自把我文中之中心那段給刪了。即把全文的靈魂抹掉了，使全文成了一篇街頭巷尾的閒言小語。

以前《世界日報》（《聯合報》系）的編輯，若不同意任何一個學者的說法，有時用電話商量，作些合理的更改。有時乾脆不登，這尚能令人接受。而今聽內幕人士說，換了一批類似「綠衛兵」的人在搞。不要說對學者有什麼尊重，乾脆就自封為太史公，筆則筆、削則削，全然不顧筆者之原意。在台灣的「民主制度」之下，訓練出這樣的民主年輕輩。試問，怎樣去叫中國大陸的政治去學台灣?!以前有黑道、金道，隨之貪贓枉法之事百出，再加上如此的言論自由。想到台灣所談的民主自由，不得不令人不寒而慄了，因而盼望在貴刊借用一篇之地，將原意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