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意識」的困境與出路

1987年是關鍵性的一年，一方面是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一方面是解嚴之後，「台灣意識」逐漸被轉化為「台灣獨立意識」，而與過去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傳統割離，並刻意與「中國意識」形成對立，甚至決絕的關係。

其實，「台灣意識」自始即含藏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緬懷祖國、維繫漢文化命脈以及台灣人當家做主、與聞國是的多重情結。日人據台時期重要檔案《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就將「漢民族意識」視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基礎：「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為榮，民族意識牢不可拔。屬於此一漢民族系統的本島人（按即指台灣人），雖已改隸40餘年，至今風俗、習慣、語言、信仰等各方面仍沿襲舊貌……所以，在考察本島社會運動時，必須對作為其基礎的泛漢民族的思想、信仰、一般社會傳統、習慣與民族性，有相當程度的研究與認識。」〔註14〕《警察沿革志》中雖然將「漢民族意識」稱為「民族偏見」，卻也不得不承認從「議會請願運動」（1921到1934年，台灣菁英請願在台灣比照日本設置「議會」共達15次），到「文化協會」以迄「台灣民眾黨」的組建，都是「民族主義啟蒙運動」〔註15〕的一部分。

台灣人爭取政治權利，要求介入公共事務的努力，在日據時代即前仆後繼，不絕如縷。彼時，漢民族意識是推展運動的動力，也是思想理論的依據，更是日益高漲的台灣意識的基底。

如今台獨人士將「台灣意識」標榜為至高無上的價值，卻也無法否認長期以來台灣意識源自漢民族意識的血緣關係。為了合理化台灣獨立的訴求，他們一則美化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再則將國民黨在台灣的戒嚴軍事管制與共產黨在大陸的極左風潮結合起來，醜化中國的歷史傳統，不僅刻意淡化，甚至否定漢民族意識，終而竟將漢民族意識推到台灣意識的對立面。同時，他們又不斷強化、神聖化台灣意識，將台灣意識建構為主流價值的圖騰，甚至成為檢定「國民道德」的標準。

史明抨擊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

「台灣意識」被改造成台灣獨立運動的思想武裝，史明於1962年以日文撰成的《台灣人四百年史》首開其端。該書向來被視為台獨運動的啟蒙經典，在這部厚達一千五百餘頁的「史書」當中，史明就直接以「空想漢族主義」〔註16〕抨擊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他認為台灣的現實是「截然分為『台灣社會．台灣人』與『中國社會．中國人』的二重層次，而且，二者又因以『被統治』與『統治』的殖民地性矛盾對立，成為極端的對立關係。」〔註17〕這種過度化約的、將「台灣」與「中國」二組語詞以二分法處理的模式，自此一直延續下來，成為台獨論者封閉而耽溺的思考邏輯。據此而形塑出悲情、苦悶的台灣史觀，也從而烘托出蠻橫、充滿併吞意圖的中國觀。

當然，悲情的台灣史觀在一定意義上乃是歷史的產物。清廷的割讓台灣、日人的殖民統治都是傷痛的記憶，而二二八事件，更是讓台灣人從光復初期重回祖國懷抱的雀躍，跌落到驚悚恐懼的深淵。二二八事件彷彿歷史的幽靈，迄今仍飄浮在美麗寶島的上空。

二二八事件在本質上是一場反貪污、反腐敗的民變。事件發生後，台灣士紳林獻堂、陳逸松、李萬居、連震東、黃國書、王添燈、黃朝琴、郭國基等人集會組成「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並隨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說：「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在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註18〕在《處理大綱》中亦強調「對於貪官污吏不論其為本省人或外省人，亦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協同憲警拘拿，依法嚴辦。」〔註19〕當年4月，監察院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及監察委員何漢文銜令赴台調查，《調查報告》的結論也不諱言：「台灣此次事變之初，其中心口號為：對於現政不滿，要求政治改革。」〔註20〕參與事件的台共活躍分子蘇新也說：「二二八起義是官逼民變的自發事件，事前毫無準備。」〔註21〕這大概可以代表當年左翼的觀點。其實，國民黨政權的貪腐，在當時已是全國普遍的現象，並不獨以台灣島為然。紅軍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崛起的。台灣何其不幸：好不容易才從殖民帝國奴隸統治下解放出來，隨即被迫面對一個瀕臨全面內戰的貪腐政權。因此，台灣人很自然地將記憶猶新的日據時代被殖民者欺壓的怨忿與憂懣，轉移到新政權身上。

二二八事件的悲劇具體反映了當時中國抗戰勝利後內亂頻仍的情境：國共兩黨爭相接管淪陷區，美蘇兩強為了爭霸全球，各懷鬼胎介入國共鬥爭。中央政府頹廢無能，敗象畢露，貪官污吏則藉機橫徵暴斂，民怨四起。就在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前的1946年11月，上海市也因警察取締攤販不當〔註22〕，發生「五卅慘案」以來最嚴重的暴動，事件延燒至次月；12月西康省民變，江蘇省因反對抽丁，也發生暴動；年底，因北京沈崇事件，引發全國性大學潮。與二二八事件同一年的5月，因物價飆漲，爆發全國性的「搶米風潮」，連有「米鄉」盛名的蕪湖、無錫等地也不能倖免。搶米運動持續擴大，延燒到學界，演變成「反飢餓」的連鎖性學生示威，上海、廣州、南京、昆明、武昌、北京等地的大學生紛紛投入，並因與警方衝突而造成多人死傷〔註23〕。

在大時代的歷史脈絡中，「二二八」並不是孤立的事件。根據統計，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到1948年4月18日宣佈動員戡亂，短短兩年多期間，全國至少有13省爆發重大的民變。與台灣情況類似，同樣曾為日本佔領的東北、華北地區，也常因國民政府接收不當而風波四起。台灣歷經日本51年統治，加上地理位置偏處海隅，所發展出來的異質性，當然更為明顯。二二八事件除了反貪腐的肇因之外，當然也有新舊移民之間的利益衝突和文化認知的差距。但是，再怎麼講，也不能如史明一樣，將此一悲劇定義為「台灣人起來反對外來中國人統治者的殖民地解放鬥爭」〔註24〕。這種無視於歷史事實，刻意分化台海兩岸的扭曲性詮釋，其實是帶有政治意圖的，是對二二八事件受難人士的公然污辱。如是的政治意圖甚至可能導致更大的悲劇。

史明批評連橫著於1920年的《台灣通史》，「思想傾向封建中國，站在中國人方面的立場和觀點來論述。」〔註25〕他自認為《台灣人四百年史》才是「由台灣人本身，同時站在真正的台灣人立場和觀點而記述的台灣史書。」〔註26〕其實，史明接受日本教育，定居日本，以日文撰寫，在東京出版，豈不更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場和觀點來論述」？正因為他所使用的絕大部分是日文材料，因此也很自然地承襲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美化台灣殖民經驗，以及詆毀、貶抑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和意識」。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即處心積慮想染指中國，擴大版圖，成就其「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詆毀中國，有助於合理化其法西斯式的民族優越感。至於強調殖民母國對殖民地「現代化」的貢獻，則是為了對其窮兵黷武的侵略行為卸責。

史明雖然用了許多筆墨描繪日據時代台灣的現代化歷程，卻也多少還保有反帝、反殖民的左翼風格。至於其他以日本為活動根據地的「東洋台獨」，則是幾乎完全浸淫在日本右翼政客「崇日恨中」的情緒當中。曾經擔任「台灣青年獨立聯盟」委員長的辜寬敏是其代表人物，他家族特有的政商關係，使日本的「獨立聯盟」成為台獨人士和日本右翼政客交際往還的樞紐。辜寬敏的父親正是「大日本帝國」貴族院議員的辜顯榮，1895年他因引日軍進入台北城有功，使日軍得以南下剿滅抗日義軍而騰達致富。

史明之後的台獨著作，竟有對日本殖民統治作大肆頌揚者，如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中，不乏如下的句子：「日本在台灣實施殖民統治能夠成功，有賴於上自總督下至市民乘國運昌隆之勢，為了祖國（指大日本帝國）的名譽盡其在我的滿腔熱情」〔註27〕「若以公平眼光觀察帝國佔領台灣以後之治績，我台灣島民，應為地球上各國人民中最幸福之人民。」〔註28〕也有極力為仇視中國的意識型態建構理論依據的，黃文雄所著《中國的沒落》及《中國食人史》二書是其代表。在建構台獨理論的過程中，日本右翼人士當然也不缺席，長期擔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中央委員的宗像隆幸就是其中之一。宗像隆幸是日本人，卻以漢名「宋重陽」擔任日本台獨機關刊物《台灣青年》的總編輯，於台獨組織活動和撰述工作上均屬靈魂人物。他有譯著多種，從綱領性的《台灣獨立運動的思想與戰略》到《醜陋的中國人》、《老昏病的中國人》、《絕望的中國人》等書，可明顯窺見其「崇日恨中」的脈絡。〔註29〕

美國是另一個台獨運動的大本營，我們姑且稱之為「西洋台獨」。

自從1950年韓戰爆發，美軍協防台灣之後，台灣對美國的政、經依賴日深，美國文化的影響力也日益擴張。60年代末期，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出國留學生逐年增加，且多以美國為目標。留美學生漸漸超過留日。這些留學生在台灣時已飽受國民黨政府反共教育的洗腦，到美國之後，又置身在一個全球冷戰結構下集體仇共的資本主義社會之中。他們絕大多數是在離開台灣之後才開始關心台灣，美國自由而物質豐裕的社會景象，使他們大開眼界，許多人後來選擇在美國落籍，成為中產階級的台裔美國公民，他們只能藉由組織台灣同鄉會來紓解鄉愁。這些人在取得美國國籍之後，才比較敢於表達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批判其封閉、不民主。他們受到美國主流意識型態的影響，對中共也採取敵視、拒斥的態度。這些西洋台獨將台灣同胞視為一個新的民族──「台灣民族」，而與紅色中國劃清界線。

西洋台獨人士雖已歸化為美國籍，由於心繫鄉土，希望能為家鄉盡份心力，以報答台灣對渠等養育之恩，並減輕羈留異地的愧疚之情，因此，想將台灣建立成一個新的烏托邦──一個民主的、非共的、以美國社會為范型的新國家。美國政壇早年流行「台灣地位未定論」，對台灣的歸屬問題，始終採取相當曖昧、游移的態度。這使得在美國的台獨運動有更大的想像空間，同時，也凝聚成一個可與美國政界相互為用的政治籌碼。這些台裔美國公民，與其說是一個新的「民族」，不如說是一個新的「階級」。他們對台灣前途的主張，更接近階級觀點，而不是民族觀點。楊逵是日據時代相當活躍的文學家和組織工作者，先後坐過日本人和國民黨的黑牢。他在去世前應邀訪美，在一次訪談中，他就感慨地說：「我是到北美之後才看見『台灣民族』的。」〔註30〕

由於台灣人社團在美國的資源有限，因此，這些「西洋台獨」組織對資源的競逐特別敏感。尤其在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後，台獨的活動空間大幅縮減，資源也相對萎縮，台獨幾路人馬的紛爭日益檯面化。張燦鍙、洪哲勝、彭明敏、郭雨新、許信良等不同系統人馬隨著赴美的先後彼此傾軋，有時候甚至可以用「慘烈」兩字來形容。

台灣解嚴之後，海外台獨分子紛紛回台尋求發展，整個局面已全然改觀。目前的獨立運動，已幾乎是由本土台獨主導的局面。本土台獨的發展，美麗島事件是一個決定性的分野。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前，台灣本土的台獨論者，多是個別的、透過秘密結社的方式活動，偶而張貼「反動標語」或散發油印文件，缺乏代表性，也沒有群眾基礎，一旦不幸被捕入獄，鮮有外來的奧援。加上當時大陸正面臨極左思潮的一連串政治運動，使他們更加堅信台灣只有從中國分離才有前途，在牢獄中只得以「寂寞的先知」自許。誰知就在美麗島事件前一年，大陸開始實施改革開放，但國民黨反共、恐共的宣傳，卻早已深植人心。

美麗島事件的受難者與以前的台獨論者不同，大多為戰後在台接受教育的知識菁英，有些已辦過政論刊物或參與過選舉，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有些甚至是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有其政治影響力。他們透過雜誌宣傳理念，透過活動擴大組織，共同提出當家做主、與聞國是的具體訴求。國民黨對美麗島政團採取強力鎮壓的手段，使得事件中被網羅者一夕間成為民間的悲劇英雄。而公開審訊的方式，更使得受難者的主張和信念得以透過媒體的傳播，積累更多的同情、更厚實的群眾基礎。後來美麗島受刑人的律師、家屬紛紛投入選舉，在中央民代和省市議會的席次上有突破性的斬獲，反對人士大舉進入國會和省市議會，改變了台灣既定的、封閉的政治生態。

當時包括美麗島政團在內的黨外人士，其主要訴求是民主，而不是民族，是擴大政治參與，而不是台灣獨立。他們也強調「台灣意識」，但是其意涵是「本土化」，是「台灣人出頭天」的歷史悲願，而不是台灣獨立的訴求。

但是美麗島政團的確也一舉吸納了過去台獨老政治犯所積累的政治資源。老政治犯難免心生憤懣，認為這批政壇新貴是踩著他們的血跡、踏著他們的肩膀上去的。解嚴之後，台獨不再懸為禁忌，過去鬱積的能量得以痛快宣洩。於是，前美麗島政治犯將其悲情、血淚化為道德訴求，將「台灣獨立意識」升高為檢定忠奸的標準。而後，以關懷台灣為藉口，排擠「統派」政治犯，組成「政治受難者聯誼會」。他們以「台獨先知」的道德形象積極介入反對運動，並擴張為黨內最有影響力的次級團體。民進黨內的第一大派系「美麗島」本來是不贊成搞台獨的。諸如康寧祥、高雄余家、邱連輝、尤清等要角均對台獨訴求持極為謹慎的態度，但由於「政治受難者聯誼會」的強勢運作，為了避免得罪老政治犯，紛紛改口支持台灣獨立。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就是「先知們」的傑作。從這一點來看，在本土台獨的發展過程中，美麗島政團微妙地扮演了承先啟後的角色。

如今，海外台獨已匯流到本土，前美麗島時代的老台獨與新生代的台獨接軌，「台灣意識」也從日據時代的（漢）民族訴求、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的民主訴求轉變為獨派政治認同的圖騰。國民黨固然要為這個轉變負責，共產黨卻也難辭其咎。畢竟從1957年「反右」到「文革」結束，歷經20年的折騰，政治缺少寬容，生產力發展遲緩，國民經濟嚴重落後，這在在使得台灣同胞視統一為畏途，國家觀念不夠堅強、中國文化主體意識不夠堅定的人，當然極易受到台獨訴求的誘惑。這是新時代的精神現象。

但是，物極則反，台灣意識被獨派勢力渲染到一個極端之後，開始浮現種種荒謬的現象，包括政治投射的錯置，而李登輝情結便是最明顯的例子。李登輝只因為是首任的台灣人總統即受到無條件的支持，而無視於他違憲毀憲的作為，無視於他媚日恨中的言論，無視於他包庇財團、特權，縱容黑道政治等惡行劣跡。過去反對運動所努力的目標──民主化，一再錯置而落空。此外，台灣意識的庸俗化也令人浩歎：政壇人士爭相以閩南語唱幾句卡拉OK，宋楚瑜請出布袋戲講幾句彆扭的台辭，膚淺媚俗者竟自許為親民愛物。

最嚴重、也最危險的是：由於堅持「台灣」與「中國」截然二分，迄今未能對中國大陸做務實、客觀的瞭解，以致不負責任的政客如李登輝者流甚且不惜挑釁中共，來討好民眾，以自誇其勇。而輿論界也持續以敵視、貶抑的態度對待中共，從而產生了嚴重扭曲的中國觀，未來在處理兩岸問題的關鍵時刻，很可能因此而形成錯誤的判斷與決策。

民進黨內部開始有人覺悟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舉行「中國政策辯論會」，兩造的辯爭雖仍有意識型態的糾葛，卻也嶄露出黨內願意正視兩岸問題並積極尋求共識。可惜的是，由於長期疏離，民進黨對大陸的認知，主要仍是透過美、日的資訊，且由於派系解讀的不同，竟出現南轅北轍的觀點。

民進黨的局限也反映出台灣整體社會因為歷史的隔閡和本位主義作祟，對大陸的認識基本上仍停留在過去國民黨政府反共宣傳的階段。即使是在彼岸已投產多年的台商，對大陸的資訊仍有一種慣性的拒斥，只願看來自台灣的報紙，懶於翻閱任何簡體字的書刊。對中共的瞭解，仍是停留在成見和想像之上。

如上所述，「台灣意識」形成於《馬關條約》之後，自始即與祖國情懷不可分割。它既是台灣同胞用以對抗日帝文化壓制的利器，也是要求在台灣當家做主的理論依據。然而由於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遷台、白色恐怖和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以及中共建政不久之後極左風潮狂飆10年，再加上美、日等國對台灣政、經長期的決定性影響與冷戰時期的東西方對峙等等主客觀條件，「台灣意識」終於在一批流亡海外誓與國民黨不共戴天的異議人士與坐過黑牢的老政治犯的強力運作下，被扭曲成背離祖國的「台灣獨立意識」，使原來反帝、反殖民的色彩，搖身一變而成「反中國霸權」、「反中國併吞」的主張。這種精神現象乍見之下頗為荒謬，細究之後終是事出有因。

由一個被刻意扭曲的「台灣意識」所投射出來的「中國觀」，無疑是落伍、貧窮、專制的圖像。然而任何對現今中國大陸有過動態觀察與深入瞭解的人皆知這種「中國觀」是極其嚴重的偏離事實。今日廈門的生活素質恐已非台灣任何一個城市可以望其項背，上海最近五年的建設足以令全球瞠目結舌，整個祖國大無論沿海或是內陸，猶似一片大工地。中國正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劇烈、最快速的變革，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異口同聲，預測2020年以前全球投資報酬率最高的地區是中國，到2010年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也可能是中國。雖然近年來大陸的發展成就普受高度評價，大陸當局卻不敢自矜自滿，繼續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在肯定過去成就之餘，仍坦然承認擺在眼前的改革道路困難重重。即使在偏遠的山區，也到處可見「承認落後，就是進步的原動力」之類的標語，令人感動。

面對這般新中國的崛起，台灣社會的主流「中國觀」卻反其道而行。為了糾正這個錯誤的「中國觀」，有必要將被扭曲的「台灣意識」拉回理性的殿堂，嚴加審視，以便帶領台灣同胞衝破狹隘的「時」（割讓給日本以來的百年經驗）「空」（局於海島一隅）限制，重新從全民族、全中國的視野來為「台灣意識」定位。台灣同胞實不應因對國、共兩個政權不滿，而對整個中國失望。現今錯綜複雜的兩岸關係，毋寧是傳統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面臨帝國主義的侵略，為追求民族的獨立自主與完成國家現代化所衍生出來的問題。這些問題必須從大處著手，是兩岸全體中國人，也是兩岸政權所應共同面對、共同解決的。不此之圖，將會陷入無休無止的紛爭，不僅對追求全中國的獨立自主與現代化無益，甚且將鑄成難以彌補的歷史悲劇。

筆者認為，被扭曲的「台灣意識」在台灣之所以能成為主流價值，完全是由於台灣特定的「時」、「空」條件使然，而這些條件也使得台灣同胞加深對祖國大陸的疏離和誤解，究其原因，主要是來自五個缺憾：

其一是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缺乏宏觀、深切的瞭解。

許多人一提到中國的歷史文化，即認為必然與現代化相互對立。研究西洋文史哲的人甚至根本懷疑有「中國哲學」的存在，從事民主運動者，輒視傳統文化為落伍、守舊，是民主化的障礙。許多以進步分子自許的人，不屑固有的傳統文化，卻又對西洋的知識囫圇吞棗，不求甚解，一談到民主，就以為是西方的傳統。殊不知，就民主政治的發展而言，西方哲學的主流，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乃至中世紀的經院派哲學，都是反對民主政治的。然則，西方國家如今採行民主政治，卻從未因此而否定其古希臘羅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傳統。

反觀中國自古即有民本及民貴君輕的思想，一切皆以民為本，以民為貴，認為政府的施政應當尊重民意。《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有一則關於春秋時代鄭國大夫子產的記載，大意是說：鄭國老百姓喜歡聚集在鄉校議論時政，有一位叫然明的人建議子產，乾脆廢掉鄉校，以杜絕庶民干政。子產不同意，他說，大家在鄉校議論時政，正好可以使他知道施政的良窳，善則行之，惡則改之。民意如同良師，豈可將議論時政的場所摧毀？他說：「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亦即民怨只能用忠心善意去減損、化解，不能靠威權來防制。對於子產這種民主作風，孔子極為推崇，說：「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註14〕《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序說》，譯文見《台灣社會運動史》第1冊，頁2-12，創造出版社，台北市，1989年6月。
〔註15〕同上，頁8。
〔註16〕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頁689，蓬島文化公司，1980年9月。
〔註17〕同上，頁794。
〔註18〕陳興唐主編，《台灣二二八事件檔案史料》（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頁248，人間出版社，台北市，1992年2月。
〔註19〕同上，頁251-252。此外，亦參閱莊嘉農，《憤怒的台灣》，頁137-141，前衛出版社，台北市，1990年3月。
〔註20〕同〔註18〕，頁284。
〔註21〕戴國煇、葉芸芸，《愛憎二二八》，頁260，遠流出版社，台北市，1992年2月。
〔註22〕唐振常主編，《上海史》，頁90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
〔註23〕參閱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4冊，頁584-65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市，1985年5月。
〔註24〕同〔註16〕，頁795。
〔註25〕同〔註16〕，頁4。
〔註26〕同上。
〔註27〕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1964年在日本以日文出版。譯文轉引自王曉波，《台灣史與近代中國民族運動》，頁464，〔註28〕同上，王育德引辜顯榮語。王氏對辜顯榮推崇備至，書中多處為在日據時代被罵為「民賊」的辜顯榮抱不平。
〔註29〕宗像隆幸的資歷，見其在台灣出版的《台灣獨立運動私記》，前衛出版社，台北市，1996年。此書曾被台獨外圍組織「台灣教授協會」評選為年度台灣本土十大好書之一。〔註30〕戴國煇，《台灣史研究》，頁165，遠流出版社，台北市，1985年3月。【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