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柯江互訪看跨世紀的兩岸關係

哪裡像個主權獨立國家？

自從兩岸緊張關係的發展陷入了「雨過天不晴」的僵局之後，中共開始思考走出兩岸的協議架構，尋求該架構的替代方案，以增加將來在兩岸談判時的籌碼。依國際關係的權力架構及運作來看，從美國方面下手，中共將可以達到最佳的效能;也正好後冷戰時期的美國，相對國力漸弱，無法再獨力支撐以美國價值為主軸的亞太秩序，必須與日本合作，才有可能繼續維護其國家利益，因此美日安保條約的強化已成必然的趨勢，但是又不能不顧忌逐日崛起的中共，可能爆發強烈的反彈。在這樣一種情勢的發展下，中美之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於焉形成，進而促成雙方領導人互訪的外交作為，也將間接形塑跨世紀兩岸關係的架構。

中美雙方領導人互訪本來應該是單純的促進兩國的合作或改善兩國的關係，但是這當中又參插了台灣問題，使得該項互訪顯得複雜化。更令人不解的是，本來一再公開宣稱擁有獨立主權的中華民國政府，卻在這種情況下，顯得不安及慌亂，公開在中共與美國外交互訪的程序中表現極度的關切。既然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又何必在乎其他兩個獨立國家的外交作為呢?就算要關切，也要耐心等到結果，再作進一步的反應，要不然也應該是透過秘密管道表達才對，這種慌亂實在有失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作為。其實，如果基於本身國家利益，雙方有簽訂公報、不同形式之協議，甚至密約的必要時，就算台灣強烈抗議，也依然會簽署。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對於所謂的台灣問題，中共終究還是走上了國際架構來尋求解決，這是過去中共堅持兩岸問題是中國內政立場的鬆動，似乎隱含著「和平統一」在跨世紀中的程序模式。因此未來跨世紀的兩岸關係應該從全球戰略形式及兩岸的戰略地位來探討，才能真正掌握到時代的脈絡。

客觀來說，由於地緣的關係，無論從政治或經濟的角度來看，未來跨世紀的兩岸關係必將直接影響著台灣地區的生存與發展，這一個現實也將會超越任何政治主張及價值觀。具體地說，不管是獨派、統派或現況派，各種主張或有不同，但如何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都將會是各派的政策主軸。

自開放大陸探親之後，配合了大陸方面也積極推動經濟改革，兩岸之間已逐漸形成了互賴的關係，彼此之間臍帶的切斷將對雙方造成不同程度的衝擊。然而也因為彼此各自內部都有其特殊的政經背景及社會慣性，短期間如果立即搭建一個過度緊密的關係，將導致彼此的劇烈排斥，恐怕亦非雙方之福。客觀來說，在未來這一、二十年的跨世紀期間，如何維持兩岸關係在一個穩定的軌道上發展，應該是當前兩岸共同思考和努力的階段性目標。藉此，兩岸方能在穩定的關係架構下，各自推動經濟的永續發展，以及重造各自社會的新秩序，進一步才能期待雙方社會同質性的提升，終有水到渠成之日。也只有如此，才是共創兩岸繁榮的雙贏策略。果能依此襟度，未來跨世紀的兩岸關係應該要放到一個三元一體的架構中去建立思維的邏輯，方得冀望兩岸於和平的分立狀態下，建立統合的機制。這個三元一體的思維架構即為:國際架構下的兩岸關係；分立而不分裂的兩岸互動;穩定關係架構下兩岸各自的繁榮。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真正能夠和平統一或和平獨立，只有透過國際架構的制約和運作才有可能達成。離開了國際架構，不管是追求統一或是獨立，都只能透過武力解決，譬如美國的獨立，兩德的統一等都是明顯的例子。事實上，中共自前年飛彈演習之後，對台灣問題的處理態度已經一改過去堅持「兩岸事務、兩岸解決」的原則，而走入國際社會尋求替代兩岸對談的方案，尤其是透過美國與日本，施予台灣走上談判桌的壓力。這一個基調的鬆動也正顯示了，中共多少程度上必須認知到台灣問題的國際化現實。由於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以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事實，台灣的地位及後來延伸的台灣問題早已隨著國共內戰而國際化了，毛澤東時期沒有解決，鄧小平時期也沒有解決，現在的江澤民政權應該也無法完全漠視「台灣問題國際化」的現實，只有勇於面對現實，並基此因應，才能真正有助於問題的解決。

另外，客觀情勢來看，隨著台灣在未來全球戰略上的地位日顯重要，台灣問題國際化的程度也必然會逐漸加深。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對台灣的主權宣示，應該也只能冀望於台灣地區全體人民的意願了，否則就必須訴之於武力。然而一旦訴之武力，國際化的效應將被啟動，台灣人民的排斥也會升高，造成惡性循環，果若中共強力為之，「中國」又將淪入另一個世紀的浩劫。所以，納到國際架構下來解決兩岸的關係才是「和平統一」的保證；對中共而言，不儘是表現「有容乃大」的善意，也是兩岸邁向統一的起步。兩德統一的模式雖然不能完全套用於兩岸，但其統一的互動過程應仍值得玩味。

一個新陸權中心的出現

自冷戰結束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已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的主流思潮，再配合了新歐亞大陸橋的形成，以及南韓、泰國爆發金融風暴的事實，跨世紀的全球戰略已浮現出海權與陸權的競爭態勢，而台灣也將在這一個全球戰略體系中佔有一個重要的地位及角色，中共與美國都無法疏忽。

首先，新歐亞大陸橋的形成將帶動全球大陸心臟地帶的緊密結合。該歐亞大陸橋東起中國的連雲港、日照等沿海港口城市，西出中國國境穿越中亞，經過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波蘭、德國等歐洲國家，最後抵達大西洋東岸─荷蘭的鹿特丹、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等港口。該大陸橋連貫了全球大陸心臟地帶的兩岸－－太平洋與大西洋，全長11,000公里，比相關位置的既有海運線縮短約10,000至15,000公里。其輻射面廣大，總面積達5,071萬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約為世界總人口的75%，涵蓋三十多個國家及地區。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合作趨勢，這一條大陸橋及舊的歐亞大陸橋（穿越西伯利亞）將同時扮演重要的經濟整合及促成所有相關國家經濟互賴的功能。如果再根據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的溢出原理（spill-over），這一種經濟整合的緊密關係將進一步促成該區域的政治結合。這樣一個新地緣結合新功能的權力統合，對目前惟一擁有全球性霸權地位的美國而言，無異是一項重大且嚴厲的挑戰。針對這樣一個陸權中心，素以海權維持霸權地位的美國，當然也會有整體長遠的規劃以為因應。

早在二次大戰結束初期，美國已經對預防陸權的興起與擴張有了周詳的研究和規劃。首先有陸地邊緣的新月形地帶論的提出，隨之則有肯南（G.Kenan）的圍堵政策，結合歐亞兩大新月形的陸地邊緣國家，以圍堵當時控制全球主要陸地的共產主義霸權，只不過當時是以政治意識形態為主軸的新現實主義架構。隨著亞太地區在後冷戰時期的蓬勃發展，將逐漸成為下個世紀的世界重心，又面對一個新陸權的崛起，因此當年冷戰期間的鏈島地緣又將成為跨世紀中海陸兩權從事經濟及政治競賽的新圍堵前線，這是美國在亞太地區保障其長遠國家利益的基礎。然而由於跨世紀中美國與該地區國家之間的相對國力已不可同日而語，各國外交自主性相對提升，當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相繼提出「亞洲價值」，對美國說「不」之際，美國確也感受到「亞洲文明」對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挑戰，杭廷頓（S.Hungtinton）的「文明衝突論」絕非偶然性的創見。就在苦於新圍堵策略難以成形之際，亞洲金融風暴的發生，從某一角度來看，確也提供了美國一個良好的機會。

亞洲金融風暴提供美國戰術著力點

從美國新圍堵戰略的地緣來看，經濟層面而言，南韓及泰國的金融風暴提供了戰術上的著力點；政治層面而言，台灣的政治改革奠立了戰略可行性的保證。金融風暴後的南韓經濟及泰國經濟，在缺乏資金運轉的窘境下，其面臨停滯的產業結構終將會受到美國跨國公司的迅速滲透，任其宰制。在下一世紀中，美國結合了資金及資訊的聯合支配，將與許多亞太國家形成一個新依賴結構。屆時再發揮新自由主義的溢出效應，這些國家想再說「不」，也很難了。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南韓與泰國，這二國是海權力量伸入陸權領域的二個重要鉗口，此時美國所主導的海權勢力將有如一支鐵鉗，就從朝鮮半島及中南半島的二端狠狠地咬住整個的大陸心臟地帶。而這一支鐵鉗的中心支力點就是台灣。

從過去這幾年的發展來看，當大部分的東亞國家紛紛向美國說「不」之時，台灣由於兩岸之間政治及軍事的紛擾，依然忍辱負重地作為美國的摯友。再加上近年來推動的民主改革，整個政治價值體系已快速地向著「美國價值」轉移，長遠來說，這是美國在該區域內所能擁有的重大政治利益。縱然美國由於雙重赤字的重大壓力，不得不基於經濟的考量，著眼於中國大陸市場的開展，以解短期內的燃眉之急。但無論如何，基於理性的邏輯，美國的對華政策應該沒有可能會以犧牲長期利益來換取短期的利益。顯然地，美國將會在法律層面上，遊走於《台灣關係法》及「中美三公報」的模糊空間之中；在政策層面上，美國也會在「支持一個中國政策」及「堅持和平方式處理兩岸衝突」二項矛盾的基調之間，適時適地的調整態度與作為。

由於未來台灣在跨世紀全球性海陸二權競逐的架構中扮演著一個關鍵的角色，因此台灣問題的國際化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除非台灣本身把台灣問題拿到國內來自己解決。如果台灣真把台灣問題國內化，那麼不盡會牽動兩岸的互動關係，也會打亂未來國際競逐的格局，所以去年（1997年）台灣推動憲改時，美國甚為關切「公民投票」入憲的議題。一旦公投入憲，勢必難以阻擋將來台灣問題透過國內公投方式解決的壓力。如果公投結果是宣告台灣獨立，那麼美國勢必無法在優先次序上，把「和平方式解決兩岸衝突」的堅定立場，提升到「支持一個中國政策」的位階之上，屆時美、日二國將可能錯愕地看著中共宣示並執行「武力保台」；而假如公投結果是主張中國統一，那麼依據國際法，這是一國內部的整體意願、是民族的自決，比當年台灣民主國奉大清為正朔的文告還更具正當性（legitimacy） ，況且美國也曾公開宣稱「和平方式解決兩岸衝突」的立場，而公民投票完全合乎和平解決的程序，美國根本沒有介入的任何藉口。或許美、日二國雖然不樂見兩岸的統一，但也有可能並不如一般想像的那麼抗拒，只是不願意見到兩岸情勢的突變，致而來不及對既得利益的維護作預期的規劃而已。果若如此，台灣追求統一的公投結果，美國就算不願意也只好接受。美國對兩德統一的處理過程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皆可見一斑。因此台灣問題未來逐漸納入國際架構下來解決，可能會更符合相關各國的希望。或許中共尚未能認知到這種趨勢，甚至會極力排斥，但現實總歸是現實，逆勢而為不盡不智，而且也不會有助於問題的解決。不管如何，兩德終歸是在國際架構下運作，才得以確保「和平統一」的過程及果實。另外也希望台灣政壇能謹慎考量整體及長遠的制度和政策，勿因一時的政治利益而陷整個社會於長遠的危機，此乃大不智之舉也。

其次，第二個應該探討的層次是從兩岸的關係架構上著眼。不管如何，兩岸之間的互動關係是跨世紀兩岸問題解決的主體架構，就好像兩德關係的國際架構主要也是用來輔助兩德之間的主體關係，以求得德國問題的和平解決，其間的本末邏輯應該很明確。兩岸關係也有類似的特性，尤其在處理程序的研究上，兩德已是前車之鑒，不必刻意排斥。

和平共存到和平統一

未來跨世紀的兩岸關係架構，在這樣一個全球互賴的體系下，已經不能再依循「摸著石頭過河」的戰略或戰術，試圖求得兩岸問題的理性解決。很顯然地，這個關係架構必然要透過兩岸的談判程序，逐步建立起來。關於兩岸談判的問題，目前的癥結應該是攸關「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雙方歧見表面上看起來很深，但其實雙方立場仍有重疊的地方，堪可用以啟動兩岸談判。

至於在談判程序上建立「一個中國」原則的架構，首先雙方應建立談判理性，針對現實，再思考議案的提出。根據談判學的理論，談判之所以產生，就是對於雙方共同認知的矛盾或衝突，不以各自自我的絕對理性（利益的極大化）來處理，而是採取追求相對理性的建立，對衝突做有效的管理。換句話說，談判的目的就是要讓相關的各方在衝突管理的規則下，能夠和平共存。所以談判的前提就是不能試圖讓對方無法生存，這也就是社會理性或相對理性的基本內涵，一旦試圖令對方無法生存，根本就沒有談判的空間，只能回復到原始的關係狀態，那就是戰爭。基於這樣的理論，兩岸之間的關係架構根本沒有「台獨議題」及「一國兩制議題」的空間，因為這二個議題都將可能置對方於死地，毫無談判的意義。

事實上，「一個中國」猶存在著模糊及彈性的空間，讓雙方都能有其選擇性的認知。基本上，中共政權的穩固及其國防安全，由於地緣政治的關係，確實有賴於堅守其「一個中國」的架構。這一方面是因為佔據中國國防重鎮的許多少數民族，近來的分離意識逐日高漲；另一方面是因為自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之後，追求國家主權及領土的完整是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持續努力的目標及理想，縱使後冷戰時期，為了經濟合作，許多國家已經逐漸修正了國家主權的僵硬概念，如歐盟，然而想使中國一下子之間改變，實屬困難，這是台灣方面應該認清和理解的。然而，事實上，台灣方面，包括大部分執政黨人士及一部分反對黨的有力人士，對於「一個中國」的原則並沒有公開表示過排斥或否定的態度。但是基於歷史的經驗（當年唐景崧的台灣民主國文告中，公開宣示奉大清為正朔，因而失去美國的支援，終於淪入日本的殖民統治） ，從國際現實的生存要件及內部的政治生態及結構來看，台灣方面確實也有不能公開宣示「一個中國」原則的苦處，這是大陸方面也應該理解和體諒的。既然談判的目的就是要使雙方在追求協議的關係架構中都能夠提升各自的利益，就不能陷任何一方於危機之中，否則就沒有談判的需要和意義。

綜上所言，一方有堅持「一個中國」的需求，而另一方又有不能公開宣示「一個中國」的苦處，那麼未來兩岸關係架構的建立應有二種可能：一者是採取1972年中共與美國簽訂的上海公報模式，即在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的談判架構下談判；另一種方式則是採取「屋頂理論」，雙方的談判植基於一個超現實的歷史延續性、文化認同性、未來理想性的「中國」，這也許多少反映了不久前汪道涵先生所提到的「一個中國」新意涵。在未來一、二十年的跨世紀發展中，最理想的景象將是在一個取得雙方協議的基礎架構下，共同依循「和平共存、一致對外」的努力方針下，終有達致和平解決歧見的一天。

兩岸之間「不搞對抗、一致對外」應該是台灣朝野可以凝聚的共識；而「從和平共存到和平統一」也合乎大陸方面的理論及戰略原則。把兩岸之間半世紀以來的對抗轉化為合作的機制，一方面可以節省資源的浪費，有利於雙方從事各自內部的發展，亦合乎民族主義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有利於互信及互賴機制的建立，長期來說，將有利於兩岸的整合。再從大陸方面對兩岸關係的認知上來說，「和平共存」應該也合乎其理論模式。中共方面一再宣稱兩岸的分隔乃是內戰的延伸，既然是內戰的延伸，兩岸固是交戰雙方;既然是既存的交戰雙方，那麼就應該以「和平共存」為處理雙方關係的準則，其四項基本內涵亦應為雙方所共同遵循：

一、雙方均不要求對方依自己的生活方式做改變；

二、雙方均不認為彼此的差異會無限制地延續，體制內的改變應該是內部演變的自然過程；

三、互動對雙方均有正面的影響；

四、每一方都不從事顛覆對方的活動。

美國不會要台灣與大陸談統一

另外，關於中共試圖透過與美國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迫使台灣方面處於讓步的談判地位走上談判桌的戰略運用，長期而言，對雙方都不見得有利。基本上，美國只是運用兩岸之間的矛盾擴大其長短期的國家利益而已。美國只能宣稱原則上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而政策是會隨著客觀情勢的改變而轉移的，美國也不會針對兩岸統一的議題，要求台灣方面與大陸方面談判。美國之所以與中共簽署戰略夥伴關係，一來是經濟層面上為了擴大共同利益而結為夥伴；二來是為了順利運作「美日安保條約」，藉此夥伴關係降低中共方面的阻力，以利於其掌握亞太地區的支配性地位。至於促成兩岸的談判，基本上也是為了降低該地區的衝突，才能順利地把支配地區從東北亞延伸至東南亞。但是如果兩岸的談判是促成兩岸統一，恐怕就不是美、日二國所真心樂見的了。這種情形已經發生在兩德談判及兩韓談判的歷史經驗中，當年西德如果想完全透過與蘇聯簽署夥伴關係來迫使東德談判，而不積極主動改善兩德的關係，可能德國的統一仍是遙遙無期。其次是朝鮮半島的例子，雖然美、日、俄、中共都樂見兩韓透過談判穩住既有的平衡情勢，但幾乎沒有任何一方是真心希望朝鮮半島的統一，這個道理是很清楚的。所以大陸方面如果不能像西德政府一樣，掌握台灣的民情，而在兩岸關係的架構建立上，若太過依賴於與美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那麼充其量也只能在現況價值的上下起伏之間震盪，絕對無法突破現況，開創新局。

最後，跨世紀的兩岸關係亦將決定於兩岸各自內部的政經情勢及社會情勢的穩定與發展。由於兩岸之間曾經有半世紀的隔閡及矛盾的存在，因此很有可能當各自內部遭遇危機時，為了轉移危機而改變對對方的態度，試圖藉此凝聚內部一致對外的力量，延續既有的政權。至少毫無疑問地，當內部產生危機時，自然會採取更保守以及保護自我的對外態度，換句話說，未來跨世紀的兩岸關係絕不存在彼此「幸災樂禍」的空間。所以未來跨世紀兩岸各自體系的穩定及永續發展，對兩岸關係結構的穩定有著重大的影響；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兩岸關係的穩定，對各自體系的內部穩定和成長，也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在此互為影響的循環關係下，一旦處理得宜，則將形成良性循環，促成兩岸共榮，進而達到統合的境地；若是處理稍一不當，則必產生惡性循環，兩岸人民又將陷入痛苦的深淵，21世紀的中國人，還是無法站起來，這確實是嚴肅而值得深思的問題。

〔註1〕有關美、中、台三角關係之理論性探討請參見，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書局，民國86年）。
〔註2〕請參見David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