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世界銀行《2020年的中國》

在東亞金融風暴過後，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前景並不樂觀，認為人民幣在貿易萎縮的壓力下將難逃貶值命運。到底中國大陸能不能免於金融風暴的衝擊，甚至在風暴中化危機為轉機，順利在21世紀初邁向「經濟起飛階段」，世界銀行的報告書《2020年的中國》是一份很值得參考的資訊。

以下作者針對《海峽評論》第89期所刊載的第一章「瞭解現在」和第二章「預卜未來」內容，提出台灣經濟學家的看法。

（一）轉型的奇蹟

世銀報告書指出中國正處於兩個歷史性轉型過程中，這兩個轉型分別是「從鄉村型農業社會走向城市型工業社會」，與「從指令性經濟走向市場經濟」。

中國就像是一個既老又大，層級又多的公司，也就是說她已罹患了「恐龍症」。四大病徵分別是權力集中於少數人之手，民眾對共產主義的認同減弱，常使功能性衝突變成人際鬥爭，對外界資訊缺乏學習機制。所以如果沒有鄧小平勇敢地、穩健地、明智地去面對恐龍症，今日的中國恐怕仍如印度一般的貧窮落後。

我說鄧小平「勇敢」，是指他敢突破傳統的禁忌和權力糾葛，去點燃改革的聖火。「穩健」是指懂得從農村而城市，由試點到沿海城市，到三沿（沿海、沿江、沿邊），到全國，鄧小平並沒有盲從西方資本主義模式，所以改革沒有陷入「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預言中。「明智」是指在市場與管制經濟的矛盾中取得平衡，以鄉鎮企業去衝撞國有企業改革，用外資去引導內部金融與流通體制調整，再用經濟改革去挑戰官僚體系和政府機構，一步一腳印，「摸著石頭過河」，中國的經濟發展才能有今天的燦爛成就。

上述兩種轉型相互作用，激發快速經濟成長，在過去的18年間，中國經濟增長了四倍多，平均成長率接近兩位數，使二億多中國人告別了貧窮威脅。在一般富裕國家，要做到這種大規模轉型，恐怕要花上幾個世紀的時間。可是在中國，這一進程被縮短到10幾、20年。由於走得快速，當然會迸發出一些新的難題，像是不穩定、失業、糧食不足、分配惡化，與貪污腐化等，這都成了江澤民和朱鎔基新政權組合的最大挑戰。

（二）經濟成長探原

世銀報告書指出中國經濟迅速增長有三個特徵。第一、是經濟成長為各個省份都帶來了好處，沿海各省的增長率為9.7%，但非沿海省分也不差。第二、是伴隨經濟增長的週期性波動，像通貨膨脹。這反映出由於財政，企業和金融系統未能完成改革所引起宏觀經濟管理上的失誤。第三、是生產力成長得相對快速，這種經驗與多數亞洲國家依賴資本投入增加來推動成長的現象，有顯著不同。

世銀報告是經過客觀調查與嚴謹計量分析的結果，不過也正因囿於統計方法，這些專家忽略了沿海與非沿海省分發展差距擴大所潛伏的隱憂，部分西方觀察家甚至預言這種差距將造成諸侯經濟與政治分裂危機。然而較令人慶幸的是，如果中國經濟增長大多數來自生產力增加，而非大量資本與勞力投入，則透過技術散佈與移轉，目前的各省發展差距將會逐漸縮小，因為技術的移轉要比資本和勞力具有彈性。

世銀報告書並歸納出自1978年以來造成經濟顯著和持續增長的四個主要因素，即（一）高儲蓄率，（二）經濟結構變化，（三）務實並具中國特色的改革，（四）農業改革與鄉鎮企業。

中國目前擁有全世界最高的儲蓄率，37%。而且更重要的是，儲蓄率相當穩定，即使在經濟進行重組時也是如此，這與東歐和前蘇聯在經濟轉型時儲蓄率暴跌明顯不同，也擺脫路易士（Lewis）指出「貧窮惡性循環」的成長陷阱，進而因為擁有高儲蓄率而進入成長的良性循環之中。

中國的經濟結構變化表現在農業比重的下滑，勞動力離農也促進經濟所有制模式的轉變，特別是刺激私有、個體企業，集體企業與鄉鎮企業的昌盛，也成為吸引外資進入中國的有利因素。不過由於各省的經濟結構變化快慢差異很大，自然造成城鄉差距與地區發展失衡等問題。

中國經濟改革的精神是「務實」和「漸進」，這些特徵在改革的四個領域中得到充分體現：農業、鄉鎮企業、貿易和國有企業。農業改革一開始是大幅提高糧食收購價，接著推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按這種制度，集體所有土地被分到家庭，有效期長達15年，已相當接近私有制，經濟誘因的注入當然使農業生產力大幅上升。農業改革成功為鄉鎮企業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中共一直到1984年才正式支持這種變化。鄉鎮企業的發展與國有企業之間形成了競合關係，一方面鄉鎮企業購買國有企業生產的原材料加工，國有企業將部分製造工作分包給鄉鎮企業；另一方面鄉鎮企業的繁榮也撞擊了國有企業改革，並促進個體與私有企業的昌盛。

（三）經濟發展的挑戰

世銀報告書指出中國經濟成長的實力和優勢，但也指出其存在一系列不易克服的風險與挑戰。首先是市場機制須要有一個高效能政府，但中國卻只存在龐大的政府，政府效能欠佳拖垮了經濟進一步增長的動力。事實上朱鎔基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強調三年內要將40個部會委減少成29個，公務人員裁掉一半，這項政府再造的工程顯然極度艱巨，也令人悲觀。

第二項挑戰是日益惡化的環境品質，尤其在工業化進程裡，空氣和水污染越來越嚴重，要改善這些問題，必須觀念突破和一系列複雜法令規章的修改，不過顯然難度很大。第三項挑戰是國民收入的風險增大，隨著中國的富裕，需要有相應的政策和體制，保證存在一個充滿關懷並有競爭秩序的制度，並深入挖掘出人們的創新力，但觀察中國目前的教育、保健、和社會保險制度都缺乏這種特質。

第四項挑戰是糧食供應不足，中國的耕地只佔世界7%，但人口卻佔了世界的五分之一，中國糧食短缺問題的確不容忽視，朱鎔基雖信心滿滿地表示中國沒有缺糧危機，但觀察農業資源大量流失，與農業資金被佔用的情況，朱鎔基顯然過份樂觀。第五項挑戰是貿易摩擦，歐美國家對貿易失衡的不滿較60年代更加敏感，中國必然受到更大的壓力被要求開放產品進口，這一來對以經營內銷市場為主體的國有企業會形成巨大的壓力。

（四）經濟的前景

世銀報告書指出中國九五計畫將1996年到2000年發展目標訂為平均年成長率8%，應該可順利達到。報告書進一步指出在今後的25年裡非常有可能出現快速增長，但要取決於所需的高儲蓄率與生產力增長率，這也意味要保持良好的改革勢頭，精明的宏觀管理與政府部門之效能。

世銀在撰寫這份報告書的時候，東亞金融風暴還沒有出現，所以評估與預測的結果比較樂觀。在東亞金融風暴後，因為中共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將使出口成長率大跌，在內需無法有效彌補出口短缺的情勢下，1998年中國經濟成長率低於8%（甚至有可能跌至6%以下）將是必然的結果，而在印尼動亂引發第三波東亞金融危機後，往後兩年朱鎔基想堅守人民幣，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而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機構三項改革都將受阻。我甚至認為未來兩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時刻，堅韌如朱鎔基者都可能受到最嚴峻的挑戰（經濟的或政治的）。不過如果能挺過去，在2000年時中國經濟將雨過天青，大放異彩。

所以要預測2020年的中國，關鍵要看朱鎔基如何處理1998年至2000年的轉捩時刻。平穩過渡，中國將坐直通車，往世界經濟強國邁進，甚至超越美、日。過不了這個關卡，政治將出現動亂，目前的權力核心有垮台可能，更遑論在2020年想成為經濟大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