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克林頓訪華看中美關係中的台灣因素

中美關係是本世紀最具有戲劇性和持續最長時間的大國關係之一，而這種關係的建立、維持、發展，不論在敵對戰爭之間，保持良好狀態之時，或是處於破裂之際，始終都與台灣問題纏繞在一起。回顧一下朝鮮戰爭初起的中美對抗，50年代帶有冷戰陰影的海峽對峙，60年代兩大陣營的軍事較力，70年代的大三角關係的力量均衡，80年代的政策衝突，90年代的關係緊張到逐步修補。哪一次台灣因素沒有佔據重要的位置？我們不能不思考中美關係中這種帶有戰略謀略性質的問題，不能不思考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過去與未來的影響。

判斷之一：目前存在於兩岸關係和中美關係之間的台灣問題有兩種發展趨勢

一是兩岸增加全面交往、關係改善和雙方恢復進行包括政治談判先期安排的一系列談判的趨勢；

二是台灣島內不同政治勢力分別追求「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和「台灣問題國際化」的趨勢。

以往的兩岸關係發展，這兩種趨勢曾經出現過平衡和失衡，當第一種趨勢增強時符合兩岸的利益，也符合美國的利益；當第二種趨勢增強的時候，不僅會導致兩岸緊張形勢，而且會出現中美之間的戰略對抗。而當兩種趨勢相應的保持平衡時，兩岸基本處於維持現狀的局面中。而目前是台灣島內執政的國民黨面臨主張「台獨」的民進黨的全面挑戰，國民黨雖然控制著所謂中央行政體系的幾乎全部政治資源，但是地方縣市長一半以上的席位（15席）由民進黨控制，民進黨還掌握了地方政府財政預算的50%和台灣總人口的77%，雖然台灣民意調查顯示只有11.6%的人主張「獨立」（主張統一的為27%，維持現狀的48%），但是，仍把「台獨」作為最高綱領的民進黨，全面執政的可能性越大就越將使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增加。

從目前形勢來看，如果執政的國民黨不提高以談判處理台灣前途的可能性，必將造成兩種趨勢的大幅度失去平衡，第二種趨勢將客觀上被強化，將導致兩岸新一輪的緊張，也將把中美關係帶入新的危險之中。

中美兩國的根本利益在於保持地區的穩定，中國在進行現代化建設，需要全面的國際合作，國內的穩定發展和周邊地區的安全。美國要維護在全球的傳統利益，需要亞太安全局勢。因此，促進兩岸談判和避免出現「台灣獨立」應當是中美關係中處理台灣問題的首要考慮。

判斷之二：中美在處理台灣問題上的實際影響力在冷戰後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對於中國方面來說：現在的台灣當局不僅否認因為中國內戰造成的兩岸的政治聯繫，而且希望在冷戰結束後，突破「一個中國」的國際法認定，而中國對台灣政局的直接影響力只能通過在國際外交領域採取堅決的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灣獨立」的姿態，在兩岸關係上堅持和平統一和反對「台獨」的立場。換言之，對一個不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對手只有採取強化中國內政的處理方式才能對其施加影響。當然，兩岸全面交往的方式也會對台灣島內政局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台灣當局正在用「戒急用忍」的政策來阻止自然的交往進程。

對於美國方面來說：由於冷戰體制的結束，美國對於台灣的影響力出現了變化，而這種影響力長期以來是在「兩極對抗」和「大三角格局」中避免台灣的政治盲動和軍事冒險的。但是，中美建交之後，美國通過對台灣的武器銷售，只對台灣的安全和保證台灣海峽和平施加影響，加上國會的《與台灣關係法》，兩者客觀上助長了島內分裂勢力和「台獨」勢力力圖打破兩岸關係格局的政治信心。而現在，美國不僅通過「日美安全保障體制」擴大應付事態的範圍，給台灣以美國出面擔保的信息。同時又認為，對台灣島內政治生態的變化的影響力下降，台灣局勢的發展越來越難以控制。年初，對佩裡訪台提出的「三個訊息」（台北應盡快重開談判、尋找與北京相處的模式、美國不會給台北無限制和無條件的支持），台灣當局表現出不聽勸解的情緒。美國的對台灣政策，長期助長了「台灣獨立」勢力的發展，現在看到「台獨」的危險性，又表示對台灣的影響有些「無能為力」。

對於台灣方面來說：過度的社會變革和帶有極端台灣省籍「民粹主義」情緒的「民主化」，造成台灣政局的持續不穩，當局個別人不負責任的政治判斷，使台灣處於了「麻煩製造者」的地位。島內其他政治勢力較少戰略性的判斷，願意在突破既有的國際規則之下「自由行動」，亞太穩定，國際安全，中美關係，等等，不是他們考慮的重要因素。他們關心的是在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範圍內的政治利益和權利地位，另外就是重返國際社會能帶來的經濟利益。

無法控制的台灣必然將中美關係全面拖向危機當中。

判斷之三：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發展潛在著不確定的變數和危機

（一）台灣島內的政局複雜化。執政的國民黨長期拒絕談判，將嚴重傷害兩岸關係，造成目前的僵局演變為全面的對抗；民進黨不改變「台獨」立場，執政可能性增大的結果將導致兩岸關係新的危機。

（二）中美對台灣島內局勢發展方向的控制力下降，美國對台灣持續不斷的武器銷售，鼓勵了台灣的政治冒險，而美國迄今為止對「台灣獨立」的趨向還沒有具體的遏止措施。中國對「台獨」的遏止措施直接關係到改變統一政策的問題。

（三）一旦在台灣問題上出現新的危機，中美關係等於基礎將立即陷入不穩定的狀態當中。勢必妨礙中美兩國在其他領域的合作。導致世界多極化格局出現新的變動，造成全球和亞太地區局勢緊張。

判斷之四：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無法繞過台灣問題

（一）50年代朝鮮戰爭爆發，台灣被美國納入西太平洋防禦體系，中美開始了圍繞台灣問題打交道，而且是每一次美國對台灣問題的干預，都會在冷戰體制之下造成一次兩岸的軍事衝突。如「一江山戰役」、金門炮戰、60年代小規模海戰空戰。

（二）70年代初期，尼克森訪華，中美在冷戰「大三角」格局下，實現了戰略合作。1979年1月中美建交沒有解決台灣問題，而是將這一問題擱置了。中國方面提出了「三原則」（斷交、撤軍、毀約）和「一個中國原則」，統一方式由中國自己決定。美方提出了「認知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認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以及解決台灣問題要以「和平方式」的原則，並在國會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以後，中美通過「三個聯合公報」寫進了中美雙方上述立場的內容，確立了中美關於台灣問題的大框架。三個聯合公報確立了中美處理台灣問題的「協議」（政治合同），雙方要承擔義務。

（三）80年代美國通過「三個聯合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實施「對華雙軌政策」，基本上是避免因「台獨」導致戰爭；以台灣島內的反對勢力牽制台灣當局；再以美台關係和台灣在國際上的存在牽制中國。概括起來就是：抑獨避戰；推動對話；表達立場；維持現狀。1989年之後，由於國際格局的變化，中美之間擱置台灣問題過程中，出現了不利於中國方面的變化，美國出於意識形態因素和全球戰略格局調整的考慮，一度對中國採取「遏制策略」，台灣問題成為遏制中國的一張牌，布希政府先走了幾步（F-16事件，貿易代表西格爾訪台，允許台灣參加關貿總協定談判），克林頓第一任期緊跟了幾步（對台武器銷售、94年9月提升美台關係、1995年6月允許李登輝訪美），對中國施壓尋找遏制策略的極限，但不使美中關係破裂，與中國接觸但不進行實質合作、遏制中國長遠發展的潛力和走向世界強國的趨勢。同時，美國國內進行一場對華政策大辯論，政府的對華政策受其影響，左右搖擺，尚未完全固定下來。

（四）美國對華政策的重新調整和對台政策的基本取向。

1995年6月至1996年3月，中國方面表明堅定的反對兩個中國和「台灣獨立」的立場之後，美國受到了極大的震動，認為，台灣問題會「拖美國下水」，不斷升高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灣獨立」的危險，會迫使中國改變和平統一政策。

美國對華政策開始觸及三個實質性問題：

一、中國的綜合國力究竟有多強，戰略意圖是什麼，在亞太和全球的影響有多大。

二、如何界定美中關係的基本性質，是競爭的對手，還是合作的夥伴。

三、美國究竟採取何種對華政策符合美國的利益。

經過中美一系列外交對話、高層會談和江澤民主席訪問美國，美國的對華政策有了明確和基本策略取向：

一、不小看中國在世界舞台的地位

二、不圍堵中國，採取「接觸而非遏制」的策略

三、視美中關係為建設性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在中國成為軍事強國之前，施加適當的壓力，引導中國全面進入世界體系，成為一個遵守國際規則負責任的成員。

美國對台政策的基本傾向為：

一、承認一個中國的政策，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主張兩岸經由談判解決問題，強調台灣問題要以和平方式解決。

二、兩岸未找到共同的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之前，維持現狀符合美國的利益。

三、贊同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但是不支持「台灣獨立」，尊重台灣人民對自己前途的民主選擇。

四、根據《與台灣關係法》保持與台灣的民間關係，繼續對台灣銷售武器，保證海峽和平，但不承擔全部義務。

五、美國反對台灣宣佈「獨立」，因「台灣獨立」引發的中國大陸進攻台灣，美國不會干預。但美方希望中國尋找武力之外的手段防止「台灣獨立」，堅持處理問題的和平方式。

六、敦促兩岸以磋商、談判的方式處理一系列問題，但不扮演調停人的角色，不介入談判。

但是，美國方面在執行這些政策中仍然有「模糊處理的策略」：

一是在原則上表明信守三個聯合公報的立場，在具體事務上不與中國方面進行深入的磋商，比如《八一七公報》中關於售台武器在質量和數量上逐年遞減的問題。

二是將台灣問題納入地區安全和功能性問題範圍之中（與能源供應、航路安全、防止武器擴散、國際貿易和金融穩定等問題聯繫起來）。

三是將處理台灣問題的方式納入國際機制、國際組織處理問題的「遊戲規則」中。

判斷之五：變化了的台灣給中美關係造成的最大影響是「安全問題」

一、台灣島內政治生態中的「極端民主化」趨勢，帶來地區安全的問題。

二、台灣對在國際局勢調整和多極化進程中顯示出不願配合，以及要脫離中國內政處理範圍的冒險舉動，而美國對台灣防務的支持（「日美安保合作指針」對台灣問題的解釋、軍售和吸納台灣參加戰區導彈防禦體系），牽制了中國的穩定發展，鼓勵了台灣的「外交冒險主義」和島內「台獨」勢力的盲動，嚴重傷害了中美關係的穩定。

三、中國政府認為無論台灣島內政局出現何種變化，都不會改變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事務。變化了的台灣不會促使中國大陸改變以內政方式處理台灣問題這一基本立場，而美國國內的「理想主義者」、代表選民利益的「國會政治」和「美國價值優越論」者，對這一點是比較難以理解的。

結 論：

第一、70年代中美的戰略合作，為徹底裂解「雅爾塔體系」創造了條件，中國對結束冷戰和確立新的國際格局有很大的貢獻，中國理應分享冷戰後國際政治的「紅利」，冷戰後台灣問題的處理更不能傷害到中國的國家利益。中美冷戰中擱置的台灣問題現在應當開始認真的逐步的解決。

第二、任何島內有悖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變化，特別是「公開宣佈台灣獨立」的可能性，都將是對中國和平統一政策的挑戰，是對亞太地區安全和西太平洋局勢的嚴重危害，都將引起中國方面的嚴重關切和強烈的反應。

第三、兩岸應當經過政治談判來規範統一的模式和台灣的前途。而這種談判有利於中國和平統一，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國、台灣的利益，也符合美國在亞洲的利益。

第四、在島內政治冒險主義上升時，美國不應採取全面支持台灣防務以牽制中國的政策，不應鼓勵島內政治勢力從事「公開宣佈台灣獨立」的活動。中美雙方應當按照《八一七公報》的邏輯思路，通過談判和磋商來解決削減對台軍售的數量和質量問題。

第五、中美雙方應當通過制度化的安排，進一步明確《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聯合聲明所規範的處理台灣問題的原則和框架。通過確立具體有效的機制，逐一處理諸如軍售問題；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灣獨立」問題；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問題；兩岸談判和協商過渡時期，美國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