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兩岸談判的僵局」

在競局理論中，有一種名為「懦夫遊戲（Chicken game）」的討論，其意義可由兩輛高速對開的車子來說明。假如雙方車主都不知進退，決定硬拚，最後的結果必然是兩車相撞，車毀人亡。若一方決定退讓，退出此一死亡遊戲，雖然會被譏諷為懦夫，卻避免了兩敗俱傷之下場，並保存住自己的實力。最後若是兩造均能自我節制，停止無謂拚鬥，雖然彼此都會被視為懦夫，卻營造出和解的氣氛，為雙贏的結局奠定良好之基礎。

兩岸關係目前正處於「僵局」的狀態，稍早並曾出現劍拔弩張之情勢。所幸在此一「懦夫遊戲」中，雙方還懂得在關鍵時刻自我節制，避免落入玉石俱焚的兩敗結局。所以相當多的觀察家預測在3月中共人大會議後，兩岸關係將隨著春暖花開而解凍，這種預期是否失之樂觀，至少現今仍存在高度的爭議。

北京方面透過海協會不斷釋放出善意的促談呼籲，並主動發函邀請台灣政界人士前訪。不過相對於北京的善意，台北卻是異乎尋常地強硬，尤其是執政黨的態度大概只能用「詭譎」兩字來形容。先是李總統和蕭院長再次強調「戒急用忍」的正確性，並重申短期內無變更政策方向的可能。陸委會副主委吳安家甚至公開表示，自1949年之後，兩岸之間便已是「兩個中國」的情勢，只是台北委屈求全，不肯或不敢承認現實罷了。由於吳安家是李總統大陸政策的主要智囊，他的表態相當程度可詮釋台北高層的「台獨情結」。最令人費解的是，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下台後，預期中的陸委會副主委許柯生並未遞補上去，反而是推許惠佑出馬。許君在過去的海基會任內，常被質疑為缺乏談判謀略，過度拘泥於技術細節的「談判低手」，再加上其充滿「對立挑釁」、「台獨情結」的談判方式，也令北京強烈不滿。在許惠佑上任之後，北京不僅未循例來函道賀，反而認定台北並無復談之誠意，使兩岸關係的氣氛又緊繃了起來。

其實不僅北京當局杯葛許惠佑，在海基會的臨時董監事會上，辜振甫還語重心長地感慨，當兩岸春暖花開時，他也老朽了；並要求未來海基會能積極參加與陸委會的協商規劃作業，使兩會一體，不能再生隔閡嫌隙。創會元老陳長文更質疑海基會的創會理念已然模糊，並批判許惠佑在談判時常忽視「中國的，善意的，服務的」三大原則。而當此人事案引起各方議論時，媒體甚至還傳出將揭發許惠佑性醜聞事件的驚人謠言。

相對於國民黨的舉止失調，民進黨卻表現出令人激賞的民主風範。在其日前所舉辦的「中國政策大辨論」裡，雖然被媒體譏評為「不知牛肉在那裡」，「華山論劍卻不知劍」，或「各彈各調，瞎子摸象」，但卻顯示出該黨已由封閉的台獨意識走向公共政策的協商。而其中諸如施明德的「大華國協論」，許信良、郭正亮、陳忠信批判「戒急用忍」，新潮流提出「強本漸進」等主張，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務實性，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至於新黨，則由二十餘名公職人員組團前往大陸訪問，其間隔海轉述了若干北京觀點，代表在兩岸關係中，新黨已能勇敢地將自己定位在「白臉」的角色，值得肯定。

不管兩岸關係在今年有無解凍可能，談判的準備工作都必須開始進行。以下個人就談判專業的角色，提供一些看法。在進行談判之前，必須先評估兩造的相對強弱勢，因為弱者與強者所採取的策略是有差別的。判斷強者或弱者，有一些具體指標可供參考。例如，是否具懲罰對方的能力，承受對方懲罰的能力有多少，時間掌握在誰的手裡，己方是否擁有對手想要的資源，輿論支持那一邊，理法對誰有利。從這些具體的指標去研判，得出在兩岸關係中，台北為弱者，北京為強者的結論，大概沒有什麼人會反對。

台北雖然是弱者，但也握有重要的籌碼，這個籌碼就是運用台商的經濟實力，結盟跨國企業，深入大陸內地，以平衡其區域經濟發展的獨特優勢。這種獨特優勢主要存在於台灣的大型企業，而非中小企業。既然知道籌碼在這裡，為了防止過速流失，「鎖籌碼」有所必要，這就是「戒急用忍」政策，管制大型、高科技、上市公司赴大陸投資的理論基礎。而且基於弱者必須擴大議題，結盟，造勢等三個原則，積極使台北走出國際的「務實外交」也有一定之價值。

不過隨著情境的轉變，策略也須彈性調整，當戒急用忍與務實外交已達成階段性任務時，選擇適當機會下台階才是明智之舉。現在是否已到了須作策略調整的時機呢？從今年開春以來，北京（尤其是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所透露促談的善意，與對「一個中國」定義的詮釋，都可看出端倪。若再往前推溯，則「境外轉運中心」及「台港海運航權」的兩場談判，都可看出北京主動顯示善意，想打開兩岸僵局的企圖。

站在專業角度的判斷，北京的善意相當程度是「戒急用忍」和「務實外交」發揮了效果。但「鎖籌碼」不能坐視籌碼逐漸流失而不覺，「黑臉」策略也必須適可而止。基此，鬆動戒急用忍和停止外交角力，有其合理性。何況在東亞金融風暴逐漸平息後，台北應該有三點體認。第一是兩岸經濟已成為生命共同體，大陸經濟穩定成長，台灣經濟就會更加突出。第二是結合大陸、香港、台灣的大中華協作圈，將成為21世紀最耀眼的區域經濟組合。第三是兩岸之間必須發展出合理的產業分工（包含水平與垂直分工）。

如果台北確有上述認知，戒急用忍與外交戰就不能再堅持下去。假使台北的策略目標確定在停止對立、緊張，打破僵局，其決策結構必須更動。總統府理應淡出大陸政策的決策核心，將決策權回歸到行政院，由資訊較豐富、專業能力較強的行政系統，來負責兩岸關係之策略規劃。而在行政系統中，為求決策與行動具有更高協調性，陸委會與海基會應該「一條鞭」。無奈這項良性佈局，被總統府強力介入而破壞，竟以許惠佑瓜代焦仁和，而陸委會副主委許柯生只擔任有名無實的海基會副董事長，整個人事佈局荒腔走板，完全違背打破兩岸僵局的策略目標。

至言行動方案，蕭萬長再三強調「在那裡中斷，就從那裡恢復，在既有架構和不增設條件下復談，而且必須先事務性協商，再推進到政治性談判。」這種思維仍然掉在「美國式談判」的窠臼內，缺乏「中國式談判」的考量。所謂「中國式談判」，重視誠意與氣氛，先談原則和通案，當雙方形成共識後，再向下推展到技術細節和事務性個案。台北如果擱不下面子，不願將談判策略改弦易轍，也可以參考汪道涵的建議，先由海協與海基兩會進行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安排。利用這個基礎，順勢重新開啟兩會的事務性協商。當汪道涵明示了「台階」後，如果台北還不懂得趁此下台階，化解兩岸僵局，就顯得固執而愚昧了。

最後要討論主談人的問題，主談人是談判團隊的靈魂，決定談判成敗的關鍵。無奈台北臨陣換將，推出最不受北京歡迎的許惠佑擔任海基會秘書長。這項人事安排被北京解讀為台北沒有誠意復談，可見主談人選擇失當，也已破壞了兩岸的談判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