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大陸政策

美國總統柯林頓於6月底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九天，在北京與中共主席江澤民舉行高峰會，在北大公開演講，並在上海發表了對台的所謂新三不，引起台灣各界高度關切，柯林頓此行是報聘去年江澤民訪美，以後中美兩國這種高層互訪將成定規，屬於兩國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的例行工作，為中美促進關係（evolving relationship）（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語）之一環，而對兩國以後交往的增進，勢必發生深遠影響。

中美兩國長期敵對以後，為何目前走向嶄新的較友好的關係，並要成為建設性「戰略夥伴」？這種關係的性質為何？一旦建立對世局，尤其對台灣的影響為何？以上是我們試圖解答的問題，而這裡所謂解答只是個人的看法與瞭解，尚祈讀者指正。

兩年多以前，美國輿論界就有不少人主張應該完全中止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國採取的一些不友好措施，努力改善中美關係，其後白宮方面就有了一些積極回應，而企圖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就成為美國與中共交往的目標，一年前江澤民訪美與柯林頓舉行高峰會為雙方新關係之建立跨出了第一步，本年柯林頓的回訪也確立了新關係之基礎，今後在這基礎上之發展成果如何，當然目前還難斷言，但中共方面已表示只要台灣問題處理好，雙方就能培養互信，則新的戰略夥伴關係的穩健發展將不成問題。

這次新關係的建立是美方主動的，因此，欲瞭解其未來演變，必須首先研討美國何以要在此時此地對中美關係作如此重大的改變？亦即其欲與中國建立夥伴關係之動機為何？

美國欲與中國建立新關係最主要的理由是中國國力的日益強大，於下一世紀中葉以後，將成為美國以外全球唯一的超強，其對世間的影響力，將無比巨大，而中國的崛起，已不能以任何外力阻撓。自從70年代末葉，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經濟以平均百分之九的年增率增加，各項重大建設次第展開，目前已成一個經濟大國，儘管其間經歷了不少困難，但皆能化險為夷，目前經濟發展之步伐仍將穩健向前，許多專家都預測至公元2010年，中國將在GDP方面超越日本，成為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國民所得也將成為中等國家，可望進入已開發國家。以往也有一些西方人士認為如此快速的發展將為中國帶來政局不穩、社會混亂、崩解，甚至「諸侯」分治、國家分裂之危機。此種看法目前亦已為大部份研究中國政治與社會之人士所否定，認為這種論調，缺乏證據，而且隱含反華的偏見，不足採信。自從江、朱兩人順利接班後，一些猜測喬石與江澤民將爆發奪權鬥爭的人士，都已銷聲匿跡。總之，目前美國負責決策人士，皆認定中國政局穩定、經濟健全發展、社會大體和諧，不會發生重大變數，其成為超強指日可待，美國必須與其建立較正常的關係，才能維護未來的領導地位與國家利益。

美國欲與中國發展新關係的另一理由是美國感到在理念與利益上，兩國已不必尖銳對立，尤其雙方在許多方面都有甚大的互補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基本上已揚棄了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激情路線，在理念上，已不再把馬列主義之思想視為衡量一切的準繩，鄧小平的實用路線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美國之實用主義在思維方式上，相當程度是相通的，中國當代領導人都是瞭解當代文化具有國際觀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政經知識與人文素養比美國的政治精英毫不遜色，而治國經驗、理事能力，又超出美國一般之高官，故美國人士與其溝通，並無障礙，而中國目前外交政策的理性，與負責任的態度，也令美方安心，認為若能與其分擔維護世局的責任就將可減輕美國「世界警察」的負擔，又可維持美國的最佳利益。

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也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美國在第二次大戰後，其外交政策一直是在維護其「霸主」地位，為此，與鼓吹世界革命的蘇聯尖銳對立，維持強大軍備保持「冷戰」的姿態，甚至在有些地區不惜使用武力，這一政策至1990年初蘇聯瓦解為止。目前美國已成為全球唯一超強，但同時也感到過去四十餘年的政策代價太大，國力虛耗過甚，而在全球若干地區經濟崛起的情形下，欲再以同樣方法維持霸權，恐會力不從心，基於此種考慮，美國認為其維持最佳國家利益的方法，應該是建立一個有利於經濟優勢的國際秩序，並在和平的環境下保持其超強的地位與發言權。欲達此目標，安撫中國是迫切的，因目前環顧世界，歐洲雖在經濟上趨向整合，但因國家主權觀念，政治聯盟仍遙不可及，至下世紀仍不會是超強地位，俄羅斯國內政經問題嚴重，今後數十年仍不能恢復蘇聯之地位，至於日本，則已呈日落之景象，因此，唯一有成為超強可能性的中國，不能不重視。中國既已不能防阻，就只有「安撫」。好在兩國在經濟及其他方面，互補性甚高，由於中國四個現代化之需要渴望環境之安定與和平。因此，除非發生忍無可忍的情形，不會製造國際糾紛，破壞和平，而實現現代化，需要國外資金與技術甚大，而中國豐富的資源，豐足的人力與廣大的市場，又為西方，尤其美國企業提供無限商機，這種互補性的存在，足以使雙方成為合作夥伴。

美國於此時與中國改善關係與美國國內「圍堵」派的失勢也有關：近十餘年來，美國對中國政策的制訂一向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中國一旦強大，將成為美國心腹大患，故美國應努力阻止中國之崛起，他們相信由於中國內部問題叢生，甚至政局能否維持穩定也屬未知數，因此美國目前有足夠力量阻止中國國勢的擴展，美國能使用的方法，一是限制中共高科技之取得，二是培植中國四鄰來「圍堵」中國。這派意見，一度甚有聲勢，尤其天安門事件以後半年，美國輿論界主張此論調者頗不乏人，曾來台推銷其宣傳此說的Richard Bernstein與Ross Munrco二人，即為此中翹楚，但這種論調終究禁不起考驗，中國發展之勢不可擋，領導人接班的順利，外交政策之穩健，其可從美國以外的國家取得高科技及自行研發之能力，東南亞國家拒絕成為美國「圍堵」中國之卒子，均使此說漏洞百出，終被美國精英普遍摒棄，目前美國重要決策人士都贊成對中國採取交往與溝通（Engagement）的政策，此派主張之佔上風的例證為柯林頓此行在美國國內褒多於貶，而貶者也僅認為柯氏在中國大陸某些做法不盡妥當，而非對其大陸行持異議，即使國會中保守份子也無不支持柯氏此舉。

柯林頓此行，旨在與江澤民舉行第二回合高峰會議，以完成中美兩國戰略性夥伴關係之架構，此夥伴關係並不是結盟，也不是成為親密無間的友邦，而是在兩國間化解敵意，減少彼此間矛盾與衝突的源頭，互相尊重，並且在若干重要領域中彼此在無損本身利益之前提下，互相支援俾獲得國際上雙贏的結果。中美兩國鎖定以下領域作為「合作」的目標。

一、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亞太地區和平與安定的維持，一方面必須阻止軍備，尤其核武之擴張；美國在阻擋北韓發展核武及限制印、巴間核武競賽上，甚需中國的協助，而中國為本身安全，也希望美國能運用影響力，阻止這些國家的核試發展，另方面亞太安定必須阻止金融危機的惡化，這方面中國的角色甚具關鍵性，美國不僅盡力鼓勵中共繼續其穩定人民幣之努力，而且是兩國合作來催促日本負起維護亞太經濟穩定的責任。

二、擴增中美間經濟與其他方面互利的範圍：中國期望美國助其以對之較有利的條件加入WTO；美國給予永久性的最惠國待遇，高科技輸華限制的解除，然而美國則要求中國採取措施減少兩國貿易逆差，進一步開放大陸市場，放棄對伊朗、伊拉克之軍售，以美國等西方國家設定的條件進入WTO以換取永久性最惠國待遇等，這一領域中有些已達成協議，有些仍將繼續談判。

三、台灣問題：中共方面認為台灣問題是其與美國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倘若能順利解決，則兩國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就將水到渠成；美國也深知此一問題的重要性。目前雙方對此問題僅達成一些初步共識，此即柯林頓在上海宣佈的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及不支持台灣參加聯合國及其他以主權國家為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的所謂新三不，關於此一問題吾人將在下節中討論其影響。

由於戰略性夥伴關係是在演進中之關係，因此雙方「合作」與「商討」的內容將會演進，以上所述僅為現階段的合作與商討的內容。

為了更進一步改善雙方關係，並且增進互相之瞭解，中美兩國決定採取一系列措施：一是高層互訪，除了雙方元首以後將擇期互訪外，軍政首長也將增加互訪，譬如柯林頓訪美不久後，中共解放軍副參謀總長錢樹根即應美國太平洋軍區總司令之邀訪美，二是建立兩國元首間熱線，此已完成並且發生作用，三是邀請對方參加一些重要活動，如美國邀請中國軍方派員參觀軍事演習，其後如有必要，雙方並將舉辦聯合演習，四是大幅增加文化、科技之交流。

中（共）美關係的改善對世界將會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美國總統國家安全特別助理柏格認為柯江會談為柯林頓任內最重大的外交成就，為本世紀來國際政治上最具影響力的大事，其對今後世局的衝擊值得吾人探索。

吾人無法在這篇短文內仔細剖析此一事件的多方面影響，茲簡略敘述對三者的可能影響：

其一，對中國而言，柯江相會縱論天下大事，以及柯林頓一再強調中國文明之偉大、經濟成就之輝煌、世界角色之重要，在在證明中國已在崛起，中國的影響力已不容忽視，今後中國之動向會大幅影響世局。由於中國百年來受列強欺凌的歷史，中國人對國家日益昌盛感到民族自傲，自屬正常，但中國人絕對不應由此萌生優越感或霸主心態，中國人必須瞭解中國仍甚落後，人民生活水準仍相當低，中國人雖有聰明才智，但對當代世界文明的貢獻仍小，與古代完全不成正比，中國人仍須努力自慊。此外，今後世界已不能再容忍大國沙文主義欺凌弱小中國，固不應受欺也不應欺人，中國富強了，其富強應使用於改善民生，應貢獻於造福人類。我們不贊成高唱中國人（或亞洲人）世紀這類民族（或種族）中心論的調子，也不認為中國人應過份沾沾自喜。

其二，此一中美關係的改善，將削弱美國與日本之特殊關係，韓戰以後，美國一向視日本為其特殊夥伴，在亞太地區維護「和平」「安定」的第一配角，這種關係之形成，一方面是美國感到日本戰後的復興是學習美國而來，「老師」對好學生另眼相看；另一方面是日本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其成為亞太經濟之火車頭，並令美國人士甚為欽佩，但近數年來，日本經濟之疲弱，已使美方質疑日本經濟之火車頭角色，而自民黨橋本政府不願以美國建議的發展內需為主的經濟（如採永久性減稅等措施）來解救日本的困局，而仍圖以日圓之貶值來增加外銷使美國對這一學生的「頑劣」頗感煩惱，故其與中國改善關係無異告誡日本此一特殊關係已面臨考驗。當然，今後日本仍會被美國視為亞太主要盟邦，但其重要性顯然下降，日本如不能振作，地位將更下降。

其三，對台灣而言，柯林頓新三不按理不應該造成衝擊，但卻造成了「衝擊」，就頗值得玩味，其不應造成衝擊，是由於這三不其實並不新，美國許多政府官員幾十年來都說過相同的話，不久前國務卿與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已明確指出這三點，台灣當局對柯林頓這一說法應該不陌生了。再說，三不中前兩項至少名義上為我政府一貫的政策，自己的政策獲得美國總統認可，應該感到高興，至少表示「吾道不孤」，至於後一項，明眼人都知台灣申請進聯合國只是一年一度的政治秀而已，毫無成功之望，美國支持與否又有何實際意義！柯林頓三不在台造成「衝擊」，一方面是對主張台獨的份子已不足怪，因為這一宣佈，對於一向夢想把台灣問題「國際化」（也即引起美國注意），以達目標的那些人，無異為一打擊，因其不僅預示其理想之落空，更顯現其政治智慧之貧乏。另方面衝擊所及為國民黨當權派，這些人在柯林頓訪問展開之際，就揚言如柯氏對我不當，就會採取嚴重的反擊，但不知其反擊內容為何！柯林頓在北京公開場合（不包括私下）未談及台灣，就鬆了口氣，而在黨報上「責怪」別人大驚小怪，一旦柯氏在上海說了這些話後，又一面表現出若無其事的瀟灑，一面又揚言台灣部會小組已完成「規劃」。總之，其顯得進退失據，手足無措，是掩飾不住的。其反應如此，實在是由於美國以往儘管原則上接受一個中國，而在作法上常常採取「模稜兩可、曖昧不明」的立場，此種作法，給予台灣當局無限想像空間，來隨意調整「大陸」政策，以為任何作法，美國皆會支持，而柯林頓這一說詞，已使此一想像空間大為縮小，台獨固然因柯氏一言被判出局，運用「台獨」來揮灑自己的情緒與想像的作法，恐怕也已得不到奧援了。台灣似乎只有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採取合理的大陸政策，盡量爭取兩方雙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