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過誰予評說

今年，兩岸三地對於「周恩來的百年誕辰紀念」，呈現非常不一樣的風貌。當然，中國大陸與台灣顯現完全相反的景象；最顯而易見的是，在上海、北京的新華書店，有關周恩來的書，不但引人注目，而且都很暢銷，但在海峽對岸的台灣，大眾媒體幾乎不提這一件事。至於香港，則出現各種不相同的聲音；具代表性的是，香港的兩本政論月刊分別登出旅美學者余英時、唐德剛極端不同立場的「論周恩來」文章。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余英時教授撰寫《周恩來的教訓》，竭力批貶周的「成就」；與胡適頗有淵源的唐德剛教授發表《比較史學燭光下的周恩來》，則對周的「功績」頌揚有加。兩位知名學者似乎是在打擂台、別苗頭。其實，他們評周的方式迥異；余「倚靠個人的主觀觀察」（借用唐德剛的說法），唐則「依靠同類型人物的互比」；結果，產生了大異其趣、壁壘分明的論點。──究竟誰比較接近「真理」，誰比較「高明」，值得探討。

余英時的「自相矛盾」

余教授暢言他的基本觀點：「我們只需認識到，周臣服於毛以後，再也沒有他自己的獨立意志、獨立判斷、獨立主張、獨立人格……便足夠了。」這種看法，事實上，與絕大多數中共問題專家的見解，背道而馳。例如，已故的政大東亞研究所李天民教授在他的最後一部遺著《評周恩來》，就得到不同的結論：「周恩來在各種可能的情況下，還是能維持他自己的意識形態和主張，以及和毛澤東『貌合神離』的關係。」

實際上，余教授的這一篇論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譬如他說：「周於文革期間，確曾在巧妙的手法之下，用種種包裝的藉口，保護過不少幹部。如果將來有人作統計，一定可以發現，他所保護的都是毛所憎惡的『城市邊緣人』，特別是知識份子。他究竟比毛多了一點現代眼光，知道中共政權如果要維持下去，絕不能缺少具有現代科技訓練的人。」──他既然承認周刻意保護毛所討厭的「知識份子」，豈不是推翻了他自己原先的論斷：「周沒有獨立意志、判斷、主張、人格」？

周、毛的「暗鬥」，依李天民教授的講法，「周恩來棋高一籌」；最強有力的「證實」是：「毛澤東剛死一個月，四人幫立即成擒。這是周恩來生前有所部署，劍及履及，才出現這種奇蹟的。」

「杜勒斯事件」

余教授不諱言：「周的最大才能是對黨外人士統戰，無論在國內和國際皆然。」關於這一點，李天民教授在他的遺著中指出，中共的統一戰線雖然創自馬列教條，但應用於中國時，周恩來負責全程的設計和執行。他分析毛、周對統戰的不同態度：「毛純粹從策略上考慮，周則多少包含著一些民主理念。」

余教授這樣調侃周：「在日內瓦會議中，周恩來伸手向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示好，竟為對方所拒絕，這大概是他一生統戰的最大的一次挫折。」實際上，在這個事件中，杜勒斯的「損失」可能更大。國際間一般認為「周恩來表現了禮教」。而美國有一些輿論甚至批評杜勒斯的舉止是「美國人典型的粗魯」。

毛澤東的聰明之處

針對周最拿手的外交，余教授斬釘截鐵地說：「嚴格言之，外交總方針完全操於毛一人之手……周只有執行其方針的份。」事實上，誠如英國的資深記者霍林沃思所觀察到的，「一般情況下，毛很少過問外交事務。……這使周在估計毛和政治局能接受自己的主張時，提出他的新政策」。其實，毛的聰明之處，就是他能授權「在中共領導階層中，外交經驗和才華無人可比的周恩來」（美國學者Allen S. Whiting教授所作的形容），領導制定和執行中共的外交政策。

「周恩來時代」

余教授預言：「周在中共歷史上的地位，會在鄧小平之下，因為後者畢竟開創了自己的時代。」的確，周從未成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因此，在歷史地位的「論定」上，居於相對的弱勢。但最近，專研中共黨史的北京大學教授力平先生提出了嶄新的觀點：「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現在近80年間，大致可分為三個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21年到1949年建國為止，貢獻最大的應推毛澤東；他找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第二個時期，從1949年到1976年，貢獻最大的應推周恩來；他維繫了新中國。第三個時期是1977年以後，貢獻最大的應推鄧小平；他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對第二個時期中的周恩來，又可分為三個階段來敘述：前七年，意氣風發；中九年，沈穩解難；後十年，砥柱中流。」顯然，這個論述，如果能被史學界接受，將意味著「周恩來時代」（1949-1976）這個歷史名詞的成立；果真如此，則相當有利於周恩來的歷史地位的確立。

成功的政治生涯

在文章的末了，余教授自稱，他以「知識人」的立場和「同情」的態度，總結他的感想：「周恩來具有非凡的才能，可以成為『治世之能臣』，但不幸為現代的亂流席捲以去，勉強在『亂世』苟全性命。」余教授的「同情」，其實是多餘的；因為，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周恩來的政治生涯，可說是相當成功的；他甚至被稱譽為「政壇上的不倒翁」。筆者在《90年代》4月號上，談到周在晚年的成就：「由於周在文革的『洪流』中保全了自己，他才能在70年初的個人病弱歲月裡，掌握時機，為國家做出了也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大貢獻。一是，在中蘇邊境衝突日益升高之際，他與季辛吉、尼克森共同促成了中美和解，並建立雙方之間的戰略結盟；另一是，在林彪死亡之後，他說服毛澤東讓流放江西的鄧小平復出，擔任他的助手，做為周的『四個現代化』、『門戶開放』政策的繼承人。」

唐德剛的「比較史學」

唐德剛教授以「比較史學」的方法，評價周恩來的歷史地位；無疑地，這是十分可取的方向，因為這樣作，比較不會流於余英時教授自己所表明的「受到主觀好惡的支配」，比較有可能找到「真理」。唐教授首先確定周做為歷史人物的階層：「周恩來是屬於首相這個階層的歷史人物。在中國近代史上，能和他對比的，應該只有孫中山、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汪精衛、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江澤民、蔣經國、李登輝等幾個人。」接著，他以「道德」、「能力」、「功過」三大項目，讓這些人物互比一番，以看出高下。顯然，在唐教授的「比較史學燭光下」，周恩來在各個大項目以及較為具體的分類裡，都拔得頭籌。

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唐教授的這種「相同階層」的「分類比較」，自然是比「抱著成見」（借余教授的用語）的「論斷」，客觀得多，但唐教授所列舉的同一階層「對比人物」，嚴格地說，有點雜亂，因為，從資歷、角色或政治經營的規模去看，其中的大部分政治人物，都難以相互對比。這兒，舉些例子說明。譬如，評價中國的皇帝時，將各朝代的皇帝加以對比，是比較合乎邏輯的；評價宰相時，也應該這樣作。同理，評價美國總統的歷史地位時，參加對比的，應只限歷任總統；不宜把總統和國務卿或政治思想家等等，混在一起對比。（在美國歷史上，有一些政治人物，在國務卿的職務或政治思想的工作，做得極為出色，卻不能勝任愉快於總統的角色。）此外，大國的總統與小國的總統，也不適宜互比。

天安門事件的聯想

唐教授在他的文章結尾，提出了他個人的推論：「文革是個民族的浩劫；周恩來如不忍辱負重，堅持到底，我怕毛澤東雖死，文革不能結束也。……中國之有今日，周公忍辱之遺澤也。」他更進一步地對「假設性的問題」作了推測：「周氏如能活到鄧小平的年紀，天安門事件斷然不會發生。」就這一個假設性的問題，華人作家韓素音女士也作了相似的反應：「越來越多人相信，如果周恩來總理活著的話，他一定會親自去跟學生們談；紅衛兵革命時，他就是這樣做的。他會對他們說：『這是我的錯，沒有把事情向你們說清楚。』他必定會贏得學生們的信任。」筆者今年2月底參加南開大學主辦的「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在分組討論結束之後，一位中共中央黨校的中生代教授過來與我聊談，我也提起過這個問題，「周恩來如果還在的話，天安門事件大概不會發生？」這位四十多歲的代表說：「我也是這麼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