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各位女土、各位先生及各位編輯委員:
今天參加這個座談會,使我回想起十幾年前參加編撰教科書的經驗,在政府會計年度的時間限制之下,以不到一年的時間要完成編撰工作,教科書編者的辛苦可以想見。我想首先對「地理」、「歷史」、「社會」三篇的七十多位委員的辛勞表示敬意。
在這個後戒嚴時代的台灣,「統獨矛盾」、「省籍矛盾」以及「黨派矛盾」就像三把鋒利的刀,將台灣的許多事情一分為二,使住在台灣這個島嶼的人困於永無止境的「內耗」,思之令人痛心!在今天這個座談會,我想,我們都應「回歸學術與教育的立場」,本於良知心平氣和地討論問題,才比較能有建設性的成果。
首先,我想說明的是,教科書的編寫與個人學術著作應有所區隔。教科書撰寫是一種將存在於「非正式教育結構」(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民族曲藝、電視廣播以及民間記憶……等)中的知識轉化成「正式教育結構」的工作,也是將個人性的研究成果或知識轉化成整個社會的「集體記憶」的工作,因此,在教科書撰寫過程中,「事實」與「價值」之間,以及「過去經驗的解釋」與「當前價值的判斷」之間,以及「個人政治主張」與「集體經驗的詮釋」之間,應努力求其平衡,這樣教科書所傳遞的才是比較具有建設性的資訊。基於這種想法,我讀完「地理」、「歷史」、「社會」這三本教科書之後,覺得有以下三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想提出來就教於諸位編輯委員(關於細部問題近日來各方人士討論已多,而且剛才分發的《社會篇》修訂樣本對許多問題皆已改正,值得稱許,由於時間限制就不再一一重複):
一、關於「認識台灣」的角度或脈絡問題:這三本教科書都「就台灣論台灣」,論述台灣本土之地理、社會、歷史,至為詳細。但是否有必要進一步將「台灣」放在漢人社會與歷史、放在亞洲的脈絡、放在世界的脈絡中來探討,以便使我們的下一代對「台灣」的「認識」更為寬廣?《地理篇》第一章首先問「台灣在哪裡」這個問題,建立「相對位置」這個概念,極有見解。《社會篇》的主任委員杜正勝院士在一篇文章中也說:「台灣史不能限於台灣,要以含中國南方、東南部的東南亞做基礎。爾後的歷史如荷蘭、明鄭,甚至清朝,也都應該抱這樣的角度。」換言之,我們應該把「台灣」放在中國、亞洲及世界的脈絡中來看,我們的「認識」才會更清楚。舉例言之,台灣基本上是華人社會,漢文化是台灣文化的基本內容。是否在教科書強調多元文化之同時,也應加以強調這項基本事實?
二、歷史解釋之主體性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可以舉「1895-1945年日本佔領台灣」這段史實為例加以說明。《地理篇》稱為「日據」,《歷史篇》與《社會篇》稱為「日治」,三者並不一致,可能使國中學生無所適從。我困惑之餘曾請教專攻台灣史的權威學者,他說:「日本人是依國際法合法佔領並統治台灣,所以應稱為『日治』而不是『日據』」,果如此,則有兩個問題可以思考:
(1)站在曾經被殖民者的台灣人之主體性立場,教科書是否應該批判日本帝國主義者主體性之歷史觀?世界近代史上新舊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他國,也簽訂條約,是否也應該稱為「合法」佔領呢?
(2)歷史教科書是否在歷史的「力」之外,也應該強調歷史的「理」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日本史學界許多有良心的史學家如遠山茂樹、家永三郎等人,對於戰前日本軍國主義及帝國主義均有強烈的批判。我們站在亞洲曾經被日本殖民的人民的立場,對於日據時代這一段歷史經驗,是不是應有更平衡更深刻的反省?
三、教科書中「過去的事實」與「現在的價值」之間的平衡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可以《社會篇》第八章為例,教科書說四百年來「台灣政治史是一部未經當地居民首肯並且參與的悲慘統治史」,這一段敘述值得進一步商酌:
(1)從中國史、亞洲史乃至世界史脈絡來看,四百年前、三百年前,乃至二百年前許多地方都尚未有民主政治,是否都應稱為「悲慘的歷史」?這種現象是普遍的歷史現象,並非特殊於台灣。
(2)是否有必要以「現在之價值」全盤否定「過去之歷史」?
(3)從教育觀點而言,有沒有必要將這種自怨自憐的情緒教育給下一代?
教科書作者的角色應是社會病理學家?或是社會生理學家?例如《社會篇》第九章第四節對教育黑暗面著墨甚多而改善之方案落筆太少,就是一個值得再考慮的問題。
以上我從一個讀者的角度,心平氣和的提出一些讀者感到疑惑的學術問題以就教於各位。最後,我想我們是否可以建議「教科書全面開放民間編撰,由教育部委託民間學者組成之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均可由學校及教師自由採用」,以落實學術自主理念,並引導聯考制度,使入學考試制度更走向良性發展。
正如當代儒者徐復觀先生所說,中國文化中並沒有猶太基督教文化中之「最後的審判」,中國人以「歷史的審判」取代「最後的審判」,這是因為中華文化的時間感特別深厚,公元前第六世紀孔子(公元前551-479)就有川上之歎,唐代陳子昂的詩也顯示:中國人只有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情境中,才會產生被時間放逐的孤獨感。中國人浸潤在深厚的歷史意識之中,他們的國家認同常常透過歷史經驗的詮釋來建立。
本次研討會通過對教科書的檢討與改進,以認識台灣,認識自己,意義至為重大。六朝時代文學批評家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曾說,寫歷史應該「析理居正」,不可「任情失正」,這是很有智慧的意見。讓我們發揮清明的理性,期待一部情理平衡的日據時代台灣史的問世。
(本文系作者在《認識台灣》教科書座談會之發言,該座談會係由中華民國課程與教材發展學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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