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

‧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
‧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眾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知者善謀，不如當時。
‧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
‧彊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彊；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彊。
‧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於今，未嘗有能先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而不敗者也。

鎖死台獨與獨台

美國總統柯林頓於6月25日傍晚7時15分，從美國抵達中國的西安機場，開始了他為期九天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中國之旅。

面對國際新形勢，中國的戰略地位提高了，台灣的戰略地位下降了。焦躁的台灣，從十年前李登輝上台後的「得意忘形」，什麼「台灣錢淹腳目」、「走出去」、「務實外交」、「台灣人的尊嚴」等等「不知天高地厚」的言論，一路發展到「中共是土匪政權」、「控固力」、「人肉鹹鹹」及「戒急用忍」、「打破虛妄的國際體制」，一直到今天中美兩大強國要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在新的架構下，鎖死台灣不得搞台獨、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也不得加入以主權國家為資格的國際組織。

柯林頓6月30日上午在上海一場題為「構築21世紀的中國」圓桌座談會中，主動申明了對台「三不」政策，台灣朝野各界頓時從大夢中驚醒，在失望焦躁中，也出現了許多打小算盤（審小計者）的不務實觀點，其不知反省反思，而落入情緒失常的反應，充份說明了這批有錢的「富人們」，得意忘形慣了，突然間也就掉進「失意忘形」的窘態中，既無「大計」，又不知「折節事彊以避罪」，能不失敗，那就只好應了一句話：「簡直豈有此理」。難怪宋楚瑜要引用《三國演義》諸葛亮的古詩：「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台灣今日的窘境，是審小計的結果。李登輝十年前初登大寶，先未能折節事彊以避罪，自以為是軍事天才，妄想「中共應退兵三百浬」。接著又見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蘇聯的垮台，以為中共政權垮定了，既「不明大數」以立國之宏規，又「違時易形」錯失「經營大中國」的時機，在美國人李潔明、白樂崎等人的慫恿下，以「主權過時論」不斷挑釁中共，配合美國的「圍堵中國論」或「中國威脅論」，卒至發展到1995年6月的訪問美國，爆發了當年8月的中共導彈演習及1996年3月第二次的再演習，使中美兩國幾乎兵戎相見，最後美國重新檢討對華政策，才有去年10月江澤民訪美，今年6月柯林頓訪華的「戰略性夥伴關係」。

台灣的不幸在於成為中美鬥爭中的一顆棋子，失去主動性，又以「戒急用忍」政策，自甘於被動受制的地位。而美國的戰略大致上可見季辛吉的《大外交》、布裡辛斯基的《大棋盤》，和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理論觀點的影子，其背後理念是「實用主義」的思想。中國的因應之道，則凸顯了當前中共的治國理念，雖有可觀之處，但從他們的政策說明中，也看出了思想境界有待提升，需要建立「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明大數者，得人」的新世界觀，以便更上一層樓，從較高的角度，找出當前西方文化的弊病，中國文化思想之長，重新詮釋三百多年來，由西方文化中所發展出來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意義，不必因為柯林頓拿這些東西來教訓我們而感到自卑或無計可施。必須要有信心，擷取古今中外思想理論之長，超越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對立，創造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制度，走出一條人類文化發展的新方向，此之謂「明大數」、「用大計」的大國之道，使其成為世界各國學習倣傚的對象，再創中國人的漢唐盛世，方為當代中華民族的遠大抱負。

台灣最大利益或唯「一國兩制」了

從這樣的新世界觀的高度來詮釋江柯會談後的各種意義，筆者先從美國、次從中國，最後再從台灣三個方面來分析說明之。

一、美國：

美國自1972年與中國發表《上海公報》以來，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後來在1979年的《建交公報》發表後，也制定了一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其中第四類第d條「本法不得解釋為支持將台灣自任何國際財務機構或國際組織會籍排除之基礎」，此次柯林頓的「三不」表述，已經違反《台灣關係法》，亦可見美國對華的新政策，已經明顯地傾向北京，並以「三個公報」的位階，高於《台灣關係法》。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事實上是可以推導出「三不支持」的，只不過一直採取「戰略模糊」的策略，利用台灣做為制衡中共的籌碼，直到今天，為了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才不得不轉變為「戰略清晰」，乾脆說明白。所以，「一個中國」政策與「三不支持」是一體之兩面。

至於另一個兩面更富有相當的意義。此次柯林頓在北京大學演講首次提出：美國對台政策並非兩岸「和平統一」的障礙，兩岸統一必須以和平方式達成。換言之，中美的戰略性夥伴關係，已逐步達成「和平統一」的共識，這是美國總統從來不願說的。至於「和平統一」的另一面，是否就是「一國兩制」呢？柯林頓在香港並未明言，也許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為時尚早，如果將來一千多家美商及四萬多美國人在香港的既得利益沒有損害，而美國又在其他議題上有求於中國，或有可能模仿此次在上海主動說出「三不支持」的方式，自動說出「一國兩制」適合於台灣的主張，在邏輯上是有其如此推論的可能性。因為台灣既然不能以國家資格加入國際組織，國已不成國，降為地方自治體，則「一國兩制」已是台灣最大的利益了，否則兩岸兵戎相見，那只有「一國一制」最不利的結果了。

柯林頓在北京與江澤民聯合記者會中，口齒清晰，不斷以人權、天安門事件做文章來「教訓」中國人，江澤民的爭鋒相對雖表現了主人的氣度，未予嚴辭反駁，似乎讓人感覺，美國人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理念，是一種普世真理，柯林頓好像是傳播福音的美國傳教士，也令人覺得中國的氣勢稍弱，不知道這是不是鄧小平「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或江澤民「擴大共識、增加信任、減少分歧、共創將來」忍氣吞聲的結果？

美國三大「族群」：原告、被告、律師

其實，中國需要新世界觀和新的理論，大可以告訴柯林頓，從中西文化交流史來看，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五十多年受盡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西方人那有什麼「人權」觀念？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發生南京大屠殺，講人權的美國人為何袖手旁觀，直到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才和中國建立抗日的聯盟關係？可見美國人所謂的人權、自由、民主只是一種「技術理性」的手段罷了，好比「誠實是最好的政策」（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把「誠實」化為一種政策或手段，這是典型的實用主義思想，從結果論斷價值，而非道德的本身具有內在價值。

中國人把道德信條視為具有內在價值或「實質理性」的東西，「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誠實」具有目的價值（即實質理性也），不可化為手段，否則就不是君子人。誠是天道，誠之者是人道，天人合德，中國人對於大自然是採取一種欣賞和諧的美學精神，而非西方文化三百多年來的天人對立，主客分離的相對衝突的精神。

因此，中國文化的儒釋道精神，莫不強調跳脫「自我中心」的我執，而以人道、人文、人倫、人義為優先考量，在彼此互敬互愛中，尊重人權是應有之義，這是文化精神較高的態度，其缺點是法治保障人權的措施做得並不夠，是需要努力的地方。

但是，西方文化三百多年的歷史，強調「個體主義」，以自我為中心，個人的權利應受法律保障，先想到自我的保護，固然維護了人的自由和尊嚴，但在基本自由保障的架構內，人是否具有人道、人文的精神，或自律慎獨的功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修養，那是我的「Privacy」（隱私權）別人不能過問，如此結果，難怪有人譏笑美國可分為原告、被告和律師三種人，頗為傳神。

美國這種以結果或效用來運用道德信條的實用主義精神，實際上即是一種「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盛行的結果，既不能堅持道德理想，又不願衝突對立而兩敗俱傷，也就變成了美國所信守的「打不贏就入伙」（If Yon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的信念。從這裡可以理解到美國何以對日本侵華沒有道德理想的堅持，何以從「圍堵中國」後發現行不通，立即轉變為「全面交往」的過程，何以為了拉攏中國以對抗蘇聯，解決越戰的困境，不惜吹捧毛澤東，而枉顧文革時期中國是最沒有人權的時候？而今日中國經濟逐漸富裕，民主自由人權超過文革時期，柯林頓為何不能給予同情的理解，反要大談人權？中國自鄧小平復出，1978年12月的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的政策，迄今不過20年，何能苛求民主人權問題？當然這是我們中國人應該自我期許而努力奮鬥的目標，用不著你美國人為了「美國的利益到北京來教訓我們」。

柯林頓為了平衡他對中國政策傾向北京政府，而大談人權，這已非站在「普遍真理」的用心來說服他人，中國大陸的中國人可以將之作為警惕以自勉，從中國文化傳統中創造出新時代的法治和民主人權制度，不必盲從西方文化的價值理念；同樣的，在台灣的中國人，更不必視這種人權說教為普遍真理，二十世紀的新物理學已啟示我們，物理學理論已非絕對的普遍真理，那有迷信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為普遍的真理呢？

民主不是比誰的聲音大

二、中共：

中共自建國後，民族自信心提高了，不幸的是後來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失去廣大人心。自1977年鄧小平復出，開始改革開放，轉移工作重心，以經濟建設為主軸，中國又起死回生，在20年的摸索中，從「兩個凡是」、「姓資、姓社」、「姓公、姓私」的爭論中解放出來，終於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路線。

雖然這一路線至今仍然在「摸著石頭過河」中，沒有什麼具體的內容，但筆者的研究，這是一條人類的新方向，在學理上社會主義是可以和市場經濟結合的，而社會主義雖與資本主義相對，但有其中國文化思想的淵源，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僅顯現了不盲從全盤西化的改革方向，亦肯定了民族自信心，回歸到自己的文化傳統再出發，再求創新的過程，值得肯定。

不過，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中，中美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至少有15到20年的可行性，在這段時間內中國要爭取幾件事：（一）經濟改革要突破，朱鎔基的任務艱鉅；（二）在國民所得即將到達接近小康境界時，必須移撥較多的資源加大力度，增加文化教育的建設；（三）思想再解放再創造，這就需要培養搞理論的大思想家，指引未來的方向。有了這樣高度戰略性的認識，才有可能形成新的世界觀，基此，我們來看看這次江柯會談的幾個問題。

首先是江澤民的觀念問題。江先生的表現可圈可點，他在江柯聯合記者會上，以主人的氣度包容客人無禮的指指點點，又批准了此次記者會與柯林頓在北京大學的演講在中央電視台公開播放。但是，江先生在去年訪美時說，聲音要大一點以壓過外面示威抗議的群眾，以及這次在聯合記者會上說，他實在搞不懂西方人為何還有那麼多人信仰喇嘛教。這兩個問題，充份顯現了江先生的世界觀有下列的問題。

一、不習慣民主抗議的行為是西方國家的常態現象。如果要比聲音大小，這只是信仰權力大小的問題，很難予人有「以理服人」的雅量。

天下沒有什麼不變的政治路線

二、東西方國家的宗教信仰，源遠流長。即使到了21世紀，人類有許多問題，科學仍無法解決，科學主義（Scientism）已遭批評，無神論也是一種信仰。何況本世紀20年代量子理論出來後，早已超越牛頓舊物理學唯物論的信仰，由此可見，馬列主義的唯物論並非20世紀新物理學強調「心物一元論」的新科學觀念，科學家也不敢隨便肯定或否定宇宙是否有神的問題，科學並非追求普遍真理，頂多只能「接近真理」（Verisimilitude）。所以，江先生提出質疑西方人信仰喇嘛教的問題，並無此必要，難怪今日大陸對宗教的意義和價值尚未能有正面的理解，這樣的世界觀又如何能「擴大共識、增加信任、減少分歧、共創將來」呢？

中共當局須知，只有認識到20世紀的新物理學所引發的世界革命或學術名稱「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才能真正體會愈是當代物理學的世界觀（即時空相對論、心物一元論，與曲線思考）與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愈能相通。馬列主義的唯物論、歷史命定論，以及直線思考方式，皆是牛頓物理學的世界觀，已難以有效的詮釋當前的自然世界與人文社會世界的意義。

祇有認識到新物理學的世界觀，中共才有可能使人民恢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信心，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有真正的文化基礎。也惟有這樣的認識，才有可能與西方文化建立基本共識，減少分歧，並共創將來。

在江柯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會上，江先生終於要面對柯林頓質問「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江澤民回答，若非當時採取斷然處置的話，中國沒有今日安定的局面，此話甚為正確，但是尚不足以說服西方人。中共可以真誠的面對此問題而主動申明：「戰略正確，戰術有誤」，併力求改進，加速改革開放的進程，並可指出美國在1920年代，聯邦政府鎮壓退伍軍人訴求發還退休金問題，及1992年洛杉磯種族暴動，美國亦同樣采鎮壓手段解決之。早日在中共中央討論（例如明年10週年時），將此一歷史事件定位，可免除海內外的疑慮，並增加大家對國家的認同感或向心力。

最後，中共當局尚須再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大創造，發起第三波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從新物理學的啟發，認識到沒有普遍真理或最後真理這一回事。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馬列主義、三民主義皆非普遍真理，左派和右派之分已無多大意義。同理，階級鬥爭雖然存在，但階級鬥爭作為所謂的普遍真理之論，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中國今後需要博采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論，從事創造性的綜合，同時體認到，任何一條政治路線，皆有其時空條件的局限性，切勿視為什麼普遍真理，而永遠執持不放，必須隨時代環境而作出相應的補充修正。

三、台灣：

這次江柯會談結束後，台灣朝野各黨的反映，仍陷於「短線」利益的反省，始終提不出一個長遠的「立國之道」，這種動物性本能的危機意識是很自然的，但最糟糕的是執政黨的「無動於衷」與「掩耳盜鈴」，簡直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

不管怎麼說，台灣今日陷於被動的處境，是10年來「務實外交」最不務實的結果，也是「戒急用忍」政策所走出來的苦果。試想如果台灣一開始就走「經略中國」，加強兩岸的往來（未必要立即統一），則美國反而要提高警覺，「有求於台灣」或阻止台灣放慢交流的腳步，台灣反而會增加一些主動性。

江柯高峰會後，朝野各黨的反應，有務實也有不務實的觀點，但都是短期的因應策略，沒有長期的、宏觀的國家前途考慮，這或許是「中華民國」國將不國矣，或民主政治體制政客們受任期的限制，難有長期利益考量。茲舉例以說明之。

四黨的阿Q和鴕鳥作風

（一）國民黨：

李登輝說：「本人要對美國政府遵守保證之誠意，表示肯定。」他肯定美國未損害我利益。

6月30日《中央日報》社論：「對毫無新義的三不竟如此杯弓蛇影。」

7月1日中常會，李登輝參加桃園龍華工專畢業典禮，未出席；行政院長蕭萬長因事先行離會。

宋楚瑜在中常會上以臨時動議發言，引古詩抒懷：「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許多中常委聽不懂他說什麼。宋省長要求執政黨及政府應發表嚴正聲明，台灣人民絕不能接受共產主義的統治，也不能犧牲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二）民進黨：

民進黨發表七點聲明，與國民黨同樣主張繼續推動加入聯合國。一方面主張「台灣為一已經獨立的主權國家」，「任何改變台灣獨立現狀況的要求，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加以認可，始能實現。」

許信良說：「我國應採取先一制，再談一國」的策略。「一制」指的是民主制度，「一國」是指一個中國，主權統一等原則。許並痛批建國黨等團體的台獨主張為「愚蠢」。

民進黨秘書長邱義仁表示，「民進黨對台獨的立場沒有改變，希望朝野盡速整合看法，形成共識。」

（三）新黨：

郁慕明秘書長說：「美國傾向和中共全面和解，對台灣不見得是傷害，但絕對會造成壓力，在國際和平的大環境下，這會對我構成『促談』、『逼談』的壓力。中共應放棄武力犯台，台灣則應修正『戒急用忍』，並進行三通，以化解壓力，改變局勢。」

（四）建國黨：

代理秘書長魏瑞明表示：「台灣並非馬上要宣佈台獨，但須對世界表達清楚，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才能在國際上走得出去。」

以上朝野各黨的反應，除了宋楚瑜有點憂患意識，其他的反應都是一種危機意識的表現，不是阿Q精神就是鴕鳥作風，令人拍案叫絕。

李登輝說，美國未損害台灣利益，其實本文前述即說明原來《台灣關係法》並未排除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的會籍，後來美國採取「戰略模糊」的策略為對台政策，此次江柯高峰會已很明顯地傾向北京政府，採取「戰略清晰」策略，將「三不支持」在上海說清楚，並首次提出兩岸「和平統一」解決問題，可見「三個公報」的重要性已超過《台灣關係法》，何能說未損害台灣利益呢？這不是鴕鳥是什麼？

在柯林頓主動說明「三不支持」之前，行政院長蕭萬長說：「三不支持都是媒體說的，自己嚇自己」，等到柯林頓在上海說出「三不支持」後，他又說：「柯林頓沒必要如此說」，均可見國民黨的阿Q精神。然而，宋楚瑜在批評《中央日報》的社論後，竟然說「台灣人民絕不能接受共產主義」，則誠不知今夕何夕。大陸早已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黨章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人民早已有許多私有財產，個體戶也遍地存在，那裡是共產主義呢？宋的這句話不務實，由此可見。

民進黨一方面承認台灣為一已經獨立的主權國家，但始終不說出這個主權國家即是「中華民國」，這不是阿Q是什麼？至於以公民投票改變現狀，在憲法上並無根據，也無此必要，這不是不務實又是什麼呢？

許信良比較務實的回歸到「一個中國」原則，但要先談「一制」再談「一國」，如此不願先回到「一個中國」原則，試問你如何上談判桌呢？許信良目中毫無「北京政權」的存在，不是鴕鳥又是什麼？至於江柯高峰會後，國、民兩黨還要繼續推動加入聯合國，建國黨還要向世界清楚表達，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才能走出去，也是目無「中國」的存在。試問全世界有一百五十八個國家承認「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你要向誰清楚表達啊？你要走到那裡去啊？這不是阿Q加鴕鳥又是什麼呢？

至於新黨主張修正「戒急用忍」，並進行三通，以化解壓力，改變局勢。這個主張很正確，可惜新黨已經式微，內訌鬧到今天，還不敢大聲說出回歸到「一個中國」原則，比許信良還不如。

回歸中國人的歷史經驗

綜上所述，美國的世界觀仍停留在「實用主義」、「打不贏就入伙」、「技術理性」當道的階段，沒有更高明的立國大計，不足以號召世界各國的向心，難怪杭廷頓要有「西方文化衰弱的危機感」，而中共的世界觀則有待提升，應再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超越共產主義，迎接新時代的來臨。然而，中共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挽救了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再度陷入危機，此雖符合管子：「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之教，但僅僅消極的「減少麻煩、不搞對抗」是不夠的，必須有信心，提出幫助西方文化解決衰退中的危機的大計，同時還要「明（治國）之大數」，這樣即使你攻伐台灣，台灣人也不會說你「貪」，因為你有治國的「大計」或「大道」嘛！這就要提出未來的治國宏規，取得台灣人的信任，並加強布德各「諸侯國」，或布德台灣人，才是大國之所以為大國也。

至於台灣的自存之道，只有深思反省，承認自己原是中國人、中華民族一分子，回歸到一百五十多年來，遭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日本帝國主義殘暴屠殺中國人的歷史經驗，與中國大陸的中國人，共享民族悲情，共創民族的未來，若不此之圖，妄想「出埃及」或「走出去」，其結果一定是走不出去，別忘了今日中國已非昔日吳下阿蒙，你目無中國，可全世界以美國為首的一百五十八國卻心中不但有中國，而且在意得很，不是你「矇著眼睛」、「捂著耳朵」可以「掩耳盜鈴」或「無動於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