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權貴子弟」到「捍衛戰士」

在學生時代，李慶華念政大，我念台大；他是國民黨的「權貴子弟」，我是「黑五類」的政治犯第二代，兩個人風馬牛不相及。

我首先知道李慶華其人，是在70年代初保釣運動時，我在台大，邱立本（現任《亞洲週刊》總編輯）在政大，邱立本告訴我，李煥有個兒子在政大當學生會總幹事，保釣很帶種，學生會通過為保釣上街遊行，學校不准，李慶華就辭總幹事抗議。當時由於新聞封鎖，這類政治敏感的事，只能見諸「口耳相傳」。後來又從陳陽德（現任東海大學教授）處，知道一些慶華的事情。當時慶華是政大法律系的學生。

我和慶華認識的介紹人應該是蔣經國。雖然，在戒嚴時期嚴禁學生示威遊行，但政府不能不承認保釣是愛國運動，是愛國運動卻打破了政府賴以維持台灣安定的不得學生運動的禁令。於是有一個說法出來，這是學生對政府施政的不瞭解，政府應該讓學生瞭解政府，持這一說法最力的是當時救國團執行長，蔣經國的表弟宋時選先生。所以，1971年暑假就由救國團主導在政大辦了二梯次的「國家建設討論會」，大學生一個梯次，研究生一個梯次，我和慶華都被邀請參加了「國家建設討論會」，但他是大學生，我是研究生，還是「王不見王」。

「國家建設討論會」之後，傳出蔣經國主任（時行政院副院長兼救國團主任）約見，我們這一組有慶華、李慶平（前海基會副秘書長）、顧意文（女性，淡江大學學生）和我。顧意文不熟，我和慶平原就相識，由慶平約我（有無陽德記不得了）到慶華家討論見蔣經國要說些什麼。記得那晚慶華還拿出他家的洋酒來招待我們，那時喝洋酒不容易，這是我第一次「偷喝」李煥家的洋酒。那晚，我力主見蔣經國不容易，必須直話直說，讓蔣經國瞭解學生和社會的真實情況。

那天下午，我們四人到救國團看蔣經國，顧意文的發言最坦率，一開口就說：「蔣主任您不知道，大家都覺得國民黨好壞喲！」接著就談了十幾分鐘國民黨的「好壞」，令人印象深刻。蔣經國一直傾聽，沒有打斷，旁邊的秘書則在旁筆記，顧意文講完了，蔣經國才說了一句話，「就是因為政府有許多問題，所以才要革新」。慶平向蔣經國的報告比較平實。

慶華在我的心目中，當然是「權貴子弟」，不意那天在蔣經國面前不但沒有一句奉承的話，並且侃侃而談，雄辯滔滔，當然他沒說「國民黨好壞」，但也和我預期慶華可能為未來的前途，而會說出一些「擁護政府」、「鞏固領導中心」完全不同。

當場唯一和蔣經國發生辯論的是我，當時年輕氣盛，我一開頭就說：「蔣主任，您不找我，我也想要找您，今天我是有備而來，希望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所冒犯，請能海涵。」蔣經國很客氣，要我講話，後來他似乎忍不住而插話，發生辯論，他認為革新要「安定中求進步」，我則力言必須「進步中求安定」。我計算了時間，一共辯論了40分鐘，遠超過預定約見的時間。

後來台大總教官張德溥問我見蔣經國的情形，我據實以告，表示不能同意蔣的說法，不久，在一個上午，蔣經國又單獨在救國團約見我，這次談了70分鐘。記得那時中華民國代表團被逐出聯合國，當時和我住在一起的台大森林研究所畢業的王杏慶（南方朔），激動得辭退千辛萬苦才取得的留美獎學金，表示與台灣一千八百萬人共存亡的決心，那天我帶著杏慶給他指導教授的英文信，當面交給蔣經國，並強烈的質問蔣經國：「這樣愛國的青年，政府都不信任，不是什麼被欺騙，就是被利用，政府難道只信任那些官僚政客、貪官污吏不成？」蔣經國似乎也有一點激動，我猶記得他說：「政治和歷史是現實的，我們不存在，就一切都沒有了。」他還要我告訴《大學》雜誌的朋友，請他們將改革的意見全面有系統的整理發表出來。回來後，我即告訴了楊國樞和陳鼓應，而有《大學》的《國是十論》，但許信良執筆的國會全面改革的那一篇，《大學》內部意見不一而沒發表，結果只剩下九論。

第二次蔣經國約見我，恐怕就不是慶華所知道的了。我還必須澄清一件事情，即後來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並非我觸怒蔣經國的結果。蔣經國約談我兩次後，張德溥先生來跟我說，如果我要出國留學，經費的問題不要考慮。我不假思索的就拒絕了，我說，國家遭此危難之時，我絕不出國一步。當時，杏慶、王拓、張嘉廣、王順和我幾個人還在《大學》發表過聲明，我們「生於斯，長於斯」，決心「與一千八百萬同胞共榮辱、同死生」。聲明是我起草的，墨汁未乾，我怎麼可能一個人就出國？

後來又有《幼獅月刊》主編朱一冰來找我，把我的碩士論文連載在《幼獅月刊》上，並在幼獅書店出版。後來，發生「哲學系事件」，警總派人到幼獅書店去監燒了。事後，朱一冰告訴我，是宋時選說，蔣經國交代要好好照顧王曉波，他才找我寫文章出書的，至於要我出國留學之事，後來張德溥也跟我說，是宋時選講蔣經國交代的。後來，宋時選也告訴我，蔣經國說我是「一個有良心的青年」。

我雖然不贊成蔣經國堅持戒嚴和「三不」（與大陸不接觸、不往來、不談判），但我敢「忠犯人主之怒」，他卻不以為忤，並且暗中嘉許我、幫助我，我心中對他不能不有些感念和佩服。但為免奉承阿諛之嫌，我一直未說過，直到他開放大陸探親、解除戒嚴後逝世，《中國時報》記者訪問我，我說過一次，但記者記不清楚。今天我把這段往事公開，該不是拍蔣經國馬屁罷。

蔣經國見我的時候，還說過一句話，有事可以去找李煥或宋時選，73年，我和陳鼓應被捕時，我的未婚妻和鼓應嫂，連夜去找李煥，就是這個原因。「哲學系事件」後，我和李煥、宋時選仍有聯繫。

慶華畢業後不久就結婚，當時我已是「欽命要犯」，但還是收到他的喜帖，參加了他們的婚禮。過後，他們夫婦就到美國留學去了。

許信良是李煥栽培的「青年才俊」，卻因參選桃園縣長發生「中壢事件」，李煥為此下台，轉任中視董事長，後來又到高雄去當中山大學校長，漸離權力核心。

再見到慶華是80年，我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到紐約去看邱立本，打電話給慶華，他約我出去吃中飯。馬英九隻能是國民黨第二代，慶華才是真正的「權貴子弟」，但慶華開的車，真是有夠破，絕對比不上馬英九在哈佛開的車。談了一下午，他已改念中國近代史，大家對「高雄事件」都不贊成政工系統的搞法，但也無可奈何。我還問到李煥對「高雄事件」的看法，李煥應該發揮一些影響力。當時海外都認為李煥「仲尼不出，如蒼生何」。但慶華告訴我，他跟爸爸通電話，只話家常，因為必須小心有人監聽。李煥干中視董事長，記不得是秘書還是總經理都是政工安排的人。慶華不但車子破，並且太太也在打工，後來才知道，慶華嫂在美國打工閃了腰，已成宿疾。

81年，我返台去看李煥，李煥還告訴我一件事，在波士頓的國民黨小組裡，有人造謠，在「中壢事件」後，李煥到蔣經國的官邸下跪，被蔣踢出去。可見當時政工系統「王復國」（後改代號「劉少康」）辦公室的囂張。

80年代以後，台灣在政治上連續發生「陳文成案」、「江南案」，另外，「劉少康」辦公室被撤銷，王升外放薩爾瓦多大使，李煥也鹹魚翻身，轉任教育部長，再接任國民黨秘書長。70年代末的「李換王升」變成了「李升王換」。

在這個時候，慶華學成歸國，「落難公子」又變成了「權貴子弟」。慶華回來接團結自強協會秘書長，另在政大兼歷史系副教授，到政大兼課竟發現慶華的「安全資料」有問題，有保釣的黑紀錄，後來還是慶華的師長擔保才解決問題。

慶華回來之時，黨外運動已蓬勃發展，由何文德、姜思章等發起的老兵返鄉探親運動也蔓延各地。慶華則假國民黨的團結自強協會之「私」，以濟老兵返鄉探親之「公」，在中央圖書館舉辦了一場返鄉探親的座談會，聽眾滿坑滿谷的，轟動一時，並提出主張，除開放返鄉探親外，還要求政府成立「大陸事務部」。轟動完了，慶華面對的卻是團結自強協會秘書長的罷官，罷他官的就是他的爸爸李煥。慶華當「權貴子弟」，第一次辭的是政大學生會總幹事的「官」，第二次被罷團結自強協會秘書長的官。

「權貴子弟」不好幹，慶華就想「擁抱群眾」，參選立委，但又碰到自己的老爸是黨的秘書長，李煥行事一向謹慎，深恐人言可畏，終於不敢「內舉不避親」，迫於親情，慶華只好「痛苦的」放棄那年的選舉。

不能「擁抱群眾」，慶華只好繼續擁抱他的新職中華奧會秘書長，他幹奧會又出題目。那年亞運在北京，在他的努力下，被逐出亞運的中華隊健兒又可以在國際運動場上一展身手。當時雖已開放大陸探親，但至今未開放兩岸直航，慶華則堅持中華隊專機直航北京，最後，他的理由是，運動器材不能在香港機場卸運轉機。幾經力爭下，政府才勉強同意，專機在香港降落一下，表示是經過第三地區，原機再由香港飛北京。從此，兩岸直航成為慶華在兩岸關係上一貫的主張，李慶華幾乎就是「李直航」。

蔣經國逝世後，台灣政局逐漸轉變，李煥的仕途，在李登輝接掌政權後，迴光返照的，由秘書長擔任了幾個月的過渡期行政院長，就此淡出權力核心。92年，慶華不再是「權貴子弟」，「擁抱群眾」的宿願終於得償。

對我們這一代不畏禁令，突破戒嚴，在街頭示威吶喊過「誓死保衛釣魚台」的人而言，恐怕此生對釣魚台未能收復都難以釋懷。馬英九寫論文、學術保釣，李慶華則是行動派保釣。

90年9月30日，日本《產經新聞》報導，「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台設置燈塔，10月10日，林正杰的立委質詢見諸晚報，似乎是隔了一、二天，慶華就打電話給我，希望發起抗議示威，我當然一口承諾，於是聯合了「愛盟」、「歸國學友會」和「中國統一聯盟」合組「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決議前往釣魚台宣示主權。後來，高雄市長吳敦義也宣佈，由高雄市舉辦的區運會聖火將前往釣魚台。10月21日，吳敦義從南方澳出發前往釣魚台，我和慶華亦趕去相送助勢。吳敦義受挫返航，我們就去日本交流協會抗議，抗議代表進入交流協會後，正傑激動得把人家桌上的一塊大玻璃都捶破了。

96年，保釣運動再起，在許歷農將軍的領導下，我們成立了保釣聯盟，但新黨中，除李慶華、傅昆成外，保釣最積極的就是後起之秀的金介壽。保釣聯盟發起萬人大遊行，竟受到新黨部分人士杯葛，什麼遊行的地點要在宜蘭，而不是台北，甚至還有人說，保釣不「本土化」，實在令人遺憾，也令人匪夷所思。

96年保釣中，香港的陳毓祥烈士為登陸釣魚台殉難，金介壽等則夥同香港保釣勇士，犧牲不退，冒險犯難，終於在釣魚台上插上了中國的國旗，宣示了中國主權，打破了日本企圖「無異議和平佔領」的陰謀。這是25年來，中華兒女保釣運動的最大勝利，這項勝利卻是以陳毓祥烈士的生命換得來的。

蔣家政權結束後，皇民化階級從國民黨內部逐步篡黨奪權，90年代後，已經不只是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的問題了，而進一步嚴重到要保衛中國領土台澎金馬的問題了。

時序進入90年代，什麼「務實外交」、「參加聯合國」、「階段性兩個中國」、「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毀憲廢省」、「竄改台灣歷史教科書」，並公然向日本天皇宣示效忠。今年參加聯合國提案中更明目張膽的表明「中華民國的政治方向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今天中華民國信奉的政治哲學完全不同於它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的年代所採取的政治哲學」，中華民國政府明確宣佈，「不再聲稱代表全中國，而只尋求代表其二千一百八十萬人民」。這不但是謊言，並且是公然向中國領主主權的完整挑戰。

在這個過程中，秉著「保釣」──保衛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精神，我和慶華幾乎無役不與，合作無間。慶華也從新國民黨連線到新黨，從國民黨的「權貴子弟」到李登輝國民黨的叛徒。92年，立委選舉，慶華首先喊出「捍衛中華民國」和「兩岸直航」的口號，而成了中華民國的「捍衛戰士」。

兩屆立委下來，慶華所為犖犖大者，或有以下幾項：

率先反對「一中兩國」，不讓新黨的黃色變質。

成功的使新台幣保留孫中山先生肖像，維護中華民國尊嚴。

領導抗議李登輝以「認識台灣」為名，竄改教科書搞台獨、媚日。

領導群眾到總統府抗議李登輝媚日言行。（李登輝說「要求日本為南京大屠殺連續道歉太過份了！」）

長期領導「保衛釣魚台運動」。

率先並持續推動兩岸三通、直航，迄今不曾間斷。

民國87年5月率領「保障台商權益訪問團」與大陸國務院會談《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實施條例》，成功的為台商爭取權益。

民國86年11月16日和許歷農先生在上海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會談，建議汪道涵對「一個中國」的定義做出中性的解釋。

發動「我們主張停止修憲」連署行動，保衛中華民國憲法。

李登輝時代與蔣家政權有截然的不同，誠如今年外交部所提參加聯合國提案的說明，中華民國的「政治哲學」和「政治方向」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在皇民化階級篡黨奪權，分離主義甚囂塵上之際，「捍衛中華民國」就是捍衛中國領土主權完整，「捍衛中華民國」就是捍衛八年抗戰的台灣光復不被掠奪，「捍衛中華民國」就是捍衛抗戰犧牲的三千五百萬兩岸軍民同胞的鮮血沒有白流。也只有「捍衛中華民國」，捍衛了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中華民國政府才能和中共對等的有尊嚴的談判，兩岸的中國人才有和平統一之一日。

聽說今年新黨立委初選，慶華的選情出現危機，一向敏於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李慶華，免不了疏於經營地方，初選選情出現危機是可以理解的。慶華是否能當選連任事小，但立法院失去了一個愛國的「捍衛戰士」事大，所以，我樂於把我所知道的李慶華向大家介紹，供大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