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政策對台灣的影響

主持人：郭承啟（中國統一聯盟文宣部長）
引言人：蔡瑋（政大國關中心副研究員）
　　　　楊開煌（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趙春山（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姜新立（中山大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主　辦：中國統一聯盟、海峽評論社

時　間：1998年7月11日

自去年10月底江澤民訪美到此次的柯林頓訪華可以視為中美關係的第二次正常化。中美高峰會反映出美國認知到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因之美國對中共的深入接觸以及廣泛交往的政策短期內不會有變。在體認到中國的成長無法阻擋的情況之下，美國將於未來消極參與並且支持中國的成長，同時美國業已體認到強大的中國對於亞太的和平未必構成威脅，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已然成為華府亞太政策的核心。

此次的高峰會雙方在實質有部分收穫，例如雙方對區域的安全、朝鮮問題、禁止大規模的殺傷性武器、亞洲金融風暴的討論等。另外，雙方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中共加入WTO，並未談出具體的結果，在人權問題的方面雖然雙方採取對話的態度，但至今也並無共識。在軍事合作方面，美國希望中共的軍事國防透明化，此為美國對中共非常重要的戰略構想，但中共仍有相當疑慮。許多相鄰的國家皆對於中美的友好關係持樂觀其成的態度，當然也有一些國家對於中美關係的改善有所顧忌，擔心對其國家的利益有所損害，如日本以及印度。

江柯會談對於兩岸關係所產生的影響，三不政策的意涵，各界有不同的闡釋，美國國務卿與白宮發言人雖然再三保證對於台灣利益不會有所損害，但事實上，三不政策等於再次否定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的國家的事實，對於中華民國過去所推動的實質外交造成打擊，當然對於主張台獨者無疑也是有所妨礙。

由長期的影響觀之，中共與美國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原先中美雙方對於此的解釋僅為不針對第三國以及不代表盟國的關係，此次的高峰會則進一步落實，雙方建立長期有效的溝通模式，進一步走向機制的建立。台灣方面較為關注中共與美國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事實上美國不只欲在戰略思維方面影響中國大陸，同時希望在戰術作為方面加以影響，美國希望將其對中共戰術上的影響擴充至中級軍官。由此觀之，中華民國對於美國的軍售問題已不只是質量上的問題，也應考慮當中國大陸軍隊戰力提高之時，台灣若與美國方面在軍事上的溝通管道無法保持暢通，則對台灣實質的防衛能力也會有所損害。台灣對此發展趨勢必須有所警惕。

在江柯會談之前，台灣方面的許多努力有相當具體的成效，例如在美國國會通過的許多法案，目前美國參議院並且通過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決議。但柯林頓走訪大陸為時勢上所必要，若柯林頓應國會之要求取消走訪大陸，則對於美國與中共的關係無疑為一大傷害。

李登輝把台灣帶到窘迫處境

由台灣的觀點出發，我們發現美國有不少的觀點符合中共的思考邏輯：第一，「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若處理不當則會造成相當嚴重的後果。」以台灣的立場而言，希望美國採取的態度為，「中國大陸對台灣的非理性以及不友善的行為，才是中國大陸與美國之間最具爆炸性以及最敏感的問題。」；第二，「美國現對中國的政策視為其亞太政策的核心」，若以台灣的立場而言，實應調整為「建立一沒有假想敵的多邊亞太安全體系才是美國亞太政策的核心。」，此種說法或較符合台灣本身的利益。

楊開煌：美國從90年代開始，對於中國的政策有三個較大的變化，以對於中國態度的不同認知作為政策的主軸。89民運之後為「圍堵中國論」，在此認知之下，西方認知，中共是邪惡的政權，不容於國際社會，大家必須給予孤立和懲罰，因此對於國際政治、經濟等均采封鎖的方式，但其後美國發現圍堵並沒有具體的效果，尤其在92年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中國大陸開始自我循環的體系運作，使得大陸經濟成長有了亮麗的表現。

因此，日本首先打破了西方的默契，隨之德法與中國展開較為密切的接觸，因之隨後美國的傳媒就提出「中國威脅論」，希望亞太地區國家對於中國的崛起要保持較為警覺的態度，一方面希望阻止大家和中共合作，減緩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另一方面，希望在冷戰體系瓦解之後，創造遠東國家對美國的依賴，為美軍繼續留駐亞洲，保障美方的利益做好理論準備的工作。適逢此時中共的亞洲政策為「立足亞洲，敦親睦鄰」，90年代以來對於邊境有糾紛的國家採取談判，助其解決領土問題，因之，「中國威脅論」在亞洲並無法明確感受出。

同時，美國的「中國威脅論」亦引起中國民族主義的反彈，中美對抗之情勢隱然形成。93年之後，美國對於「中國政策」多次做出辯論，至九五年柯林頓允許李登輝以私人身份赴美，引起台海緊張，中美對抗，幾乎造成武裝衝突。經此教訓，美國開始認真思考其中國政策，於是有「中國大國論」論點提出。在此情況之下，對美國而言，當然不是「圍堵」，而是如何交往的問題，這是一年內二次「江柯會談」的遠景。

在中共方面，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變亦不少，中共原為一革命政府，強調意識型態，但自鄧小平時代開始，中共的政權已由革命政權轉變為一技術官僚型態的政府，將其意識型態加以擴充解釋以便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目前的第三個階段開始，中共又逐漸轉變為一理性且自信的政權，可順應以及主導世界的變化，成為國際政、經秩序的領導以及締造者。而在台灣方面，這方面的認知遠遠不足，始終不承認中共對於世界的主導能力，迷信台灣的價值與美國相同，而忽略雙方利益的不同，將行政措施的改善以及美方國際戰略與中國政策的調整混為一談。李登輝總統以此錯誤的認知，作為其外交和大陸政策的基礎，卻口口聲聲說是為台灣如何、如何，台灣的處境豈不有窘迫萎縮之理呢？

美國「明的反獨，暗的反統」

至於江柯會談的中共收穫有三：第一，從領導人來看，江朱體制日益穩定，其魄力和能力均深受國際的肯定。自然有利於中共領導人與其他國家領導的交往互動。從政權而言，由於此次江柯記者會的三度直播，中共願意在人權和西藏問題上與美方對話，這使中共政權的民主努力成為大家所期待的發展，而使得交往論有較大的說服力。

第二，中國的大國地位得以確立，自從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成為世界強大的經濟體之一，加上中美三年簽訂了「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之後，雙方元首經過兩次互訪，建立了合作與發展的方向，中國的大國地位愈來愈得到穩固，特別是中國在亞洲金融風暴當中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對亞洲對世界的經濟貢獻，更是強化了中國的大國地位與責任，因此在江柯互訪之後，中國的大國地位已完全確立。在過去美國主動邀請中共參與世界各地的事務，包括波斯尼亞衝突的調停以及伊拉克生化武器儲存的檢查等，未來中國在國際的舞台上更將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對於國際事務的發言權也必然隨之大幅提升。

第三，「一個中國」的原則也因此大大確立，成為《美日安保條約》和中美「夥伴關係」中，不可或缺的架構之一。由於「一中」的原則確立，台灣的前途因而更加明確，統一從可能性的問題題轉變為時間性的問題。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美國的兩手策，「不支持台獨」並不表示「支持統一」，甚至可以大膽的假設美國是「明的反獨，暗的反統」，因之統一的前景並不如預期上的樂觀。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不支持台獨，並不表示我們反台獨的正確，美國反台獨著眼點在於美國本身的利益，而中國人反台獨，則基於中國人的利益，無論美國的立場為何，中國人反台獨的立場都應該堅定，如此一來，統一工作才能彰顯其追求，特別是包括台灣的中國人在內的全體中國人之和平和幸福的道德情懷。

趙春山：此次江柯會談有幾個值得加以討論的問題：第一點，要強調的是，中共是個擁有12億多人口崛起中的大國，而美國無論從軍事或各方面看都是後冷戰時期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兩個國家的交流以及來往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就如同以往美國和前蘇聯的關係那樣，美國對於現今大有潛力的中國，必然會加以重視。

第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有合作以及敵對兩種，而大多數是衝突中有合作，合作中有衝突，沒有永遠的合作，也沒有永遠的衝突。中美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因此無論兩國採取合作或衝突的態度，都不值得大驚小怪或誇大解釋。

第三，中共與美國是所謂的「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美國與中共的戰略關係，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在於增加合作面，減少衝突面；從短期的觀點來看，雙方不願為了台灣問題，而失去未來的發展前景，其中凸顯了96年台海危機對美國與中共的影響。

96年台海危機之時，雙方幾乎要引發戰爭，但在短短的一年之間，雙方又互示友好，其中的原因，在於雙方都在此次的危機之中得到了教訓。在中共方面，體認到美國是後冷戰時期軍事力量最強的國家，且美國會為眼前的利益不惜動用其軍事力量。在96年的台海危機美國加以干涉的原因，即不願亞太地區出現一未來可與美國相抗衡的軍事強權；而在美國方面，美國意識到中國民族主義，為了領土的主權與國家的尊嚴，亦會不惜一切動用武力，在雙方有此體認之下，始有合作的關係產生。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與美國之間不會為了台灣問題而起衝突，和平是發展的趨勢。

另外，台灣今後必須在對大陸政策以及外交方面尋求一平衡點，應對與大陸之間的關係加以重視，注重彼此之間的交往。

關鍵是美國如何看待中國國力的增長

同時，要強調的是，美國與中共之間的潛在矛盾是存在的，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這種潛在的矛盾與衝突會愈來愈大。國際政治如從權力與利益的觀點著眼，則雙方的矛盾癥結絕不在於台灣，而是在於中國經濟、國力等各方面的增長對美國具有的意義。

姜新立：柯林頓赴大陸訪問引起台灣民眾高度的關注，原因在於江柯會談涉及到台灣問題，台灣民眾從台灣的立場看問題固然無可厚非，但若僅由台灣的觀點分析問題則失之偏頗，應從較為廣大與長久的角度著眼。

後冷戰時期的超級強國美國與21世紀正在興起的大國中共，交往是必然的現象，此次柯林頓走訪大陸，主要在對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新秩序加以重新地整理。

若由亞太地區的安全著眼，身為世界的超級強國，美國必然認為必須對於區域的安全負起責任，《美日安保條約》的重新修正使亞太地區的情勢重新作了調整，台灣方面亦覺得安全方面多受了一層的保障。美國與日本加強《美日安保條約》為的是安定亞太局勢，由於美、日都是西方集團，它們擔心亞太局勢的不安全，其思考點是亞洲非民主集團所帶來的潛在威脅，尤其是中共乃為台灣海峽所造成的可能威脅，美日認為兩國應加強合作以確保亞太安全。由於日本所界定的「周邊地區」包括台灣海峽，台灣覺得在美日安保護傘下，因此樂見《美日安保條約》出現。

中（共）美這次加強「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也是在安定亞太局勢，但由於大陸與台灣不屬於同一個陣容，中（共）美關係愈加強，台灣的生存空間愈縮小，尤其是「新三不」公佈後，台灣感覺是美國在出賣台灣，甚至認為美國屈從中共的壓力，對台灣的安全保護不若從前。

美、日、中共的亞太秩序新三角是互動的，如果三個角都能產生合理的互動，則台灣會相對安全，如果美國、中共兩個角的互動大於美、日或中共、日本另外兩個角的互動，則台灣就在相對不穩定中。因此，我們希望美、日、中共三角能保持等邊距離，如此亞太局勢才會相對穩定，只要亞太局勢穩定，台灣局勢也會相對穩定。

關於此次的江柯會談所談論到的人權問題，中共也應作調整，無論是東西方的國家，民主與自由的道路都是共同的趨勢，而台灣50年來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累積了不少的經驗，柯林頓於會談中提到關於人權的問題，就是自由民主問題，事實上即為對於台灣生存的價值所做的間接的肯定。台灣在未來，也應繼續為民主與自由努力，才能對大陸有號召。以往台灣在國際上有政治力，經濟力與文化價值力，現今政治力漸小，台灣應就所擁有的經濟力以及文化價值力加以把握與發揮，作為往後與中共談判的籌碼。

政治對話：一個理性的思考點

江柯會談後，台海問題進入到一新的階段，政府當局應對於兩岸的問題作重新的思考，重新調整對大陸的政策。美國在兩岸關係中，建議雙方採取和解的態度，雙方彼此的和解也是未來必然的趨勢，政府當局應該早作準備。

在談判方面，有人認為與中共談判為不智之舉，事實上，上談判桌是一弱勢的政治實體在爭取時間空間與拉長戰線的一個很好的辦法，如今台灣在兩岸之中可以說是處於弱勢的地位，而以談判來爭取新台海關係的生存時間空間不失為一良好的辦法。長期且持續的溝通，有助於台海兩岸的和平，並且有助於台海問題的解決，並不急於短時間一時的討價還價，因此，政治對話或談判的方式可視為江柯會談後台海新局勢的一個理性的思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