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清算的後殖民台灣歷史

（一）李登輝和葉盛吉

李登輝20歲前後，正是日本皇民化運動的高潮期，因此他經驗了狂熱的法西斯主義「皇國少年」時期。「皇國少年」的經驗對青少年李登輝精神和思想的深刻烙印，在《台灣的主張》中表露無遺。

眾所周知，法西斯主義的哲學基礎，是源自尼采和柏格松唯心主義的唯意志論哲學。日本形式的法西斯主義也不例外：宣傳崇拜神道、注重對神道的祭拜，說「崇神祇、重祭祀，乃建國（諸神開國）以來一貫的皇國之大道」、是「國民生活之基調、國民道德之根柢」。在台灣，日本宣傳「敬虔朝禮，念皇室之榮尊」，來做為「教化島民之本」。周金波寫《志願兵》，就描寫皇國少年高進六排除知識份子的懷疑論，實行對日本神道「擊掌禮拜之儀」，使猥賤的台灣人得以上通「大和之心」。

台灣人知識份子葉盛吉是李登輝同時代的人。個性認真、執著、好學深思的葉盛吉，和李登輝一樣，在皇民化軍國主義宣傳中，曾經一度醉心於法西斯唯心論和唯意志論、甚至神秘主義。依據楊威理《葉盛吉傳》，葉盛吉苦心追求以「八紘一宇」為內涵的「日本精神」，力求能達到「感念國體」、「明鑒國體」的境界。他相信一種「宇宙之氣」；相信優越而超越肉眼的「心眼」，相信「以心眼接物，則凡自然、人事無不瞭然，莫不光明……了無阻礙」。而接「宇宙之氣」，養「心眼」之法，都為了證明神道日本的優勢，都為了打開一條法門，讓猥下的台灣臣民得以修練精進，成為清白無暇，忠勇無雙的「天皇之赤子」！

然而隨著時局的劇變，摯友的影響，葉盛吉逐步克服了「皇國少年」的唯心論和意志論，看破了當時日本法西斯的右傾反動哲學，從而重新發現了祖國中國。一九四五年葉盛吉從東京帝大醫學部轉回台灣大學醫學院，並且進一步參與了台灣省工委，揚棄了對「殖民地現代化」的迷信，以實踐選擇了經由反帝、反封建，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去探求被壓迫民族另類的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

李登輝在軍國主義日本統治下，談鈴木大拙的唯心論，自苦鍛練，掃廁所……其目的並不是鍛鍊個人的修為，而是欲以唯心論哲學，勞筋骨、苦心志，「練成」法西斯右派狂熱份子堅強不屈的意志。而如果只是李登輝的少年愚妄，倒也罷了。70多歲的李登輝居然回過頭來以「皇民奧吉桑」的資格向日本人提倡唯心論和意志論，宣傳掃廁所「練成」臣道的教義。今日日本60以上的右派固然會擊掌稱讚，年輕一代恐怕會因來自台灣的「皇民奧吉桑」的怪論，瞠目結舌了。

葉盛吉和李登輝是同時代人。兩人都是殖民地台灣經由殖民者日本調教出來的殖民地菁英知識份子。但兩人的思想、選擇、實踐則南轅北轍。殖民地菁英知識份子的這種分化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歷史中屢見不鮮。殖民者的現代教育，使受惠的部份殖民地菁英向日本殖民者的現代性張開了眼睛。於是有一部份人對殖民者發生艷羨、崇拜之心，從而進一步依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說殖民者的語言，依殖民者的語言閱讀和思考，讚揚殖民者「不論是人文或科技」、「均有相當不凡的成就」。在40年代，這一類知識份子力求在語言、生活、思想、行為上同化於日本。但同化的一端固然是對殖民者的崇拜和歸附，另一端則正是對自己民族、人民、社會和文化的鄙視、厭憎、疏離和斷絕。

但殖民地的現代教育，也使另一部份人在對「現代性」甦醒的同時，從被殖民者的遭遇和視角，看到了殖民者的現代性的悖理、殘酷和壓迫性，從而選擇了抵抗與批判，並以抵抗和批判尋求拯救祖國於危亡，振興我族，自力更生，與殖民主義斷裂，走自己選擇的發展道路，追求被壓迫者解放與發展的「另類的現代性」。1950年代初，仆死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刑場的留學日本東京帝大、京都帝大、早稻田、應慶等大學或學院的台灣殖民地菁英不知凡幾。他們選擇了同李登輝完全不同的道路，在組織和實踐生活中，把自己畢生只能花開一度的青春，獻上了殖民地解放和祖國追尋另類現代性的祭壇。兩相參照，把日本帝國主義現代性講得眉飛色舞的李登輝的歷史和思想性質，暴露無遺了。

（二）大卸七塊論的背後

據說，李登輝要把中國大卸七塊，文長不過40字。論者以為可以略而不論。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從來沒有比現在更能獨立自主，擁有自己不可侮的防衛性國防。中國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也正在前所未有地將中國全境向一個統一、廣闊的市場組織和發展，而民族市場工業化的擴大和統一，正是現代民族國家登台的社會經濟條件。不必提中國文化、歷史和思想中獨有的「大一統」主義怎樣長久維繫了一個統一的封建國家，今日妄想肢解中國的任何論說之幼稚譫妄， 確應加以抹殺而不論。

但人們注意到李登輝選擇向日本右派學者極力推荐三年前由王文山（王世榕）寫的《和平七雄》，稱這本書是「很有趣的一本書」。李登輝認同甚至受影響於《和平七雄》，特別在讀過《和平七雄》後，十分明顯。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中40個字左右的「七塊論」的背後，其實是一種瘋狂的對中國、中國民族、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鄙視、憎惡、歧視和仇恨。

王著《和平七雄》是一本更不值得理會的反華譫語。但它作為「中華民國總統」的中國七塊論的思想參照系統時，才值得注意。因為它透露了李登輝滿腦子對中國深刻歧視、偏見和厭憎。

《和平七雄》最突出的思想感情，是對於中國、中國歷史、中國人的毫不隱諱的種族主義的（racist）醜詆和偏見。

王世榕說，中國患在「五病三孔」，貧、病、愚、癡、貪「五病」，和錢孔、色孔、食孔等「三孔」。中國人邪惡、可怕而神秘，卻手上握有核武器。中國人的素質低下，人囗眾多，中國社會瀕於大崩潰，中國經濟有所發展說是假的。中國落後、專制、沒有法律人格、政黨民主的觀念，中國掠奪性的政府，和義和團式的、褊狹的民族主義十分危險。中國長此以往，必然是絕望的、沒有前途的，所以應該支解成七個獨立的國家－－－邦聯、聯邦都不行！

這不只是對中國、中國人民放膽的醜化，而是對中國最無忌憚的惡魔化（demonization）。隨著中國經濟的快步發展，隨著中國向大國化邁進，帝國主義及其僕役們在近年中大造反華輿論，大放黃禍論和中國威脅論。而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的種族偏見，就成了一切反華反動言論與偏見的基礎。

這兩年來，美國重要的、巨大的傳媒產業，正在變本加厲地大造反華輿論。他們宣傳中國是核武裝的狂人，是世界和中國鄰近國家的威脅。中國是邪惡的商人，向美國社會賣勞改營製造的商品，販賣死刑囚的器官給美國器官移植市場。中國專制獨裁，不斷破壞人權，是惡名昭彰的警察國家。中國是竊賊，專偷美國的智慧財產，最近發現中國竊取美國的核武機密……

日本右派的反華風潮，於今尤烈。月銷40、50萬份的月刊Sapio今年3月號封面特集就叫《一個名為中國的災厄》，收有《從中國擴大領土的歷史探知中國對領土的野心》；《如果西藏是中國的領土，加拿大就是印度的領土》、《中國壓制少數民族語言、宗教、文化的實態》、《中國踐踏西藏一國兩制的伎倆》、《傾聽西藏人民的怒聲》、 《雖是高科技開發中國家卻足以威脅鄰國的人民解放軍實力》、《徹底論破笠原論文〈日本軍在南京虐殺20萬人〉》………等文章，封面用了大陸某革命舞劇三個人民解放軍劈腿跳躍敬禮的照片，來象徵中國的軍事化。

中國壓制民主人權，中國壓迫少數民族，邪惡危險的中國有領土擴張的野心，中國太大所以危險……這種暴論，在日本右派大眾刊物如Sapio、《文藝春秋》、《諸君》（李登輝愛讀的日本雜誌之一）等，幾乎無時無之。

在美日反華大氣候下，帝國主義代理人台獨派也肆無忌憚地表現了對於中國的仇視與鄙視。1949年，台獨鼻祖廖文毅，向美國國務院上了一份手寫稿《台灣發言》（Formosa Speaks，用辭語意，與李登輝《台灣的主張》何其近似乃爾！ ） ，其中就表達出強烈的反華思想。廖文毅說，因為日本人帶給台灣以現代工業，美國為台灣帶來基督教文化，使台灣人文明開化，有別於落後低下的中國人－－中國人「不講效率」、「懶惰」、「無責任心」、「監守自盜」、「賄賂公行」、「詐欺」、「崇拜金錢」……台獨「學者」黃文雄寫《中國的沒落》在台灣刊行，無非是說中國人口太多，生態環境崩潰，地大物博論的虛構，四化政策必然失敗，社會封閉停滯，中國文明宿命性的沒落，注定要被西方文明解體與吞沒……對照地看，王世榕很有抄襲黃文雄的嫌疑。

20年來，中國人民艱苦的發展，正在強大而雄辯地批駁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及其走狗的反華言論。眼看著大國化中國以橫眉冷目崛起，反華暴論瀕於破產，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反華叫囂就愈益尖銳。

而李登輝七塊論的背後，其實就是他對中國、中國歷史、中國社會、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假洋鬼子式的憎恨與種族主義反動偏見。

然則，李登輝畢竟不是希特勒、不是墨索里尼，更不是東條英機。他只不過是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在東亞戰略中的一塊息肉，一支短小醜陋的尾巴。他的得意忘形的發言，終究只是三流鬧劇中的一行拙劣的台詞罷了。

（三）日本右翼反動派的應聲蟲

戰後以來，日本的舊法西斯、右翼和保守派的思想言論，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首先是恢復日本的光榮論。他們認為日本是「日出之國」，有民族上、文化上、現代科技上的優等性，有充份地形成偉大民族、偉大國家、領導世界的潛力。可惜的是，戰敗後，日本喪失了淬礪奮發、堅忍不拔的「日本精神」，不重日本的優秀傳統， 喪失自信心，因此應該喚起優秀意識，恢復國粹，惕勵自強。

第二，日本雖然在明治維新中摒鄙亞洲，力爭入於西歐，但當自己也學著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後，有與英美拮抗的意識。太平洋戰爭的囗號，是擊滅「鬼畜英美」。敗戰以後，先受美國代表的盟軍總部軍管，神國日本殘破，貧困凋敝，成人行乞，小孩圍著美國大兵要囗香糖，國家以華族婦女取悅美國佔領當局，換得天皇「國體」的存續。此外，戰後歷屆政府，莫不在外交、政治、軍事上扈從美國，在國際上永遠是經濟大國，政治侏儒，對美國卑躬屈膝，不敢說「不」。日本右派對此引為大恨。

第三，日本發動的15年戰爭（1931-1945）是正義之戰，解放之戰。日本的戰爭，是為了把白人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趕出亞洲，解放廣闊亞洲的殖民地。由於日本的戰爭、占領、殖民政策留下的現代化開發和遺產，今日亞洲新舊小龍得以發達於戰後，歸根究柢，是日本占領殖民，使東亞各民族從白人殖民桎梏解放的結果。日本發動的戰爭，既是正義之戰、解放之戰，當然沒有什麼「戰爭責任」，不必為戰爭感到內疚，向人家賠禮道歉。

第四，在侵華戰爭中，日本打的是野蠻凶惡的「支那」，所以囗號是「膺懲暴支」，在列強瓜分中國的時代，日本將台灣殖民地化，把福建等地劃為勢力範圍；在侵華戰爭中，併兼僞滿、扶植南京汪偽政權、窺伺蒙古、占領香港。日本對中國肆意侮辱和侵凌的歷史，使日本對新中國的自立自強，特別是新中國在20世紀末葉的崛起，懷抱著深切的嫉恨、忿怒和恐懼。日本右派乃不憚於宣傳中國之大而危險，中國大漢族民族主義之可憎，共產主義中國對世界、對日本的巨大威脅。為了阻止威脅之來，應該提攜台灣，為反共反華馬前小卒。

李登輝苦口婆心告誡今日日本「已經迷失了方向」，提醒日本:日本在「東亞地區最早與歐西列強並駕齊驅」……但現在日本總是顯得軟弱和「沒有自信」，失去了「鬥志」、「墨守成規」。他要日本必不可「妄自菲薄」，老是「強調自己的弱點」。要知道和相信日本文化「精深」、經濟上「最富有」，日本企業力量大而優秀，日本人才濟濟。日本在文化、人文上比美國更有深度，成就非凡。為今之計，日本人應該重新重視唯心論、神秘主義的「精神鍛鍊」，以超越「能力」和「利害」的極限，要日本人打坐冥想，掃大街、清廁所以錘鍊意志力！李登輝的這些言論，全是日本右派的陳詞，是右翼日本意識型態的翻版。

李登輝煽動日本法西斯對美國的反感。他說美國何物哉？美國靠全世界對美元的信賴，背著大債，過富豪的生活。日本在文化上、人文上遠比美國更有深度，成就非凡。日本應該冷靜地看清美國，不必去怕美國。

李登輝全面肯定日本歷史上的戰爭政策和殖民地政策。他以極大的篇幅現身說法，說明他個人如何受益於日本殖民地菁英教育，至今受益不淺，受用無窮。他以殖民地爪牙台灣人刑警和日本殖民地「國體教育」的尖兵師範生為「菁英」，他說日本是台灣現代化的啟蒙者。

李登輝口沫橫飛，真情實意地歌頌日本對台殖民如何造就了他，就是向日本右派說明日本殖民體制是好的，促進殖民地現代化的懇切的證言。日本人不必為了曾經殖民台灣而耿耿於懷，不必對日本戰爭歷史和殖民歷史表現得太「敏感」和「困惑」。日本不必老是向中國為侵略戰爭賠禮道歉。李登輝的這些言論使日本反動派喜上眉梢，擊掌吶喊:「看！殖民地台灣菁英對日本殖民體制的高度評價，證實日本的戰爭、殖民政策是美好而正當的！

李登輝批評日本「太過謙遜」，深怕得罪中共。他說日本在東亞、在東南亞實力雄厚，應該和美國聯合起來爭取東方的霸業，否則中共就會取而代之，削弱美日在遠東的利益！日本不要對中國老是矮半截，應該掌握大陸情勢的基礎上，「理直氣壯地」對中國提出交涉。中國老向日本提「歷史認識」的問題，不是因為中國人對歷史正義有所堅持，而是藉以向日本敲詐，要借錢，要援助，要日本人的投資，所以日本人不要上當！

李登輝這種親日言動，深獲日本右派的歡心。在Sapio寫《一個名為中國的災厄》作者落合信彥就說:「……作為親日政治家的李登輝，在世界上是一個至為寶貴的存在（真正從內心深處傾慕日本的領導人，在世上還有誰人？）。他生長於日本殖民地，應該受過苛酷的體驗，卻對日本一貫表現了善意和理解。」李登輝這些媚日、反動的漢奸言論，其實不是他的獨創的「灼見」。長年熟讀、耽讀日本右派雜誌報刊，如《諸君》、《文藝春秋》、sapio，被日本右派學界如中嶋嶺雄和HPH研究所左右包圍的李登輝，只不過學舌而已。

然而，前殖民地「協力菁英」（collaborating elite）對日本戰爭政策、殖民歷史高昂的頌歌，變成了日本反動右派的應聲蟲和迴音，做為一種偽證，為日本帝國主義正當論、合法論和有理論添了註腳，提供了依據。台灣皇民一代，不只在日統下為天皇效忠，甚至在戰後的台灣，猶為日本的戰爭∕殖民體制效力。悲夫！◆